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治理研究綜述

全球價值鏈治理研究綜述

摘要：全球價值鏈理論的研究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治理是全球價值鏈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文章按照相關文獻的發展順序，對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理論做了系統的梳理，客觀的評價了現有文獻的貢獻和不足，最后就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
　　關鍵詞：全球價值鏈；全球生產網絡；治理；綜述
　　
　　經濟全球化在過去的20、30年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經濟活動不再局限于一個或數個國家，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組織生產、提供產品和服務。與此同時，大型縱向一體化跨國公司出現組織分解(fragmentation)和業務外包(outsourc-ing)，互相競爭的跨國公司之間組成聯盟，為了生產某種產品，需要許多不同國家的企業通過分工和協作才能完成，企業之間的關系變得錯綜復雜，呈現出明顯的網絡特征。同時，企業之間的競爭變成了網絡之間的競爭。這些新的現象無法用現有的國際貿易和跨國公司理論來解釋，促使經濟學家去尋找新的理論框架來更好地解釋現代經濟活動。全球價值鏈理論就是經濟全球化理論中的重要一支，它以原有的商業價值鏈理論和生產網絡理論為基礎，提出了新的理論框架，試圖分析現代全球化經濟活動的特征和發展趨勢。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是該理論研究的核心內容之一，對現有的文獻進行總結和分析將有利于進一步的研究。
　　
　　一、全球價值鏈的定義及研究內容
　　
　　在全球價值鏈理論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們曾采用了不同的稱謂，如價值鏈、商品鏈、生產網絡、企業網絡、價值網絡和投入產出分析等。
　　斯特恩(sturgeon，2001)從組織規模(organizational scale)、地理分布(geographicscale)和生產性主體(productive actor)三個維度來界定全球價值鏈。從組織規�？�，全球價值鏈包括參與了某種產品或服務的生產性活動的全部主體；從地理分布來看，全球價值鏈必須具有全球性；從參與的主體看，有一體化企業(女HPhillips,原IBM等)、零售商(女HSears，Gap等)、領導廠商(如戴爾，耐克等)、交鑰匙供應商(如Celestica，Solectronic)和零部件供應商(如英特爾，微軟等)。他還對價值鏈和生產網絡的概念進行了區分：價值鏈主要描述了某種商品或服務從生產到交貨、消費和服務的一系列過程，而生產網絡強調的是一群相關企業之間關系的本質和程度。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定義最有代表性：全球價值鏈是指為實現商品或服務價值而連接生產、銷售、回收處理等過程的全球性跨企業網絡組織，涉及從原料采購和運輸，半成品和成品的生產和分銷，直至最終消費和回收處理的整個過程。包括所有參與者和生產銷售等活動的組織及其價值、利潤分配，當前散布于全球的處于價值鏈上的企業進行著從設計、產品開發、生產制造、營銷、交貨、消費、售后服務、最后循環利用等各種增值活動。
　　從上述定義可以看出，全球價值鏈主要從縱向維度來研究全球經濟組織，而全球生產網絡則更傾向從縱、橫兩個維度來研究經濟組織。產品越復雜，其生產包括的工序越多，其縱向維度更長；產業越龐大，專業化分工越有可能獲得規模經濟，其橫向維度也會更發達，因而也更有可能形成規模宏大、結構復雜的生產網絡。全球生產網絡可以被認為是全球價值鏈發展的高級形式，而全球價值鏈既可以看作是生產網絡的初級形式，也可以理解為是對全球生產網絡的抽象和簡化，這種抽象和簡化對于理論研究來說又是必要的。因此，全球價值鏈治理可看作全球生產網絡之治理。
　　目前對全球價值鏈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全球價值鏈的治理。全球價值鏈的治理是指價值鏈的組織結構、權力分配，以及價值鏈中各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協調。目前對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模式方面，雖然Kaplinsky和Morris(2000)借鑒西方社會三權分立的原理提出了一個價值鏈治理的分析框架，即價值鏈中立法治理、執行治理和監督治理，其中的部分原理在實證研究中有所體現，但理論上還很不完善和系統。本文也將以治理模式研究的發展過程為主線展開。二是全球價值鏈的升級，主要研究升級的機制、類型和路徑等。三是價值鏈中經濟租的產生和分配，包括進入障礙，經濟租產生的來源(如技術能力、組織能力、技能和營銷能力等核心能力)，租金的分配等。價值鏈研究的這三個方面是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其中治理居于核心地位，它決定了價值鏈中的升級和租金的分配。
　　
　　二、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的初級探索
　　
　　對于全球價值鏈治理模式的研究，始于對企業間關系的研究，一般都遵循從單個產業或產業集群到理論框架的歸納模式，因此早期的研究是從產業集群和生產網絡開始的。
　　1990年，網絡學家普維爾(Powell，1990)將生產網絡的治理結構分為三種：市場、網絡和層級組織，并從一般基礎、交易方式、沖突解決方式、彈性程度、經濟體中的委托數量、組織氛圍、行為主體的行為選擇、相似之處等方面對三種經濟組織形式進行了比較。
　　John Zysman等(1997)研究了亞洲跨國生產網絡的類型和決定因素。他們發現，決定亞洲生產網絡類型的是領導廠商的母國治理結構、領導企業的結構和海外生產動機。東道國的工業基礎、資源稟賦等比較優勢和政府政策對生產網絡的影響很小，因為在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大環境下，東道國很難控制外國投資的種類和網絡主體之間的關系。他們從兩個維度區分網絡類型：垂直性／水平性，即網絡中企業之間合作關系的持久性和力量對比；開放性／封閉性，即網絡外企業進入的難度。據此可將亞洲生產網絡分為四類：
　　
　　(一)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垂直封閉式網絡
　　日本公司的海外機構一般受總部的高度控制以維護總部的權威和核心技術能力，因此其治理結構是層級型的垂直一體化模式。以日企為主導的跨國生產網絡一般由領導企業率先將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然后日本供應商跟進投資。對東道國當地的采購僅限于附加值低的原材料和簡單零部件，技術要求較高的零部件一般由跟進的日本供應商提供或從母國采購。
　　
　　(二)以美國為代表的垂直開放式網絡
　　供應商有較大的自主權，較高的市場靈活性，海外生產的附加價值較高。領導廠商愿意向東道國供應商提供較多的指導和技術支持以提高供應商的能力，將生產外包，自己則轉向附加值更高的產品研發、系統集成和軟件等環節。 　(三)以臺灣為代表的水平開放式網絡
　　網絡主體之間的關系比較靈活和復雜，經常變更合作伙伴。廠商的專業化程度較高，力量對比不很懸殊。
　　
　　(四)以海外華人為代表的水平封閉式網絡
　　共同的種族、文化、語言和人際關系為企業間的合作與協調帶來了便利，同時也構成了網外企業的進入壁壘。企業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
　　生產網絡的封閉性問題很重要，這是因為與封閉型生產網絡相比，開放型生產網絡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更有利，例如，開放型的以美國企業為領導的全球生產網絡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推動效應更大。而全球生產網絡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之一就是生產網絡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
　　格里菲等(Gereffi and Korzeniewicz，1994)在對美國零售業價值鏈研究的基礎上，將價值鏈分析法與產業組織研究結合起來，提出全球商品鏈分析法，并區分了兩類全球商品鏈：購買者驅動型和生產者驅動型。購買者驅動型商品鏈是指大型零售商，經銷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全球的生產網絡(特別是奉行出口導向的發展中國家)的建立和協調中起核心作用的組織形式。購買者驅動型全球商品鏈是通過非市場的外在調節(explicit coordination)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權關系建立高能力的供應基地來構建全球生產和分銷系統，如沃爾瑪、家樂福等大型零售商，耐克、銳步等品牌運營商和伊藤忠式貿易代理公司等跨國公司控制的全球生產網絡。
　　生產者驅動型商品鏈是指大的跨國制造商在生產網絡的建立和調節中起核心作用的垂直分工體系。在生產者驅動鏈中，制造先進產品如飛機等的制造商不僅獲得了更高的利潤，控制了上游的原料和零部件供應商、下游的分銷商和零售商。通過比較生產者驅動型全球商品鏈中的非市場外部協調和傳統的垂直一體化企業的內部協調，格里菲指出了生產者驅動在促進商品鏈中各國產業共同進步的重要作用。
　　格里菲的商品鏈分析方法的意義在于指出了某些類型商品鏈的驅動力。但是，全球價值鏈形成的動力機制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有些全球價值鏈可能是多頭驅動甚至購買者和生產者混合驅動的，而不是單頭驅動的；其次，政府和大的供應商也可能成為價值鏈的驅動者，如PC產業的Intel。此外，正如格里菲所指出的，商品鏈分析法太過簡單，沒有抓住價值鏈的主要特征，有許多已有的典型網絡組織形式沒有被包括進去。因此，這種商品鏈分析方法在實證研究中已經較少采用。
　　
　　三、斯特恩全球生產網絡治理的國別模型
　　
　　斯特恩和李(Sturgeon and Lee，2001)通過對電子產業中合同制造的研究，以產品和工藝的標準化程度為基礎，區別了三種供應商：1．通過正常市場關系提供標準產品的“普通商品供應商”；2．受購買者高度控制，使用專用設備生產并提供非標準產品的“俘虜型供應商”(Captive supplier)；3．使用非專用設備生產，向購買者提供定制產品全承包服務的“交鑰匙供應商”。
　　后來，斯特恩(2002)又做了進一步的研究，提出了生產網絡的國家模型：日本模型，德國模型，意大利模型和美國模型(見圖1)。
　　這些生產網絡可以分為三類：領導型(日本和韓國)，關系型(德國、意大利和東亞的海外華人)和模塊型(美國)，并對它們的特征進行了對比。日本式生產網絡屬于層級制或領導型，該類網絡一般由總公司對海外分支機構實施較強的控制，或由一個領導廠商協調各層次俘虜型供應商。供應商高度依賴一個或數個領導廠商，供應商和領導廠商之間的力量是不對稱的，領導廠商通過技術指導和投資支持來控制供應商。供應商和領導廠商之間的關系是長期的、穩定的，對新供應商有較高的進入門檻。這種領導型生產網絡是日本著名的精益生產系統(Lean Production System)的基礎，曾經在汽車等產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關系型生產網絡的治理主要依賴網絡主體之問的社會關系(如聲譽和信任)，而不是領導廠商的權威。這種生產網絡往往植根于社會經濟體系之中，由于家族或宗族關系原因，交易成本較低，企業與工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關系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具有很好的市場適應能力。這種關系型生產網絡常常與一定地域的產業集聚相聯系。如意大利北部的工業區，海外華人在東亞的以家族為紐帶的業務網絡等。
　　模塊型生產網絡中的供應商向領導廠商提供全承包服務，除了設計外幾乎不需要領導廠商的支持或投入。網絡中企業間交流的頻率，強度和相互依賴程度都較關系型生產網絡低。交易和溝通是通過高度格式化的程序實現的，企業之間不需要空間上的臨近性和文化的相似性。模塊型生產網絡中企業之間的關系不如關系型那么穩定，在發生沖突或不滿意時可以隨時更換合作伙伴。
　　此外，他還對比了三種網絡的績效，認為在全球化的環境下模塊型生產網絡與其它生產網絡相比有更好的經濟績效，正是模塊型生產網絡提高了美國在電子信息產業的競爭力，造就了美國90年代以來的“新經濟”。
　　斯特恩的貢獻首先在于提出生產網絡治理的國家模型，揭示了國家背景和文化稟賦對價值鏈治理的重要影響；其次，斯特恩將普維爾的“網絡”做了進一步的深入研究，細分為關系型生產網絡，領導型生產網絡和模塊型生產網絡；最后，他對不同類型生產網絡的競爭力和績效做了對比分析，發現了文化對經濟組織模式的重要影響，初步揭示了產業特征、文化稟賦和經濟組織治理模式之間的復雜關系，開辟了全球價值鏈研究的新視角。斯特恩模型的缺點是僅僅指出了各種網絡的特征，沒有通過幾個主要的變量來區分各類網絡，體系上不夠完善和嚴謹。此外他認為模塊型生產網絡具有更好的經濟績效也太過絕對化，生產組織的績效取決于產業特征、治理模式和文化稟賦等相關因素的有效契合，因此很難說模塊型生產網絡就是績效最好的組織治理模式。
　　
　　四、格里菲的全球價值鏈治理范式
　　
　　格里菲等(Gereffi，2003)在普維爾與斯特恩等人生產網絡理論的基礎上，通過抽象，結合價值鏈理論、交易成本經濟學、技術能力與企業學習等理論提出了一個比較嚴謹、完整的分析框架。他們首先歸納出五種典型的全球價值鏈治理方式，按照鏈中主體之間的協調和力量不對稱程度從低到高依次排列為：市場，模塊型，關系型，領導型和層級制。然后通過企業問交易的復雜程度、用標準化契約來降低交易成本的程度(對交易的標準化能力)和供應商能力等三個變量來解釋五種價值鏈治理方式(如表1)：
　　市場：通過契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產品比較簡單，供應商能力較強，不需要購買者太多投入，且資產的專用性較低時，就會產生市場治理。這時，交易比較簡單，雙方只要通過價格和契約就可以很好地控制交易的不確定性，不需要太多的協調。
　　模塊型：產品較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強，其 資產專用程度較高，買賣雙方的數量雖然有限，但仍有一定的市場靈活性，更換合作伙伴較容易。雙方交流的信息量較市場型大、較復雜，但能夠通過標準化契約來較好地降低交易成本，因此，需要的協調成本也不高。
　　關系型：產品復雜導致交易復雜，雙方需要交換的信息量大且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強，領導廠商和供應商之間有很強的互相依賴。但雙方可以通過信譽、空間的臨近性、家族或種族關系降低交易成本。雙方常�？梢酝ㄟ^面對面的交流進行協商和交換復雜的信息，需要較多的協調，因此，改變交易伙伴比較困難。
　　領導型：產品復雜，供應商的能力較低，需要供應商的大量投入和技術支持，供應商為了防止其它供應商競爭，將其資產專用化。供應商對領導廠商的依賴性非常強，很難改變交易對象，成為“俘虜型供應商”。領導廠商通過對供應商高度控制來實現治理，同時通過提供各種支持使供應商愿意保持合作關系。
　　層級制：產品很復雜，外部交易的成本很高，而供應商的能力很低時，領導廠商不得不采用縱向一體化的企業內治理方式。因為交易可能涉及到領導廠商的核心能力如隱性知識、知識產權等，領導廠商無法通過契約來控制機會主義行為，只能采用企業內生產。
　　此外，格里菲還研究了價值鏈治理的動態性問題。隨著時間的發展，決定價值鏈治理模式的三個變量將發生變化，價值鏈的治理模式隨之發生變化(如表1箭頭所示)。這種動態變化在現實中是存在的，如在自行車行業，由于規模經濟、標準化和供應商能力的提高使治理方式從層級型轉向市場治理；服裝行業由于交易復雜程度的降低和供應商能力的增強由領導型發展為關系型；在美國電子產業，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使治理方式從層級型(垂直一體化)發展為模塊型。
　　三個變量產生變化的原因主要來自三方面：首先，領導廠商采購要求的提高相對降低了供應商的能力，同時增加了交易的復雜程度；其次，創新和標準化是一對矛盾，創新會降低標準化能力；第三，供應商的能力隨時間會發生變化，學習會提高企業能力，引入新供應商競爭、新技術革命和領導廠商采購要求的變化都會影響供應商的相對能力。
　　格里菲的全球價值鏈治理范式是目前最嚴謹的一個，它涵蓋了目前發現的多數典型的全球價值鏈類型，重要的是，格里菲不但研究了每種治理模式的特點，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將特征變量化，具有較好的理論基礎。但是，格里菲的范式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第一，該理論中的治理模式僅限于領導廠商和較高級供應商之間的關系，但在具體的行業價值鏈中，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體；第二，模型中的前兩個變量(交易的復雜性和交易的可標準化程度)有很強的相關性，實際上這兩個變量都是通過影響交易成本來決定價值鏈的治理模式，但影響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這兩個；第三，把三個變量簡單地劃分為高低兩個維度可能不夠準確，比如模塊型中交易的標準化能力高于領導型，但低于市場型；第四，文化稟賦、公司戰略、政府政策和國內和國際的制度對價值鏈的治理有重要的影響，但在格里菲的模型中卻沒有提及；第五，格里菲的模型沒有說明價值鏈中各個鏈節(nodes)的區位問題，即為什么不同的鏈節會分布在不同的地區或國家。
　　
　　五、總結和展望
　　
　　現有文獻對全球價值鏈的概念、類型、特征和治理模式進行了十分有益的探討，但不得不承認，關于全球價值鏈治理的研究還處于比較初級的階段，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一)研究范疇
　　首先，目前主要研究的是生產商和銷售商的治理，而忽略了其它治理主體。我們知道，消費是價值鏈中的重要一環，然而幾乎所有關于價值鏈治理的文獻中卻都忽略了消費環節，在價值鏈的治理者中，不僅僅是生產商和銷售商，在許多價值鏈中，用戶(如中國移動)也是重要的治理者，用戶通過制定規則(如特殊質量和規格要求、供貨的及時性和頻度等)和監督激勵措施(如降低價格，減少訂單甚至停止交易)等對價值鏈進行治理。此外，價值鏈作為經濟社會中一種企業間組織，除了價值鏈內部關系的協調和管理外(內部治理)，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還存在外部治理，如文化習俗、質量標準、環保標準、勞工標準、政府政策、國際規則的影響。如近年來流行的IS09000質量標準．IS014000環境標準、SA8000勞工標準等都屬于外部治理。外部治理主體包括政府、政府間組織(如WTO)、非政府組織(如國際人權組織，環保組織等)。
　　其次，目前對全球價值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模式和特征方面，多數研究僅僅以解釋和判斷價值鏈的模式為目的，缺乏對價值鏈之間競爭優勢的比較，即不同價值鏈的績效問題的研究。只研究治理而不研究經濟績效顯然是不全面的，治理僅僅是手段，績效才是目的。經濟全球化把企業間競爭轉變為系統競爭(即全球價值鏈的競爭)，在高度分工和生產全球分布的條件下，價值鏈中任何一環的非效率都會影響到整個價值鏈的競爭力和績效。例如，在著名的豐田just-in-time生產體系中，任何一個供應商如果不能按時供貨，整個生產線都會停產。要研究全球價值鏈的績效問題，就必須考慮其治理模式、產業特征和文化稟賦等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全球生產網絡是全球價值鏈發展的高級模式，不同的生產網絡之間不但有競爭，還存在供應商的重疊和共享，這些關系都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第三，以治理模式為主的研究雖然比較模型化，但從目前的研究來看，過度的抽象損害了其對現實的解釋力。隨著全球化和分工的發展，價值鏈的鏈節(node)越來越多，構造更趨復雜，很難用幾種模型來概括。這就需要新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前面提到的Kaplinsky和Morris(2000)的三權分立(立法，執行和監督)治理分析法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該理論認為，在價值鏈中，也存在立法治理、執行治理和監督治理。與政治體制不同的是，價值鏈中的治理并不是三權分立的，當然也不像有些價值鏈模式(如領導型全球價值鏈)中所描述的那樣似乎某一個主體擁有全部治理權。這也是全球價值鏈治理的復雜所在，但是該分析框架還不夠系統和深入。
　　
　　(二)研究方法
　　首先，微觀的組織分析和量化分析不夠深入，定性分析、社會學和管理學的分析方法還處于主導地位。目前從事全球價值鏈研究的主要是一些社會經濟學家和地理學家，因此經濟學方法的應用較少，理論體系不夠嚴謹和系統。如前文所述，即使在格里菲的治理范式中也存在變量的設置等諸多問題。
　　其次，盡管提出了價值鏈的動態問題，但靜態和比較靜態的研究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價值鏈的動態性和價值鏈的升級密切相關，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產品的復雜程度、分工程度、跨國程度都大大提高，為了解決產品的接口問題，全球價值鏈趨向模塊化、標準化；同時，隨著科技創新速度的加大，產品結構、甚至產業結構的變化都在加速，標準化和創新作為一對矛盾，影響著價值聯的動態變化。然而，影響價值鏈動態變化的不僅僅是標準化和創新，顯然還有其他的動力機制。目前，全球價值鏈動態發展的動力機制、路徑都還很不清楚，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予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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