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析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建構及其限度

論析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建構及其限度

　　[論文關鍵詞]理論建構；理論限度；解構主義；建構主義

　　[論文摘要]巴里·巴恩斯經過對科學知識的去特殊化、去客觀化、去理性決定論等三個步驟的分析，消解了科學至上主義的神話，在理論上確定了社會學家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可能性，確立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發展的前提基礎。以解構主義手段達致建構主義目的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一大理論特色，但也正是這一特色構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發展過程中無法超越的理論限度，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解構主義與建構主義的長期共存；作為建構主義基礎的解構主義的局限性；立基于解構主義之上的建構主義的局限性。

知識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之一是旨在說明專門的思想和知識體系如何受作者所在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但是，根據傳統，科學知識是被排除在社會學分析之外的，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日益發現對科學進行社會學解釋的必要性，知識社會學家所堅持的科學是一特例的認識論假設才被逐漸瓦解，社會學家才第一次試圖發展真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SSK)。 20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知識社會學首先在英國出現并逐漸向其他國家傳播，并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其受到高度贊揚的同時也招致了瘋狂的批判。贊揚者認為這是一場創造性的革命，它所要挑戰的是科學知識的客觀真理地位;批判者則對它表示了極大的不滿，認為它所持的不過是一種相對主義的觀點，是對科學的貶低和對理性的威脅。本文通過閱讀科學知識社會學早期代表巴里·巴恩斯的《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試圖追根溯源地回到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建構之初，探索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建構過程以及與這一建構過程直接相伴生的理論限度問題，以求回答科學知識社會學之所以遭遇截然不同的兩種境遇的根源所在。本文主要從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建構及其理論限度兩部分進行論述。

一、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建構

根據學科本身內在邏輯性的要求，對科學知識能否進行社會學分析的問題作出社會學家自己的回答，是確立科學知識社會學理論地位的首要工作。作為科學知識社會學早期代表的巴里·巴恩斯所肩負的就是這一重要使命，他在早期著作《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中，主要展現的就是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理論建構過程，更為準確的說，應該是確立社會學家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之可能性的基礎條件。

(一)科學知識的去特殊化。科學知識具有特殊地位是知識社會學把科學知識排除在社會學分析之外的主要理由，為了能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消解科學知識的特殊地位是科學知識社會學全部建構工作的首要基礎。

科學具有特殊地位源于人類尋求確定性的需要。怎樣應對不確定性可能是人類所面臨的最古老的社會問題之一，為減少不確定性所造成的社會不穩定和危險，人類求助于確定性的載體，最初求助于巫術、神靈、權威，而后求助于科學，到19世紀時科學已經牢固確立了它的真理之源的特殊地位。之后，無論是人們的常識觀念還是學者的學術理論，都把自然的信念區分為真實的和虛假的，科學自然屬于真實的信念之列。面對這種局面，巴恩斯首先要做的就是顛覆科學是真實信念的地位。

科學信念被認為是真實的信念，其原因在于它們是客觀實在的真實反映，它們是被“表征為是那些在經驗歸納基礎上持有的信念”。科學信念的客觀性基礎及其經驗歸納的來源決定了它的真實性。暫時拋開科學信念的客觀性基礎不論，巴恩斯主要從其知識來源這一點進行論證，通過駁斥理性決定理論選擇的觀點，通過證明不存在獨立的觀察術語的觀點等一系列工作，最后得出結論:“那些構成我們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識的信念，是從理論而非完全從是從經驗產物中推導出來的。理論是被置于實在之上而不是從實在中推導出來的。既然科學信念是從理論中產生的，而不是從經驗中產生的，那么立基于經驗歸納基礎上的客觀真實性也就不存在了，從而可以說，科學知識在“真實性”問題上不再具有特殊地位。

除了“真實性”這一標準之外，在理論上還存在著試圖將科學知識特殊化的“合理性”的標準。歸納主義、證偽主義的某些觀點就是這一標準的代表。針對這一標準，巴恩斯通過阿贊德人神諭的例子，推翻了與經驗相符、一致性、合邏輯性、有效性等似合理性標準;通過列舉盧克斯所主張的真理標準、邏輯規則標準的觀點，質疑了普遍的合理性標準的存在問題，最后得出結論:“我們沒有任何合理性標準可以用來普遍地對人類的理性活動加以約束，并且可以把現有的信念體系或它們的組成部分分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那些允諾能做出這種區分的標準，結果很難證實約定以外的任何東西。

綜合上述兩方面的觀點，巴恩斯“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科學在社會學理論中不應具有特殊的地位，不應再用他的信念來為意識形態或原始思維的研究提供參照標準”。

(二)科學知識的去客觀化。經過對科學知識的去特殊化論證，巴恩斯突破了妨礙其對科學知識進行社會學分析的第一道障礙，但到此為止是遠遠不夠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不再成為科學特殊化的標準既不代表著科學就一定不再具有特殊地位，也不代表社會學家馬上就可以對其進行社會學分析。為了完成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建構任務，巴恩斯還必須完成隨之而來的第二步任務，即科學知識的去客觀化證明，也就是科學知識的可建構性證明。

在許多人眼中，科學知識是對客觀實在的描述，是客觀的知識。知識社會學家把科學知識排除在社會學分析之外，其原因就在于他們認為科學知識是客觀的，是對真實、客觀的自然界的真實反映，知識內容并不受到社會因素的影響。例如，曼海姆認為，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要嚴格區分，科學知識不屬于社會學的分析范圍之內，因為科學知識是通過逐步獲得有關穩定的自然界的普遍有效的結論而進步的;而處于分析范圍之內的文化產物的概念化和理解卻必然包含著解釋參與者的意義，這種意義不能夠像外在世界的對象那樣被直接觀察，它們的獲得必須借助于參與和移情理解。曼海姆的這一論述既可以看作是區分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標準，也可以看作是確立能進行社會學分析的知識類型的標準。根據這一標準，社會學家如果想把科學知識納人社會學的分析對象，那么他就必須完成科學知識的去客觀化過程，即證明科學知識的可建構性。

關于科學知識的可建構性，巴恩斯認為“很容易證明，我們非常相信應具有客觀知識地位的那些一般性信念—科學信念，本質上完全是理論性的”，而“理論是人們創造出來的一種隱喻，創造它的目的，就是要根據我們熟悉的、已得到完善處理的現有文化，或者根據新構造的、我們現有的文化資源能使我們領會和把握的陳述或模型，來理解新的、令人困惑的或反常的現象”。“說明思想的隱喻本質，就是說明文化對思想特質的約束。”為進一步證明這一點，巴恩斯又引用了斯特勞斯的神話創造者的比喻—神話創造者被比作為修補匠，原始理性用零零星星的文化要素構造了神話，并認為神話創造者的形象適合于科學家，即科學家也是通過一種新的方式安排文化要素，來完成新的任務。科學家的這種新的方式就是“從他可獲得的資源的保留部分中進行選擇，就象原始人從他的文化中選擇零零星星的東西創造神話一樣”。既然是選擇就必然離不開選擇者的參與和解釋，就必然無法擺脫選擇的主觀性，經由這種選擇而得來的科學知識也必將脫離客觀化的本質，并進而形成了可建構性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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