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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析中國傳統社會誠信缺失的倫理學思考
論文關鍵詞:誠信 名教 道德理想主義
論文摘要:中國社會誠信缺失并非今日始有，而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文化根源。首先日益內在超越的儒家倫理思想，專注于不僅是倫理學意義，而且是本體論意義的“誠”，忽視了作為外在行為準則的“信”，其次，名教在統治者操縱下名與實不符，而名與利相符;最后，儒家道德理想主義對道德人格的要求與人的現實層面和社會道德現實構成巨大反差，滋生大量虛偽欺
誠信問題日益突出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并成為學界探討的熱點問題。其實，誠信問題并非今日始有，誠信的缺失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只是由于當代中國社會快速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人們的社會交往日趨頻繁，誠信問題才日益凸顯。因此從中國倫理思想史的角度，追溯中國社會誠信缺失的思想、社會根源對當代中國建立誠信社會應該是富有啟發的。
一、日益內在超越的儒家倫理/思想，專注于不僅是倫理學意義，而且是本體論意義的“誠”，忽視了作為外在行為準則的“信”
春秋之際，周文疲弊，禮壞樂崩，“信”問題日益突出。迄至戰國，終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也從《論語》對“信”的呼喊日趨轉向《孟子》、《中庸》對“誠”的宣揚并使“誠”本體化、內在化。宋明理學把這一趨向推向極致。因而儒家倫理思想的理論旨趣在具有超越性、先驗性、內在自主性的“誠”，而不是具有外在行為標準特征的“信”。
春秋之際，周禮失去了原有的規范社會生產生活、維系社會生存運轉、協調約束社會成員行為的習慣法作用。社會信任系統也日趨失范無序。“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殺君者有之，子獄其父者有之。因此，孔子一方面極力維護周禮，另一方面大力呼喊“信”。但是要求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統治者恢復周禮所要求的信與禮顯然是不現實的。既然統治者不能恢復周禮，孔子就把挽救社會信任的希望寄之于個體人格的建立。所謂“為仁由己，豈由人乎哉”。川因此孔子把“信’，作為仁的具體內容之一，當作教育學生的基本內容之一，川進把信當作為人的根本。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但是孔子的呼喊畢竟太微弱了，始于春秋時代的禮壞樂崩局面到了戰國終于不可收拾，“尊禮重信”也到了曲終和寡的時候了。顧炎武在《日知錄》里說:“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實際上隨著社會信任系統的全面崩潰，儒家從孟子開始就更強調具有內省超越特征的“誠”來作為“信”的內在根據。“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以“誠”診釋天道，以“思誠”診釋人道。“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指明誠是反身向內，莫向外求。經過主體內在心性修養，經過自我反思便能達到與天道合一。李澤厚先生認為這是“一條內向歸宿路線”。余英時先生也指出“戰國晚期講修身的人愈轉愈內向，《大學》所言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即是這一內向發展的高峰。不但儒家如此，其它學派的修養論也有同樣的傾向”。由于作為外在行為標準的“信”得不到保障，逼使正直之士走反身而誠的內傾道路。
到了宋明理學，“誠”的本體論特征更加突顯，更普遍、更超越，同時也更內在。朱熹《中庸章句》第20章言:“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誠是真實無妄之理，同時也是真實無妄之心，心理合一。《朱子語類》卷六言:“誠乃通天人而言，信則人所為之實”。從天人合一的最高道德境界言誠，從人的行為的真實不虛言信，可見信更實際更具體也更外在。到了陽明則更是用心本體論把“誠”的本體性、自主性推向極致。“誠是心之本體”。“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不但堅持了誠真實無妄的基本涵義，而且把誠作為價值理論的最高原則。“是善者心之本體”。誠是至善的心之本體，也就是良知。但這良知、這誠只是主體內心的體驗感悟并沒有客觀標準與外在約束。可能導致各人的自言其誠，各人自致其良知。正如唐君毅所言:“然此王學之致良知之論，更有可為人所假借者，則要在此致良知之論，乃教人自見其是非而自是是非非。于是我自己之是非，可為他人所不得而是非;而我又可自本其是非，以是非天下人，以為此皆所有自致吾良知之是。”在陽明，誠、良知、心是在同一意義上使用的。都是主體內在的體驗感悟，而非具體可感的外在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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