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新樂府詩語言的文化批判功能

時間：2024-07-24 13:51:36 論文范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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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新樂府詩語言的文化批判功能

論文關t詞：杜甫新樂府詩語言文化批判功能

論文摘要：杜甫新樂府詩的文化批判功能除依賴于對詩歌整體思想內容的理解外，還表現在杜甫有意識地借助語言本身的力量去實現這種功能。如對較敏感的事物進行表述時采用能指與所指差異較大的詞語，大量運用非陳述句式，使用具有批判力量的修辭格等。

唐代是中國古代歷史上一個思想比較開放的時代，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詩的極度繁榮。但即使是在這樣一個時代里，文化霸權仍然存在，詩人們仍不能毫無忌憚地寫作。尤其是安史之亂前后，社會動蕩到了極點，文化霸權也由隱而顯，杜甫因房館事而受冷落并最終被逐出朝廷便是文化霸權的結果。這個時期，許多詩人因懾于這種霸權而紛紛放下手中的筆。作為一個敏感而又愛國的詩人，杜甫不可能面對國家的危機而無動于衷，他要通過自己手中的筆去揭露黑暗的社會，因此他以更大的熱情投人到寫作中，最能代表杜詩現實主義風格的新樂府詩大多寫于此時。但杜甫畢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游離于那個社會之外，因此他也要受到文化霸權的制約，對當朝統治者進行評判和指責時也要有所顧忌。但讀者從杜甫的新樂府詩中可以很明確地感受到文化批判力量的存在，這種力量一方面依賴于詩歌作為一個整體，必然會表現出一定的思想傾向;另一方面，也是人們所普遍忽略的一點，就是杜甫有意識地借助語言本身的力量去實現文化批判的功能。

能指和所指是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所提出來的兩個概念，分別代表概念和音響形象，此處借用這兩個概念并把能指界定為語詞所代表的概念本身的意義，把所指界定為語詞在具體語境中的實際意義。能指與所指之間可以是統一的，但也可以是有所差異的。杜甫新樂府詩中對一些比較敏感的事物的表述便體現了有所差異的一面。表面的能指是為了回避潛在的危險，是對文化場權的妥協，而真正的所指是對當時社會的揭搏與批判，是對文化貓權的顛彼。

第一，人稱

能指:第三人稱，泛指葉所指:第一人稱，特指。如: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兵車行))例中的能指與所指之間仍是由人到人的關系，只是人稱和指稱范圍有變化，“道旁過者”、語詞的能指是第三人稱，是泛指，而其所指均應是“作者自謂”，是第一人稱，是特指。相對而言，其所指的第一人稱、特指比較敏感，潛在的危險性更大，而換用能指的第三人稱、泛指有利于淡化矛盾，回避危險，對意義的表達也不會產生影響。

能指:客觀事物或他人一所指:特定的人。如:

(1)楊花雪落覆白旅，青鳥飛去銜紅巾。

(《麗人行》)

(2)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

((哀江頭》)

(3)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

(4)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兵車行》)

例(1)“楊花”和“白旅”的能指為兩種植物，所指分別為楊國忠和貌國夫人;例(2)“明眸皓齒”能指為人身體的兩部分，所指為楊貴妃;例(3)“仆射”，《杜詩詳注》的解釋為:“子儀時已進中書令，而仍稱其舊官，蓋功著于仆射，而御士卒寬，就其易曉者以安之也”川。此說一經產生，其后諸家注釋均依此說。但筆者認為此說值得商榷，“仆射”的能指為一種官職名，所指為郭子儀，能指用“仆射”而不用“中書令”是全詩用語特點的必然結果。《新安吏》一詩的寫作內容是比較敏感的，因此對一些較敏感的人與物，如“客行新安道”的“客”和“新安”，詩人都采用能指與所指之間差異較大的詞語，對郭子儀這樣一個安史之亂時期的敏感人物，詩人稱其舊官，主要是為了回避潛在的危險，而不是“就其易曉者以安之”。例(4)“武皇”的能指為漢武帝，所指為唐玄宗，武帝喜開邊，唐玄宗亦好開邊，當時不便直斥，故比之武帝。

第二，地名。

能指:舊稱或泛稱一所指:今地、特稱。如:

(1)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新安吏))

(2)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新安吏))

(3)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

((冬狩行))

(4)回略大荒來，蜻函蓋虛爾。(《塞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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