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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宣和遺事》中的佛教思想與天命觀
道教是最富中國特色的宗教，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大宋宣和遺事》中的佛教思想與天命觀的論文范文，供大家閱讀參考。
宋代的宗教表現出了明顯的時代特色，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宗教史上的一大轉折。“趙宋王朝是民族矛盾尖銳、民族戰爭頻繁的朝代，社會的苦難成為滋生宗教的溫床。”。
其間佛道倆教雖有沖突，但總體上呈現了一種兼容并蓄、文化共融的特征。受此影響之下，成書于宋元之交的《大宋宣和遺事》也表現出了濃重宗教氣息，同時這種為讀者設置奇、幻、夢等情節的創作手法也為作品平添了幾分趣味性與藝術價值。
一、作品的宗教背景
佛教在唐代雖然經歷了唐武宗“會昌滅佛”(公元845年)和后周世宗顯德二年(公元955年)的限佛，對佛教發展打擊很大，但是這種狀況到宋代政權建立之后便有所緩和。統治階層想利用宗教以強化政治的合法性而一改前朝的態度，給佛教以適當的保護來加強國內的統治，這促使了佛教的恢復與發展。自此以后的幾位帝王也都延續這種政策，不斷地興建佛寺廣度僧尼，組織翻譯印刷佛經，對外進行佛教的交流等等，不斷地使佛教恢復和發展起來。
道教是最富中國特色的宗教，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而其大規模的發展也自宋建立之初就開始了，在之后的整個宋代都非常活躍和繁盛。在正史中就記載宋太祖趙匡胤早在后周時就與道士來往密切，多次與道士陳摶于長安酒肆飲酒，每劇飲爛醉。還時常傳喚道士問診或求養生之道，任用道士與醫官共同修編醫書。宋太宗繼位后同樣禮待道教，在太平興國中也兩次召見華山道士陳摶，并贊揚其說:“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余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
在《大宋宣和遺事》描寫的這個時期道教已經發展到頂峰，可以說在各方面各系統上都發展完備。道教甚至被定為國教，連皇帝本人都自封教主道君皇帝，還授以道士官職，篤信之深一度要將佛道合流將佛教道教化。作品中述:“徽宗自稱教主道君皇帝，從林靈素之請也。乃降詔曰，詔云:‘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愿為人主。今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上表章，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止用于教門。’”將佛氏改為宮觀，釋迦改為天尊，菩薩改為大士，羅漢改為尊者，和尚改為德士，皆留發頂冠執簡。
總的來說，雖然宋徽宗曾對佛教極力打壓，但確實也并沒有對佛教造成毀滅性的傷害。
二、作品的佛教思想
縱觀我們的研究對象《宣和遺事》可以看出，作品中體現的因果輪回之理非常明顯，在整篇作品中多次呈獻。輪回思想、因緣果報思想作為一種宗教元素成為中國文學中的主體思想之一，并由作家將其沉淀在他們的作品當中。那么何為“因果報應”?作為佛教的基本理論，在其系統當中可以找出詳盡的闡述。所謂“現報者，善惡始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后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
簡單說就是善惡有報，經歷六道輪回。
這種思想在我國一直以來就影響深遠，根植于普羅大眾的內心中。作家從描述宋徽宗的荒淫昏庸執政、崇信道教，到后來的流放亡國至死，其本身就是因果報應論的體現。
書中道亡國流放途中欽宗與阿計替等人夜宿一山寺中，晚上聽到隔壁有兩僧人對話，第二天過去察看發現屋中塵埃滿地，空無一人:聞鄰舍僧語:“有因果否”一僧曰:“豈得無之!況它前身自是玉堂天子，因不聽玉皇說去，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以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曰:“已死。”一僧曰:“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眾人所寢身版隔礙，不及而止。僧又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一僧答曰:“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少帝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它是天羅王，不久亦歸天上;但不免馬足之報。”
對話中兩僧人不但說出了徽宗當時慘烈的死狀，還預言了欽宗最后要遭“馬足之報”:至正隆五年，命契丹海濱延禧并天水趙某皆往騎馬，令習擊掬。時帝手足顫掉，不能擊掬，令左右督責習之。正隆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于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為擊掬。左右兵馬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乘之。既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而來，直犯帝馬，褐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于馬下。帝顧見之，失氣墮馬。紫衣者，以箭中帝，帝崩，不收尸，以馬蹂之土中。褐衣、紫衣皆亮先示之意也。帝是歲年六十，終馬足之禍也。(欽宗之死)其次書中穿插了許多這樣反映因果思想的故事情節，這些情節的出現與作品主體相交織共同體現著因果報應的思想。例如書中又寫道:“徽宗自親書表章三道，焚于凝神殿會真堂。即命知常拜章奏聞上帝，颙俟睿旨。知常領命，遂拜伏于壇之側，至翌日方興。徽宗問知常曰:‘卿為朕所奏事，未委睿旨有何明答，幸無隱乎!’知常曰:臣不敢隱。陛下首章，為國家萬民祈求豐稔，上帝覽章，天顏甚喜;陛下次章，欲祈百嗣，上帝覽章，天顏微怒，言何其欲心之廣;陛下末章，空紙一幅，上帝見之，天顏大怒，遂秉筆判云:‘趙某有慢上之罪，全家徒流三千里!’余不敢盡言。徽宗心頗疑之，嘿然無語。”
這段情節雖兩百余字，清晰地描述了徽宗為民設壇祈福，本來是件好事，但他卻態度不端為應付了事，上表三道盡有一紙空白，所做對上帝實有怠慢，導致“天顏大怒”。也印證了徽宗全家流放遭之難是觸怒上天的果報了。
此外，作品中還寫了很多與道教有關的人物、情節，描寫也是非常精彩的。尤其是我們對作品進行初讀之后，不難看出作品中大量集中地描寫了一個歷史上真實存在的道教人物-林靈素如何得寵的故事內容。作品圍繞他的記述近五六千字，這里我們不便一一列舉。這些文字主要是從三個方面寫的:一是靈素以及手下的道士們興道做法，迷惑逢迎皇帝以至誤國的劣行;二是徐知常等真正的有道之士與靈素荒誕行為的對比;三是靈素蠱惑皇帝揚道滅佛，引發佛道斗法結果大敗而終的情節。
但如果我們深入解析作品的思想，對作品中有關佛教與道教的內容進行仔細對比的話，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內心當中對這兩種宗教卻是有明顯傾向的，即左袒佛教。在亨集當中有這樣一段描寫:皇帝在林靈素蠱惑下要“改佛為道”，而太子跟皇帝據理力爭想要保全佛教，并讓五臺山僧人與靈素斗法，結果輸了，情愿留發“頂冠執簡”(甘愿做道士)。后圣旨在五臺山執行過程中有寺長抗命被抓，突然出現了一位神僧，并上演了“小紅葫蘆水淹汴京解救了僧人”的精彩劇情。這段描寫是非常細致傳神的，也極具代表性。可以說是佛與道的一次公開決斗，一次正面的沖突。
在這次斗法中起初佛家敗下陣來，后卻又大顯神通，獲得了最終的勝利。這一情節的設置足見作者的用心。全篇類似這樣對佛教褒揚加分的情節還有很多，都是用細節描寫來體現佛教思想的。如本文所涉因果報應之情節都是作者崇佛思想的有力展現，所以這里也就不再贅述了。
三、作品中的天命觀
《大宋宣和遺事》中除了融合上述的佛道思想之外，還有另一種思想值得我們去剖析，一種根植于中華民族內心中的古老哲學理論———天命觀。可以說中國人自古以來無論在哪個宗教的影響下都離不開對“天”和“命”的信仰。儒學創始人孔子認為“天”:“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而道教祖師莊子認為“天”對世間萬物都是有決定作用的，是一種不受任何外物左右的必然性。“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我們看到在《大宋宣和遺事》的開篇當中就道出了作者的天命觀: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余年，興廢百千萬事。都關系著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
這里“皇帝”明顯成了天命觀的體現者，關系著國家的興亡。而在作品中這個天命的體現者即徽宗在終將亡國之前，總是伴隨著許許多多征兆不斷地出現。例如作品一處寫道:英宗皇帝治平年間，邵康節與幾位朋友在洛陽天橋上散步時忽然聽到杜鵑的叫聲，便傷感的說:“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緊接著又解釋道“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有云:‘六鹢退飛，雊鵒來巢’皆氣使之然也。”
從“杜鵑北飛”這個事件上看，就預示著國家將亂。
又如書中還描寫道，一次林靈素使法術帶徽宗仙游廣寒宮，見有兩個人下棋，一人是“南方火德真君霹靂大仙趙太祖”，另一個是“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結果趙太祖輸給了金太祖，徽宗得知了天機無心游賞，悶悶不樂的離開了。可見北宋滅于金早已是天命了。
作品中描寫的預示宋朝亡國以及后來“二帝北狩”的征兆有很多，這里就不一一詳舉了。以上這些描述都是其天命觀的體現。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每次想要對歷史作出評價或者有所感嘆時往往就會受到這種天命觀的影響，將自己的情緒歸結為天命使然，并使讀者從作品中直觀地感覺到天命的存在。至于歷史上為什么有唐堯虞舜這樣賢德的君主又有昏庸如宋徽宗的皇帝，這些都是作者沒有想清楚的問題，這當然也正符合了中國人順從天命的性格特點了。
四、結語
《宣和遺事》當中流露出的這些佛道思想以及天命寫照與作品情節交織其中，成為了作品鮮活的靈魂，使作品更具有感染效應。可見，這種構思方式，對作者以及同時期的讀者們影響是深刻的。同時這種佛道思想在作品當中的運用也有著另一種積極意義:“講史話本”作為通俗文學具有極其龐大的讀者群體，因果報應與天命觀等思想對人們的現實生活起到了勸誡的作用，也反映了他們對現實社會和統治者的無奈與內心的憤恨，為這種復雜的內心找到了宣泄的出處。當然，由于聽眾和讀者群體多為下層人士，受文化層次與接受能力的制約，在作品當中穿插這樣一些神仙鬼怪、宗教故事等等情節也起到了豐富情節，引人入勝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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