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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教育學研究者的多元意識-教育學研究方法論探討之一
論文摘要：教育學研究者不能妄自把自己所理解的“一種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因而教育學研究者一定要有可能性域、可能世界的理念背景，要有自己的教育理想，并去實現更豐富的可能性域與可能世界——通過價值、真理與方法的多元共生
論文關鍵詞：教育學研究者；多元；可能性；教育理想；描述
教育學研究到底做出了什么貢獻?教育學研究應該做些什么?能夠做些什么?又應該怎么去做?自覺的教育學研究者(從目前的現狀來看，似乎誰都可以弄一弄關于教育的文章，我們稱這些“業余愛好者”為“教育研究者”，而不是“教育學研究者”。教育學研究者應是有明確的教育學學科意識，是把教育學研究當成自己生命一部分的研究者，這即是我們用“教育學研究者”的緣故。)總會這樣反思自己的研究。誠然，我們可以說教育學研究提供了教育思想，倡導了先進的教育理念，但我們決不應就此打住。遺憾的是，我們似乎以為任務已經完成，至于能不能實現，好像已不在考慮之列。但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更深層的問題：我們所倡導的教育理念，究竟對教育實踐是否起了作用，有沒有讓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真正理解與接受，并把這些外在的口號或標語變成他們實際的教育行為?美妙的教育思想在云端召喚，而教育實踐則雙腳站立于堅實的大地上自力更生。
教育學研究要取得新的進展，似乎要突圍，要突研究視角的圍，要突研究范式的圍，要突分析框架的圍，要突主流話語所隱含的權力之圍……，而種種突圍的成功，系依于或體現于另一種突圍：教育學研究者自身的突圍，武器即是方法論革新，表現方式即為研究者意識的形成。“表面看來，……方法論研究似乎離開解決具體的教育理論或實踐問題很遠，看不見，摸不著，有些玄乎……”。是的，這只是表面上，而實際上，方法論離我們很近，不，它與我們根本就是一體的，它就在我們的意識中，就是我們的研究意識，“是自覺的思想的活動”。本文著力于探討教育學研究者的多元意識。
一、“一種”“可能”與“惟一可能”
面對生動豐富的教育現象，從個人的歷史“成見”出發所做的教育學研究，都只能說是對這種現象的“一種”解釋或描述。我們必須尊重其他人的“成見”與“視域”，他們所做的研究與我們自己的樣，也只是對教育現象的“一種”理解。在你看來不可理喻的解釋或許能引起別人發自內心的深刻的認同。
因而，我們做教育學研究，首先就應樹立一種描述的信念。胡塞爾聲稱“我不想教誨，只想引導，只想表明和描述我所看到的東西。”有很多人把胡塞爾整個的研究稱作為一種方法(實際上更應被理解為一種方法論)，“現象學的基本方法是描述方法”，但我們寧愿稱它為一種信念，一種描述的信念。這種描述即始終是主體對客體的主觀描述，是一種主體間的關系的呈現。因而，我們做研究，都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感受或心得，都只是一孔之見，每一個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不必使自己去從屬于或臣服于別人的意見，但我們可以也應該相互欣賞。
這不僅僅是一種謙虛、寬容、兼容的學術心態，也是對事實的尊重——問題永遠以不同的方式呈現。誰也沒有資格說自己的研究是最有效、最有意義的教育研究。有多少人引用你的研究成果，有多少人認同你的研究，這才是對你學術生命的裁決，而不是靠自己的宣言與承諾。
應該承認，每個人的教育研究都只是“一種”“可能”的理解，也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真正的學術繁榮。誠然，學術上的爭論或論戰是難免的，也是有益的，但我們一定要站在同一問題上、同一層面上去展開討論與對話，是就事論事。否則，學術界盡管熱鬧紛呈，但在旁人眼中，也只不過是浮躁的學術界的一個典型案例而已。
迄今為止，有許多理論家實際上就沒有持這樣一種學術心態，他們把自己的“一種”“可能”看成是“惟一可能”，從而形成了科學主義式的獨斷。
也許他們是為了“真理”，但他們對真理的理解卻是錯誤的。哈貝馬斯曾深刻地指出，這種狀況的出現，正是在于：我們不再把科學理解成可能的知識的一種形態，而是將知識等同于科學。
教育學研究中若出現這種情況，則是對充盈著生命的學科中生命的漠視，也是教育學研究者自身的悲哀。也許，世界上本來就沒有最好的教育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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