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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釵記》和《威尼斯商人》中的女性形象-試論女性主義文學批
論文摘要:湯顯祖和莎士比亞在《紫釵記》和《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一系列反封建傳統的新女性形象，從人性和人的價值角度探尋女性的處境和命運，為女性提出了作為“人”的生命欲求，呼喚人性的解放。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女性觀是他們人文關懷的最偉大、最集中的體現。
論文關鍵詞:《紫釵記》;《威尼斯商人》;女性
湯顯祖和莎士比亞是東西方戲劇史上同時代出現的兩位偉人。在16世紀，東西方從經濟到政治、哲學、思想和文學等各個領域都同時經歷著劃時代的反封建思想啟蒙和文藝復興。這兩位戲劇家似乎在東西方遙相呼應。湯顯祖倡導主“情”思想，提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生而有情”，肯定“善情”，即人的正常感情和物質需要;批判“惡情”，即壓抑人性的種種私情私欲，與“存天理，滅人欲”的封建理學針鋒相對，控訴理學對人性的壓抑。莎士比亞則標舉人文主義，高舉“人性”、“人欲”的旗幟，認為人生而平等，肯定人的情感、意志、價值和個性的生命欲求，反對封建思想對人的束縛。在人文關懷的大主題上，兩位戲劇家是如此地不謀而合。
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人文思想所體現的共同點在于他們的作品，尤其是愛情婚姻題材的作品對女性問題的反映、關注和思考。他們深刻地體察到女性處于封建制度受壓抑的最底層。兩者都從女性的題材中找到了反封建斗爭的最好突破口。他們塑造出一系列有自我意識的女性形象，使之集中代表“情”與“理”、人文主義與“理學”的矛盾沖突。雖然他們的作品不以女性解放為主導目標，但作品中都流露出女性意識的萌動和對平等的兩性關系的呼喚。正是基于此，這兩位偉大的戲劇家的作品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反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則為分析比較他們的作品提供了有效的新視角。
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從女性視角出發，通過解構顛覆文化中的父權意識，同時致力于建構新型的女性文化和兩性關系。解構的方式揭示并質疑女性主體被父權制異化的真相，指出女性是父權社會中被物化的客體，喪失了決定自我命運的權力，淪為男性欲望和審美的對象。處于主體地位的男性將自己的要求強加于女性身上，因而女性只能是沉默的、失語的，沒有自己的聲音。女性始終處于邊緣地位，以男性為中心。“重要的決定，重要的職責及重要的行動都靠男人。婦女生活在這個世界的邊緣……以不是直接的方式和這個世界接觸。此外，父權社會還對兩性的性別角色做出規范，刻意強調兩性差異，規定所謂的“男性氣質”(包括堅定的信念，勇氣，力量，理性，攻擊性，獨立性，競爭力和智慧等)和“女性氣質”(包括軟弱，溫順，依賴和被動性等)。女性若要被社會容納和認可，就必須按照父權的意識規范，壓抑、扭曲和重塑天性，自覺融入男性權力話語系統和父權意識形態。就如西蒙·波伏娃指出的那樣:“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
總之，在父權社會中，女性是“第二性”，是男性的“他者”，是可以被任意命名的“空洞能指”。在解構與顛覆的同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強調建構與創造。這首先包括對女性意識的建構，即女性作為主體能自覺意識到自身的特點、地位、作用和價值，并能以獨特的方式參與對自身命運的改造，肯定和實踐自己的需要和價值。其次是對女性間情誼的建構。
指出女性保持彼此間深厚的感情聯系能促使女性從邊緣走向中心、反對父權中心文化。而建構“雙性文化”是女性主義的最終走向和目標。西蘇等女性主義學者主張承認兩性有著共同的人性體驗，同時存在著兩性生物結構的差異和由此導致的生理，心理與經歷的差異。
本文選取《紫釵記》和《威尼斯商人》這兩部湯顯祖和莎士比亞的戲劇代表作，從女性主義的閱讀視角體察他們各自的主“情”和人文主義思想對女性的同情、關注和重新解讀。《紫釵記》是湯顯祖最早創作的戲劇，是他擺脫仕途重新選擇人生道路的標志，也是湯顯祖主“情”思想成熟的標志。這部作品突破了傳統規范。女主人公霍小玉的形象為才子佳人小說中女性敢于悖逆封建理性和禮教、張揚人性的模式開創了先河。《威尼斯商人》同樣也是莎士比亞人文思想成熟的標志，劇中的女性角色，特別是女主角鮑西婭是莎士比亞發現和肯定的典型的女性形象，具有人文主義新女性的基本特征，是“那朵希臘精神的后開之花—文藝復興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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