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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長期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制約因素分析
提要 本文主要探討了兩個：一是為什么能吸引國際直接投資；二是中國長期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制約因素。關于中國之所以能吸引國際直接投資，既有源自國際直接投資的基本解釋，也有來自中國所獨具的特殊優勢：優惠的引資政策、良好的增長表現、巨大的市場潛力。從長期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角度看，本文提出中國所面臨的制約因素主要來自四方面：（1）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2）人力資源的問題；（3）優惠政策的長期有效性；（4）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不完善。 關鍵詞 國際直接投資（FDI） 中國經濟 制約因素 2002年9月23日，世界著名的咨詢公司美國科爾尼公司“全球經濟政策委員會”在美國和中國同步發表了一項權威性報告《2002年外國直接投資信心指數》。報告顯示：雖然世界經濟大環境放緩，但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中國首次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國。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僅決定了中國將近一半的進出口貿易總額，而且直接決定儲備資產的增減和國際收支的平衡，對國民經濟快速穩定增長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如何看待國際直接投資在中國的，如何評價過去20年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以及國際直接投資在中國的長期發展趨勢如何，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一、中國為什么能吸引國際直接投資 1.從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的緯度考察 國際直接投資或外國直接投資（FDI），是指取得或擁有國外企業經營管理權和控制權的投資。國際直接投資是國際資本流動的基本形式之一。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成為國際投資的熱點。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緩解了經濟發展進程中的資本短缺，促進了外向型經濟的迅猛增長，而且由于國際資本流入，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通過“外溢效應”與“效應”，使中國經濟的技術水平、組織效率不斷提高，從而提高了國民經濟的綜合要素生產率（TFP）。 外國直接投資為什么要到中國來投資？為什么企業要到國外生產它們在國內也可以生產的產品？我們可以從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發展的脈絡來尋求解答問題的思路。 一條思路是從產業理論中分離出來的，首創者是海默，其他重要的代表人物有Buekley、Casson、Caves、Dunning、Kindleberger和Veron.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所擁有的多種壟斷優勢決定了它們能夠在國外進行直接投資（Kindleberger）。壟斷優勢分為三類：一是來自于產品市場不完全的優勢，如產品差別、商標、銷售技術與操縱價格等；二是來自于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的優勢，包括專利與秘訣、資金獲得條件的優惠、管理技能等；三是企業擁有的內部規模經濟與外部規模經濟。 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趨勢的不斷增強，全球國際直接投資迅速增長，對國際直接投資的理論也日趨活躍。從理論發展方面來看，主要有市場內部化理論、市場交易成本理論和鄧寧的折衷理論。 另外，發展經濟學家針對發展中國家如何有效利用國際直接投資提出了許多理論。較為著名的有“雙缺口模型”，它由經濟學家錢納里和斯特勞斯提出。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儲蓄、外匯吸收能力等方面的國內有效供給與實現經濟發展目標所必需的資源計劃要求量之間存在著缺口，即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利用外資既能解決國內資源不足，促進經濟增長，又能減輕因加緊動員國內資源以滿足投資需求和動員國內資源以沖銷進口而出現的雙重壓力。 在80年代中期，以羅默、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認為，對外開放和參與國際貿易可以產生一種外溢效應，加速世界先進技術、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而且，在新增長理論家們看來，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損的“零和博弈”，而是雙方獲益的“正和博弈”。就世界上總體資源使用效率來看，生產從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轉移為發達國家節約了大量資源，有利于新產品的開發活動。就發展中國家而言，它們可以學習和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形成“趕超效應”。當然，經濟學家們認為，技術從發達國家流向不發達國家決不是自發進行的，而是有賴于提高跨國公司的作用以及這些國家或地區對技術轉移的反向。 2.從中國的具體實踐考察 無論國際經濟環境如何變化，全球FDI總流量怎樣波動，中國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穩步增長。據統計，1993-2001年年均流人中國的FDI為403.1億美元。在此期間，世界上許多國家吸引FDI出現大幅波動。從1993年開始到2001年，中國吸收的外資已連續9年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并連續8年居世界第2位。中國之所以能在改革開放20年來吸引眾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其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1）優惠的引資政策 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吸收外資，改革開放創造的巨大發展空間使中國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地區。1989年中國吸引外資34億美元，到2001年年底全年為469億美元，累計已達4200億美元。1983-2000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064.6億美元，年均增長22％。這和中國優惠的引資政策密不可分，除了中央的普適性優惠政策，各地區也相應出臺了眾多的地區優惠政策。引資數額還成為衡量政府業績的重要指標，所以地方的引資積極性也相對較高。可以說從中央到地方的重視和政策傾斜是中國引資規模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 （2）中國經濟增長的長期良好表現 在世界經濟普遍低迷的情形下，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是非常扎眼的亮點之一。2002年中國經歷了入世的初期考核，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躍上10萬億元的新臺階，達到102398億元，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8％的高增長率。中國入世、申辦奧運成功、與東盟組建自由貿易區、上海申辦世博成功等一系列標志性的事件了輝煌的過去，同時也預示著未來中國的輝煌經濟前景。早在2001年9月28日，由國家統計局中國景氣監測中心主辦的“中國經濟前景國際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和學者對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趨勢給予了充分肯定的評價。改革開放創造了中國過去20年的繁榮和增長，并且將中國推向了經濟高速增長的軌道。中國經濟在亞洲經濟中所處的地位不斷提高，并且也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和繁榮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最近幾年，在全球經濟普遍不景氣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依然保持了經濟的高速穩定增長，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競爭力使得國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總之，國際言論對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前景顯示出極強的信心。良好的經濟表現是吸引國際投資的重要原因。表1顯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良好業績。 （3）中國巨大市場的潛力 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直接投資吸引力最重要的因素有三個：“市場規模”、“經濟發展”以及“穩定程度”。毫無疑問，在市場規模方面，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市場發展潛力最大，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據科爾尼公司最新預測，到2005年，全球將新增約4億年收入超過1萬美元的人，其中一半將是中國人。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穩步快速增長，連續20多年實現經濟增長率超過7％，而且有力地抵御住了亞洲風暴以及屢次全球經濟的不景氣，以事實證明了中國經濟的良性發展；在政治方面，中國政治穩定是所有外國企業的共識。此外，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及獲得2008年奧運會主辦權無疑是對中國政治穩定和經濟穩步快速發展的又一肯定，并繼而對外國在中國投資產生直接積極的影響。①2002年，世界主要的大跨國公司都在關注著中國這一巨大的市場，中國入世帶來的新一輪開放進程加劇了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開拓意愿，跨國公司尤其是世界著名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異常活躍。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約有400家已經或積極準備來華投資，已有11家跨國公司在北京設立了地區總部，有25家在上海浦東新區設立了地區總部。據美國《財富》雜志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有92％的跨國公司計劃在中國設立地區總部。已經在華投資的跨國公司紛紛追加投資，摩托羅拉公司、諾基亞公司、巴斯夫公司等紛紛擴大在華投資規模。 隨著中國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承諾的兌現，依靠優惠政策為主進入中國的港、澳、臺、韓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小型投資將會減少，而依靠自身實力進行競爭的歐、美、日大型跨國公司的資本輸入將會增加，中國吸引國際外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區進一步擴大和優化。 二、中國長期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制約因素 英國經濟學家情報社（EIU）作為一家旨在幫助公司開辟和管理跨國業務的研究和咨詢機構，在2000年曾出版了一份調查報告。該調查報告的結果顯示：（1）大多數跨國公司在其初始的商業計劃中都過高估計了中國市場的短期潛力。（2）人力資源約束是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商業發展的一個最大障礙。（3）盡管存在上述問題，跨國公司依然對在中國的投資前景表示樂觀。從這份報告可以引起我們的深入思考，中國在吸引投資的前景上雖然樂觀，但并不表示沒有問題，依本人所見，目前中國能保持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至少要關注以下幾個制約因素： 1.高速增長的質量 中國經濟增長的良好表現與中國的績效表現、形成的劇烈反差，不僅大多數中國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和生產率在整體上處于不斷惡化的趨勢之中，而且至今沒有造就許多與中國經濟的規模和增長率相稱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自己的跨國企業。在微觀經濟基礎——以企業實體為主的微觀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條件下，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不是靠本土企業，而是靠政府每年規模龐大的基本建設投資的支撐，①以及外資企業在中國持續增長的直接投資。但是，中國經濟對外資依賴程度越大，經濟的穩定性就越差，受國際環境的也越大。政府依靠積極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的效用也在趨于減弱，居民儲蓄余額居高不下就是證明。擴張政策作用的有限，一方面是因為公眾行為正處于大量負債期，隨著房產市場化程度的加深，養老、等費用的增加，這種排浪式的負債階段還要持續一段時間；另一方面是因為現在大量的國有企業不具備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所以微觀企業投資不旺。企業投資不旺，就得政府投資，政府必然背上很多包袱，這種投資是追不得已的。要連續地維持這樣的增長，必須要持續地搞基礎投資，這種“滾雪球效應”是很危險的。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張軍教授曾就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提出質疑：“中國經濟的增長已經到了蠻微妙的地步，到了必須反思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時候了。改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最佳途徑是激活民營企業——民營經濟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很好，是中國經濟未來10年、20年增長的最重要源泉。要激活民營企業，必須改變中國現有的市場和資本分配格局。我國的資本市場是保護國有企業的，證券市場還是國有企業的天下，所以必須給民營企業以更多的國民待遇，為他們打通更多的市場準入渠道。要知道，資本市場的存在給企業提供的不僅僅是一種籌資的渠道，更重要的是，它是為那些有活力的企業的成長壯大提供了快車道，因為只有在資本市場上，有效率的企業才有可能容易地去”消滅“那些沒有效率但有投資價值的現有的企業。好的資本市場，好的市場環境，就會出好的企業家，為經濟增長形成良好的微觀支撐”。② 2.人力資源約束 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家的戰略考慮一般是基于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要素的需求，大的跨國公司來中國投資越來越多，而且它們的投資構成不僅僅在我們所說的組裝、或者加工工業，更多的是整個產業鏈的一系列的投資，甚至到最上游的研發中心。同時經過十幾年制造業的大規模投資后，跨國公司開始放眼中國的高領域，不惜投下巨資在中國建立實力雄厚的開發中心，進一步把中國納入自己日益龐大的全球。過去，跨國公司設在中國的研發部只為生產服務，沒有真正的核心技術研發。而如今，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更熱衷于在華設立原創型的研發機構。據中國外經貿部的統計，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近百家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了研究開發中心，其中規模較大的有30多家，包括微軟中國研究院、英特爾中國研究中心、朗訊中國實驗室等世界知名的研究機構，大部分都是近五年內創立的。外商投資的質量越來越高，投資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這些研發中心主要集中在機、通信、、化工、汽車、醫藥等行業與基礎設施和高新技術產業。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力資源問題也就突顯出來。中國雖然有巨大的簡單勞動力資源，但是高層次的人力資源卻相對匱乏。 從勞動力成本方面來說，中國的工資水平的確很低，平均而言只有不到美國和日本的1/50.并且，中國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也很低，尤其是在制造業，其平均的勞動生產率只有美國的1/25以及日本的1/26.如果考慮這一因素，將勞動力成本進行分解，那么美國每生產1美元產值所需的工資成本僅比中國高1/3.同時，中國制造業創造的增加值相對而言是最低的。在2000年中國的平均增加值僅26％，大大低于美國49％和日本43.6％的水平。③所以，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所創造的競爭力是極其有限的。 3.優惠政策的長期有效性質疑 在一個越來越全球化的世界中，FDI中的“F”正在消失。對跨國公司來講，問題不在于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進行生產，而在于在哪里配置生產設施的效率最高。這對于那些已經積累了國際化經營所需經驗和能力的公司尤其如此。跨國公司越來越把全球當成一個無邊界的整體，主要基于經濟和戰略考慮而不是國籍來決定它們的區位。因此，從供給方看，FDI的潛力主要是受到投資潛力的限制。FDI需求方的作用主要集中在如何確保與提高投資者經營效率所需的條件和政策上。簡單的政策優惠已經不足以吸引投資，投資環境的重要性比政策更有吸引力。 由于外資的流入對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拉動作用，因此，幾乎所有國家都放松了對國際直接投資的限制。為了吸引直接投資，許多國家還采取了積極的促進措施，提供了高標準待遇、保護與擔保。在1991-1999年期間，世界100多個國家的1035個國際直接投資管制變化中，有974個是用于促進國際直接投資流入的，在1999年各國的140項國際直接投資法律變化中，有131項是對外國投資者放寬條件。①與此同時，各國在利用外資過程中還廣泛采用了諸如財政激勵、激勵等投資激勵措施。在眾多財政措施中，使用最多的是降低標準化公司所得稅率、免稅期、減免進口關稅、出口退稅、加速折舊、稅前利潤削減、再投資獎勵和減免保障金等；金融激勵措施多采用贈與、提供股權參與、補貼性貸款、貸款擔保等形式。所以，單純依靠優惠政策已經不足以成為吸引投資的主要因素。 此外，在地方的優惠政策制定過程中由于地區分割的因素，為爭奪外資，相互競爭出臺“更優惠”的政策措施，致使引資的實際效益大打折扣。東部沿海地區仰仗良好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部分進入中國的外資，致使外資分布的不均衡。可以說這也是導致地區間差距擴大的原因，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 4、知識產權保護不完善 知識產權保護不是一個狹義的法律問題，而是具有廣泛經濟學意義的問題，因為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一直是人類上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重要源泉。對人的智力活動和創造所產生的成果進行保護是社會得以迅猛發展的關鍵因素，可以說有效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是吸引人才、鼓勵創新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前提。中國作為吸引國際投資的大國，在過去的5年中平均每年吸引外資達400億美元之多。但是，這些資金大多投向了勞動密集型的生產行業，高新技術產業則明顯缺乏吸引投資的優勢。針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高盛公司董事胡祖六先生曾發表如下看法：“高科技投資者之所以在中國投資有所顧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擔憂。對知識型產業如軟件、制藥、資訊和生物科技尤其如此，因為在這些行業中被盜版和仿造的風險也最高。各種調查結果和事件顯示跨國公司一方面深受中國市場潛力的吸引，另一方面則十分擔憂中國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力。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越強，跨國公司就越有可能在那兒投資”。 中國在知識產權立法方面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兩大部分版權和工業產權立法都在不斷修訂和完善，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等，還加入了一些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條約，如“日內瓦保護唱片制作者公約”、“伯爾尼保護文學作品公約”、“馬德里商標注冊協議”等。但是，在具體執法過程中，仍存在不夠重視和執法不嚴的問題，盜版和假冒問題依然大量存在。最近幾年，隨著圍繞著知識產權相關問題的貿易糾紛不斷涌現，才在中國引起較廣泛的注意。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本土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也很薄弱，一些國內知名商標在國外搶先被注冊就是最好的說明。其實，提供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既是保護外來投資者也是保護我們自己的企業。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不足也暴露出公民法制教育的不足，如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則是一件長期的任務。【中國長期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制約因素分析】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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