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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物權立法的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
內容提要：歷史上民法的發(fā)展一直給予海域物權留有充足的發(fā)展空間，海域物權由非法定所有權到法定所有權，由所有權逐步擴展到使用權，由非法定使用權擴展到法定使用權，由實質意義上的物權擴展到形式意義的物權，也必然由單行立法擴展到與物權立法相配合。我國海域物權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均已具備。海域物權制度的規(guī)范重點在于創(chuàng)設可流轉的海域使用權。海域使用權具有用益物權的典型特征，屬于用益物權的一種。我國海域資源已完全具備創(chuàng)設實質意義上物權的條件。海域物權與土地物權、準物權等有本質區(qū)別，不宜采取準用土地物權規(guī)定的作法，亦不應歸入準物權之列。我國海域物權既包括實質意義上的物權，也應包括形式意義上的物權。物權法中對海域物權做出專章規(guī)定并與特別立法相結合，是海域物權立法的合理模式。海域使用權應與漁業(yè)權在立法上合理協(xié)調。關鍵詞：海域物權、用益物權、使用權、立法
海域是一種重要的自然資源，同時也是其他自然資源的載體。是海洋開發(fā)利用的空間基礎和資源寶庫。長期以來，我國海洋資源的保護偏重于行政管理模式，忽視了海域的財產價值功能。隨著海域開發(fā)利用的深入，市場與經濟手段的作用開始日漸突出。于是，建立以海域物權為中心、市場交易規(guī)則和相關管理規(guī)范為主干的海域法律制度，成為海域有效利用的前提條件與根本保障。
一、海域物權立法的歷史沿革
海域屬于海洋國土的范疇。根據(jù)《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qū)法》的規(guī)定，國家對內水和領海享有主權。然而，海域物權并非簡單等同于國家主權。主權是公法上的權利，而海域物權，則是一國行使主權、通過財產法制度對海域實施支配與安排的結果，基本屬于私權的范疇。
對于海域的私法調整，可以追溯至羅馬法時代。羅馬法最早確立了公有物和私有物的劃分。公有物是指不為任何個人所有，而為某個社會共同體的全體成員所共有的物。海洋屬于公有物的范疇，任何人皆可利用。由于公有物的客體不能處分，其調整往往排除在民法規(guī)范之外。因此，國家對于海域的所有權，并不具有實際意義。此時，國家更多充當?shù)氖枪芾碚叨撬姓叩慕巧?BR>
羅馬法中關于公有物與私有物的劃分，對大陸法系的許多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1]
《法國民法典》538條規(guī)定，國家負責管理的道路、公路與街道，可航運或可漂流的江河、海岸、海灘、港口與小港口、�？垮^地，廣而言之，不得具有私有財產性質的法國領土之任何部分，均視為公有財產的不可分割之部分。其537條第二款指出，不屬于個人所有的財產的管理與讓與，僅得按照與之相關的特別形式與規(guī)則進行。[2]根據(jù)法國的判例法，公用財產是不適用私法規(guī)定的。因為，國家不是該財產的所有人，只是對財產享有主權或管理權。[3]因此，可以認為，在《法國民法典》中，海域屬于公用物的范疇。國家對海域享有的是公共所有權，其法律調整，通常借助于行政法或公法規(guī)范進行。
在《法國民法典》頒布之后，其他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典中亦有類似的規(guī)定。[4]
然而，隨著海域開發(fā)利用的逐步深入，不少國家對于海域的民事調整模式開始有所突破。
1857年的〈智利民法典〉，明確提出了海洋屬于國家所有觀點。其589條規(guī)定，國有財產是指所有權屬于整個國家的財產。其中，近海及其海灘的使用屬于全體國民，為公用國有財產或公共財產。并在593、594條對近海，海灘做出界定，596條則擴展到專屬經濟區(qū)和大陸架的范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智利民法典》598條針對私人使用、受益包括海洋、沙灘在內的公用國有財產時，規(guī)定必須接受民法典以及就該事項頒行的一般性或地方性法規(guī)的約束。此時，業(yè)已涉及到私人使用、收益海域的問題。[5]
20世紀90年代末制定的《俄羅斯民法典》，214條規(guī)定，不屬于公民、法人或任何地方自治組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是國有財產。209條規(guī)定，財產所有人可以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向他人移轉財產的占有、使用和處分權，并以其他方式處分財產。此外，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的占有使用和處分，可以在法律允許流通的限度內，自由行使，但不得對環(huán)境造成損失，也不得損害他人權利和合法利益。[6]由于海域屬于自然資源的一種，因此，《俄羅斯民法典》中存在著關于海域所有權與使用權的間接規(guī)定。
以上歷史分析表明，民法一直給予海域物權立法留有充足的發(fā)展空間，盡管發(fā)展緩慢，但總的趨勢是由非法定所有權（羅馬法）到法定所有權（智利等），由所有權逐步擴展到使用權（俄羅斯等），由非法定使用權擴展到法定使用權（中國），由實質意義上的物權擴展到形式意義的物權，由準物權單行立法擴展到與物權立法相配合。
然而，根據(jù)筆者掌握的資料來看，如果撇開實質意義上的民法，民法典中（形式意義上的民法）明確規(guī)定海域所有權與使用權制度的國家尚不存在。正如王家福先生指出的，把海域當作一項財產，甚至是一項不動產來設立物權制度，即國家的海域所有權和單位與個人的海域使用權，從外國法律看來是沒有先例的。[7]因此，作為我國物權制度的重要理論創(chuàng)新，海域物權具有重要理論與現(xiàn)實意義，同時也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
二、我國海域物權創(chuàng)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民法上物權的設定一是取決于必要性。對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物質尤其是一些自然資源，民法上不必設立物權，如太陽能、大氣、海水等，而主要是對稀缺的資源設定物權，以定紛止爭。隨著人類經濟社會的發(fā)展，一些自然資源由以往的不稀缺變?yōu)橄∪�，客觀上需要物權立法及時予以規(guī)范。歷史上海域長期以來不具有稀缺性，但近年來隨著海水養(yǎng)殖、海上旅游、海島開發(fā)等活動的迅速發(fā)展，海域資源在我國的稀缺性日見突顯。二是取決于可行性。人類對于不可控制的資源和財富不可能設定物權，如陽光、降水、海水等，長期以來人類對于海域基本上也是處于難以控制或處置的狀態(tài)，海域物權也難以設定。隨著人類科學技術的進步，控制自然能力的增長，越來越多的自然資源具有了物權或準物權的性質，如水權、狩獵權、漁業(yè)權等。人類對海域的控制能力長期以來進展較緩慢，表現(xiàn)在海域物權在各國立法上的進展不明顯，但近年來人類對海域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強，在我國海域使用的特定類型登記、海上執(zhí)法均已成為現(xiàn)實，海域物權的可行性是不爭的事實。
�。ㄒ唬� 海域物權化的必要性
1，開發(fā)利用海洋資源的必要前提。一般認為，海域是指內水、領海的水面、水體海床和底土，[8]屬于海洋國土的范疇。與土地資源類似，海域本身既是一種自然資源，又是其他自然資源的載體。由于海域空間分布和存在介質條件的特殊性，多種資源共處于一個空間區(qū)域內，具有很強的復合性。因此，開發(fā)利用海域資源，首先需要明確海域的權屬問題。
2，維持社會安定的迫切需要。隨著海域開發(fā)利用的深入，海域的資產屬性開始日漸突出。實踐中，由于各種產業(yè)競爭發(fā)展，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出現(xiàn)了海域使用的無序無度的現(xiàn)象。各行業(yè)用海矛盾突出，甚至引發(fā)社會動蕩。此類現(xiàn)象的產生，根源在于海域產權制度的不健全。因此，為定紛止爭，創(chuàng)造海域利用的有序環(huán)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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