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電信產業激勵性規制改革：一個文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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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是體制的基石
　　
　　20世紀80年代初，英國思維哲學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覺經驗先于概念內容，概念內容是基于知覺經驗的判定，但是知覺經驗僅僅是一個信息狀態，只具有非概念內容。后來，埃文思的觀點得到國際著名的哲學家達米特的贊同，他在《分析哲學起源》中評論道：“有一個比知識更自然和更基礎的概念這個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覺傳遞，由記憶儲存，盡管也通過語言傳遞。在恰當地達到知識之前有必要集中在這個概念上。例如，獲得信息無必要理解使其具體化的論點；信息流的運作層面要比知識的獲取和傳播更為基本”（劉鋼，2003）。
　　本文并不論證或者討論“信息”比“熟悉”的哲學含義更為基礎和更逼近抽象，而是側重從技術哲學的范疇探詢信息和信息技術的內涵、作用和意義。技術哲學關心諸如技術的本質是什么，技術對于人的精神、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如何之類的宏觀題目（Brey，1997）。正如技術哲學概念的提出者，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在1877年的《技術哲學綱要》一書中以為的那樣，技術哲學的主要任務簡單地說就是引起對這種復雜性的留意，并且揭示技術世界的精確特點，它如何能產生出來，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學吳國盛教授的看法是，技術哲學的真正問世，在于哲學中的實踐取向壓倒理論取向，在于意識到技術在一定意義上高于科學（而不是科學的應用），在于意識到技術比科學有更漫長的歷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學，應該說比技術哲學更逼近抽象和普遍。“信息哲學”在國際哲學界簡稱PI。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劉鋼博士撰文以為，2002年牛津大學的哲學家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元哲學》上發表的論文《什么是信息哲學？》是重要的標志之一。“本文是第一篇企圖系統地分析信息哲學性質的文章。”是作者嚴厲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斷言。副標題《賽伯哲學：哲學與計算的交匯》顯示，信息哲學產生于哲學與計算的交匯點上。因而這門具有“交叉科學性質”的哲學學科，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關照著哲學，其新就在于把“計算”的“工具”引進了哲學。這與以往的哲學具有本質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驅動。美國從事虛擬實在研究的哲學家海姆（Michael Heim）甚至將計算機稱為“形而上學的實驗室”。另一個標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國卡奈基－梅隆大學主辦的計算機與哲學大會的司馬賀計算與哲學講座所做的題為《信息哲學的若干題目》的報告。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個題目被回進以下4個方面：語義、智能、自然和價值。
　　信息，其定義五花八門，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報導”（辭海），“人們同外部世界交換內容的名稱”（維納），“用以消除不確定性的東西”（香農），“影響人們改變對于決策方案的期待或評價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從功用的某一個側重點定義的。綜合以上定義，狹義上可以把“信息”定義為“經過加工、具有一定含義的、對應用和決策有價值的數據”。廣義上，應該定義為載體與數據，也可以劃分為硬件與軟件。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信息賴以存在的硬件和軟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信息的內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擴展。原來無法承載或不能經濟性地承載信息的硬件，現在可能實現承載或者具有承載的實用價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電子管的發明，晶體管的發展，集成電路、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突變，以及日后可能實現的生物芯片。原來的軟件，也無法和現代的軟件同日而語。
　　體制是“體”與“制”的復合。“體”是組織結構形式，是硬件；“制”是組織運行規則，是軟件。其中的活躍要素“人”，作為實體，與“財”、“物”等同屬硬件的范疇，作為意識、思想、觀念、文化、技能等虛體，回進軟件的種別。
　　體制的硬件與軟件，均是由無數的信息構成的龐大集合，或稱數據庫。沒有信息的體制是不存在的，少量信息也構不成體制。信息是體制的基石。只有在信息的基礎上，我們才建立起體制的框架。抽往所有的信息，體制必將崩塌。社會制度在變－持久亦變；政治經濟體制在變－不斷改變；信息更在變化之中－瞬息萬變。
　　什么是政治體制？眾議院、參議院、行政院怎樣議事？當決定一件事情的時候，需要多少派別來議論、辯論，時限又是多長，需要多少票數通過表決，都主要由既定的數據來決定，這些是定量的信息。派別的代表們又是從哪些群體中產生，以什么方式產生，這些是定性的信息。在這里，引申一個概念，即定性的信息，就是表征的客體沒有直觀的數據，比如議論。但是，定性的信息也是可以定量化的，比如議論某一個觀點，贊成的可定義為“1”，反對的則為“-1”，不明確的可為“0”，甚至可以用百分比概率來表示傾向程度，議論的地點可用經、緯度表示；議論的時間可用時分秒來計；議論的激烈程度，也可以設定量化數值。從這個意義上講，定性的信息是不存在的，或者換句話說，一切信息都可定量，都可用信息規則對數據編碼，都是數據。由于信息可以描述一切，包括體制。所以，枯燥的政治體制，就這樣用抽象的信息表達了。
　　有什么樣的經濟體制？企業如何決策？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有3個層級，每個層級有其對應的權責，職員構成與表決行事，及至監事會的監視，也都可以用編碼表征，即用信息表達。
　　理論上講，世間萬事萬物，都可信息化。政治體制也好，經濟體制也罷，皆由一定的事物構成。宏觀的國家層面、中觀的行業層面、微觀的企業層面和其間包含，皆可規則編碼，成為特定的信息集合。體制的區別，在于信息集的差異。信息是體制的基石。不僅如此，美國著名哲學家丹內特（Dennett，1987）甚至提出：“信息的概念有助于終極將心、物和意義同一在某個單一理論中。”這一觀點也可以從信息哲學所宣稱的研究綱領可以看出來，由于信息哲學的核心目標便是尋求同一信息理論。
　　更為重要的是，在涉及信息與體制的比較題目上，設問：是信息的革命促進體制的變革，還是反之；在相對穩定的體制框架里，信息革命的功效大一些，還是在信息相對穩定的境況下，體制變革的功效大一些？有些東西，與體制無關或者關聯度不大，但卻與信息十分關聯，“9·11”的情報未能事先有效獲得或處理，主要是信息題目還是體制題目？現代信息戰爭又是怎樣地在短時期內使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甚至國家制度發生變化？假如這樣來比較、來看題目，似乎就可以消除信息與體制是否可比的疑問。至于它們是否屬同一個范疇的討論，也顯得沒有必要。我們深思一下，體制與機制的比較，不也是這樣？如此而來，信息也是完全可以與體制相比優先程度的。更何況這種比較同樣具有實用價值。
　　
　　二、信息技術是體制運行的血脈
　　
　　作甚技術？人們對于技術的理解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含義，遠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以為技術為人類活動的技能；后來隨著機器大產業的發展，機器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作用越來越大，人們又把技術理解為機器設備；后來隨著產業時代的大發展，東西方都有一些哲學家來探討人與技術的關系，附帶地對技術本質深進地進行了探討。在這方面，可能是日本在產業時代的發展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日本學者對技術的理解比較全面：即技術是觀念的技術與物質的技術同一體（張偉，2003）。如此而論，人類為了滿足自己生存發展的需要，利用自己的聰明和自然規律所創造的一切物質手段、經驗方法和技能的總和，從構成要素上看，是聰明經驗、方法技能和工具手段三大要素構成；從結構層次上看，是以聰明經驗為核心，以方法技能為中間層，以工具手段為外顯層有機結合的綜合體（李康，2003）。
　　信息技術（IT）不是外于人思想活動的單純工具，而是思想的延伸和直接表達。表達個體思想的語言是我們第一種思想技藝，信息處理是從口語開始的。文字和書籍使人類能夠儲存、擴展和開發訴諸語言的思想，它是第二種思想技藝，信息技術的出現則為我們開發了第三種技藝，它使我們的思想在全球范圍即時傳播和反饋，并使思想以多種方式－－語言、符號、圖像、聲音、活動等－－獲得表征（吳剛，2001）。
　　當今的信息技術作為現代科學技術的新氣力，具有兩個方面的特征：一是內在特征即一體化、綜合化和多元化；二是外在特征即高速化、社會化和廣域化（錢學成、張沁源，1999）。這兩個特征，體現在對體制的作用和功效上，一種體制在走動，在前進，運行于平滑曲線狀態；一系列的信息流在不斷地運動、交匯、融合，波浪著體制的舢板。當一種體制在奔跑、起跳、騰躍，運行于鋸齒折線狀態，也是一系列的信息流在急劇地、大容量地、高速度地震蕩、膨脹、裂變，似原子彈當空爆炸。體制的這兩種運行狀態，是不同信息技術作用的過程與結果。
　　漸進性信息作用。或稱改進型信息作用，是指信息對現有系統的改進引起的漸進的、連續的、平緩的作用。對應于傳統的信息技術。
　　根本性信息作用。或稱革命型信息作用，是指信息累積作用或突變作用，對現有系統引起的急劇變化或革命性作用。對應于現代的信息技術。
　　以電力產業為例，其有史以來，所經歷的兩個階段就頗具典型意義。
　　第一個階段，即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實行的電力產業的高度壟斷體制，有稱“自然壟斷”。電力的發、輸、配一體化，政企未分，結果，資源不能優化配置，效率低下，電價不斷推高，廣大電力消費者被動地接受著低劣的服務。但同時，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電力產業發展壯大了，從我國1882年第一個發電廠在上海建設，到1949年，全國發電裝機數目僅180萬千瓦，人均用電8千瓦時。到2000年，裝機容量達到3.2億千瓦，人均用電1094千瓦時。全國鄉村通電率達電信產業是自然壟斷產業的典型代表，同時也是產業結構產生新現象和新變化的突出領域。很多自然壟斷理論方面的進展和政府規制的改革都主要發端于電信產業，其中規制改革一直是近年來各國電信產業改革的焦點。激勵性規制被很多國家采用。我國電信產業規制改革起步較早，目前也走在最前面，隨著電信技術進步，電信產業的自然壟斷屬性有弱化趨勢，對其規制也在變化，在傳統規制如收益率規制下，存在被規制企業不愿降低本錢、進步效率的激勵缺陷。
　　
　　一、激勵性規制在國外電信產業應用態勢
　　
　　激勵性規制理論，又稱新規制經濟學，是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個西方規制經濟學分支。由于規制產生的企業內部低效率，規制機構和被規制機構之間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等規制失靈，引起經濟學家對政府規制的重新思考。在很多情況下，均勻本錢下降的自然壟斷產業中仍有規制的必要性，為對繼續保存的規制進行改革，福格桑和凡辛克、洛伯和馬蓋特即是1979年提出激勵性規制方案。激勵性規制，就是指那些能給被規制企業提供經營刺激的辦法，誘導壟斷者往實施某種行動，以達到某個規制目的的規制政策。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區域間競爭、特許投標制、價格上限規制、社會契約制等。
　　激勵性規制在國外電信產業的應用如下：
　　
　　（一）西歐
　　
　　英國最早對電信產業實施激勵性規制方式，1984年第一次實施價格上限規制。英國實施的是RPI-x最高限價模式，RPI為零售價格指數（即通貨膨脹率），x是政府對企業所規定的生產效率增長率，如1997年8月1日到2001年7月31日價格上限為RPI－每年4.5%。政府還對x值作周期性調整。由于零售價格指數對企業來說是一個外生變量，企業要取得較多的利潤，就只有通過努力使生產效率的實際增長率高于政府規定的x值。這就促使企業自覺優化生產要素組合、進行技術革新和加強企業內部治理，以進步生產效率。同時，由于英國的價格管制模型不直接控制企業利潤，企業在政府規定的最高限價下有利潤最大化的自由，只要企業善于經營，不斷進步生產效率，就能取得較多的利潤，從而使企業能不斷得到自我發展。此外，由于英國政府對電信產業所規定的x值都大于零售價格指數，而且有不斷調高的趨勢這意味著RPI-x是一個負數，企業每年必須把價格下降丨RPI-x丨，這使消費者能從企業效率進步后享受較低的價格，有利于進步社會配置效率，因此，英國的價格管制模型具有較好的經濟性能。
　　法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電信實施激勵性規制，自1996年分兩階段實施了價格上限規制：從1997年1月1日到1998年12月31日（RPI－每年9%）及1999年1月1日到2000年12月31日（RPI－每年4.5%）。
　　歐洲大多數國家仍然使用收益率規制，主要原因可能是價格上限規制對規制機構信息要求較高。
　　
　　（二）美國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在1989年3月開始對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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