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芻議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研究框架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問題，對其研究框架進行構建。并按受歷史影響而形成的經濟和會計特點，把東盟十國的會計規范劃分為四大板塊作為研究的獨特思路。【關鍵詞】 中國－東盟；會計規范；研究框架
面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對中國-東盟各國會計規范比較和趨同研究，及時了解其與我國會計規范之間存在的差異，有利于進一步促進我國和東盟各國會計規范的國際趨同，充分發揮會計作為一門商業語言在中國－東盟經濟的發展和雙邊經濟關系的深化中的重要作用，以為我國企業融入東盟資本市場提供會計服務支持。
研究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框架的構建，明確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研究的意義、了解目前國內外研究現狀是首先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一、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研究的意義
（一）有利于促進中國－東盟經濟的發展和雙邊經濟關系的深化
中國－東盟經濟的發展和雙邊經濟關系的深化一直是中國和東盟關心的核心問題，在2002年的第八次東盟－中國峰會上，東盟與中國簽署了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并承諾在2010年建立一個東盟十國與中國組成的自由貿易區。這實際上將促成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市場建立。框架協議表明了這十一國領導人的遠見，看到了一個市場將帶來的巨大商機。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政治上有助于密切東盟與中國的傳統友好關系，保持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提升中國和東盟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經濟上有助于中國與東盟經濟的發展和雙邊經濟關系的深化，有利于擴大雙方的貿易額，有利于本區域內創造一個和平、穩定與合作的環境，增加外國直接投資，調整雙方的產業結構，提高區域內的生產效率，有利于東盟與中國形成一個統一的大市場，進而提高本地區的競爭力，促進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促進成員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在2007年10月在中國南寧召開的“越南-中國經營投資論壇”上，高虎城副部長代表中國商務部致辭時指出，中越睦鄰友好與全面合作關系在兩國領導人確定的“長期穩定、面向未來、睦鄰友好、全面合作”16字方針指導下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雙方投資貿易合作快速增長。2006年，中越貿易額達99.5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1.4％。按照目前中越經貿合作的發展勢頭，雙方領導人共同確定到2010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50億美元的目標將會如期實現。中國與其他東盟各國的發展也很快，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提供的材料顯示，15年來，雙邊貿易額以年均約20%的速度遞增。2007年年初，根據商務部最新統計數據，截至2006年底，中國和東盟雙邊貿易額已達1 608億美元，同比增長23.4％，預計2007年雙邊貿易額將達1 800億至1 900億美元。商務部部長薄熙來預計：2010年中國東盟貿易額要到2 000億美元。
“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經濟的發展將會促進會計人才的需求，會計人才的管理作用又會促進經濟的發展。所以，對中國－東盟會計規范進行比較和趨同研究有利于培育與中國－東盟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會計人才，進而促進中國－東盟經濟的發展和雙邊經濟關系的深化。
（二）有利于促進中國和東盟各國會計規范的國際趨同
為經濟決策提供有用的會計信息是會計的目標之一，它是國內、國際進行投資、籌資、資本運營等決策的重要依據。投資項目中，會涉及到投資方與被投資方的利潤分配，涉及到對被投資單位經營成果的了解；籌資項目中，會涉及債權方對債務方財務狀況的了解；在各種合作經營項目中，涉及對合作經營管理項目的資本運營和決策等等。所有這些，均需要一個相對統一的規范來約束會計信息的生成，這是會計國際化的要求。然而，不同國家或地區會計規范的比較和趨同仍是會計界的一個難題，主要原因在于會計國家化的因素依然堅強的存在。我國自1992年頒布兩則兩制，至2006年38個具體會計準則與1個基本會計準則的全部出臺，標志著我國的會計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會計規范的國際化趨同程度得到進一步加強。與此同時，在東盟十國中除菲律賓和新加坡的會計規范與國際會計規范趨同程度稍高以外，其他八個國家的會計規范的國際化程度還相當低。面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對中國-東盟各國會計規范比較和趨同研究，及時了解其與我國會計規范之間存在的差異，有利于進一步促進我國和東盟各國會計規范的國際趨同，充分發揮會計作為一門商業語言在中國－東盟經濟的發展和雙邊經濟關系的深化中的重要作用，也為我國企業融入東盟資本市場提供會計服務支持。
（三）有利于促進對中國－東盟會計相關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進行研究
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北部灣經濟合作的進一步推進的經濟背景下，會計規范發揮促進經濟發展和雙邊經濟關系的深化功能的內在機理是什么，或者說，會計規范究竟是如何發揮促進中國-東盟經濟發展和雙邊經濟關系的深化作用的？什么樣的會計規范才能真正的發揮促進中國-東盟經濟發展和雙邊經濟關系的深化作用？各國會計規范有無趨同的基礎？等等。這些都是亟待討論和解決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利于我們深刻認識中國-東盟會計規范的現狀，而且對于中國-東盟乃至于國際會計規范趨同頗具現實意義。不過，到目前為止，對中國－東盟會計規范的比較和趨同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見。
二、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研究的現狀
會計作為一門應用型學科，其發展受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影響，同時其又對社會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如會計規范的實施與選擇具有經濟后果。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或會產生稅收效應，或會對各產權主體的利益發生重大影響。因此，對會計規范的研究與運用是一項長期的工程，這項工程與社會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比較會計學是會計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分支，而對世界各國會計規范的比較研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目前比較會計學側重于研究英美等發達國家與我國在會計規范方面的差異，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是，對東盟各國會計規范的系統研究，目前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處于空白，研究成果甚少。綜合我們所取得的文獻資料,對東盟國家會計規范的比較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一）在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協調方面的研究
在中國-東盟會計規范的協調方面，主要有以下內容：
其一，在構建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協調框架的必要性方面：國內學者均認為隨著我國與東盟國家雙邊貿易額的不斷增長，國與國之間的相互貿易、投資以及資本流動的不斷加強，協調同一貿易區內的會計規范，有利于會計信息的相互可比，并會降低企業之間的貿易成本，大大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梁淑紅，2004；周映群，2005）。
其二，在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協調的基礎方面：一是東盟國家內部之間開展的會計協調活動，為同一貿易區的會計規范協調工作打下基礎；二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快，我國與東盟各國都十分重視本國會計的國際化工作，如東盟大部分國家的會計規范與國際會計準則對接，而我國也在會計國際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梁淑紅，2004）。
其三，在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協調的目標方面：盡量縮小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會計規范差異，早日實現同一貿易區內金融市場的統一（梁淑紅，2004）。
（二）在我國與東盟各國會計規范具體比較方面的研究
目前對東盟各國會計規范的比較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加坡與越南兩個國家。其研究的內容主要有：
其一，對越南會計規范的比較研究：越南原會計制度體系是在參照中國會計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和運作的，同時按照原蘇聯的會計模式進行了調整，幾十年來，所走的改革之路與我國大致相似。越南目前仍是以按會計制度及會計準則并行的方法。這與我國相似,其會計改革經歷了四個階段，它是東盟10國中唯一采用會計制度作為會計規范的國家，越南會計準則的制定晚于我國4年，我國于1997年開始制定具體會計準則，而越南于2001年12月31日，才頒布了會計準則，越南會計準則的制定與頒布，成為越南財務改革的里程碑，而建立于國際會計準則基礎上所制定的內容，對越南投資環境的改善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周英虎，2002）；越南會計的國際化程度較高，同時為“東盟會計師聯合會”成員國之一。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全世界的投資者對跨國投資，尤其是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變得更為慎重;同時，世界銀行等一些國際開發銀行也相繼對貸款國家和企業提出了按國際會計準則提供財務信息的要求。因此，建立會計準則并促使其國際相似化。越南作為東盟成員之一，也加入了東盟會計協調的組織——東盟會計師聯合會。只是在采用的過程中，相應考慮了本國的會計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層次（梁淑紅，2005；周英虎，2002）。資本市場的建立與發展推動了越南會計規范的發展。2000年7月20日，越南第一家證券交易所——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開張。其后不到5年，越南第二家證券交易所——河內證券交易中心也開業了。越南也由原直接投資轉為間接投資，由原限制外資到鼓勵外資辦企業。外來資本的流入也加速了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披露與國際慣例的接軌。越南的會計準則國際化程度較高的另一特征是其制定有與國際會計準則“編制和呈報財務報表的框架”相似的“會計準則框架”，其中的會計要素、質量特征均大部分相似。此外，越南與中國在會計模式上相似，在法律上屬成文法系國家，會計上強調政府的管制，會計準則以法規的形式頒布，具有強制性和統一性的特點。會計準則的制定是一種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即由政府法令和法律引入來實現，由國家來推動會計規范的改變。縱觀對越南會計準則的研究，目前只局限于其準則框架，具體的準則內容并未涉及。
其二，對新加坡會計規范的比較研究：新加坡的會計準則主要就會計核算行為作出規定，對企業會計工作本身提出要求主要體現在新加坡的《公司法》中。新加坡的《公司法》規定了對公司財務會計和報告的要求，并且強調會計報告的真實與公允。民間機構在遵循《公司法》規定的基礎上制訂會計準則。新加坡會計準則的制定經歷了3個階段，目前有效的會計準則共有35條，財務報告準則解釋共12條。同時，新加坡允許采用全球公認的準則，避免了外國投資企業因為準則不同而造成的準則調整成本（蔡曉穎，2005年）。新加坡會計準則與我國會計準則目前與國際會計準則的相似度均較高。但仍然存在國家化之間的差異。近幾年來，新加坡的會計改革,在加快會計國際化進程、加強公司治理、加強對會計職業界的監管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會計準則的制定一直緊跟國際會計準則制定的步伐。新加坡現行的會計準則、制度、方法，與國際上通行的方法一致，并結合本國實際，制訂了一套完整的會計核算制度、法規，這樣有利于吸收投資，有利于對外交流，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另外，也有人（羅志忠，2002）對中國和新加坡的會計準則的制定模式、發展進程、運行環境，以及固定資產、無形資產、投資、建造合同、合并報表、財務報告等具體準則進行了簡單的比較研究。新加坡與中國在會計模式上不相似，中國屬成文法系國家，會計上強調政府的管制，而新加坡深受英美會計體系的影響，其會計以行業自律而著稱。2002年以前，新加坡的會計準則由新加坡注冊會計師協會下屬的會計準則委員會制訂，其制訂的會計準則稱為“會計準則說明書”。2002年,新加坡修訂了《公司法》,并依據該法的條文,于同年8月16日,成立了一個新的委員會——公司披露與治理委員會,由它取代注冊會計師協會負責制定與發布會計準則及準則解釋。它所制定的會計準則稱為“新加坡財務報告準則”。新加坡的會計、財務管理機制和手段，在世界上已達到現代化先進水平。特別在會計規則國際化，會計服務社會化和會計工作電算化三大方面均已達到很高的程度。
綜合以上對文獻資料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國內外對東盟國家的會計規范的研究成果相當少，研究內容均未涉及具體內容，沒有涉及應用性方面的研究，在會計理論研究方面，研究的深度也有待進一步加強。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推進，中國與東盟區域經濟合作將更加全面、穩定、規范，會計作為一門國際商業語言，是我國與東盟各國企業之間進行交流合作的橋梁，是實施我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重要支撐之一。這些現實情況迫切要求我們對東盟各國的會計規范進行研究和分析，以便更好地為我國企業走出國門，積極參與國際競爭提供便利。更為重要的是，比較東盟各國的會計規范可以進一步促進我國高校與東盟各國財經院校的交流與合作，為我們培養合格的財經人才尤其是國際化會計人才提供很好的平臺。
三、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研究框架的構建
本文認為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研究應按照以下思路逐層推進：第一，從理論上構建一個關于中國－東盟會計規范比較和趨同研究的分析框架，著重研究如何對中國－東盟的會計工作管理規范、會計工作操作規范以及會計信息管理規范進行比較和分析等問題；第二，按照殖民時期歷史的影響而形成的經濟和會計特點把東盟十國的會計規范劃分為四大板塊。眾所周知，由于歷史的原因，東盟十國除泰國外，其余九國曾分別淪為法國、英國、荷蘭等國的殖民地，期間，也受到這些國家文化的影響，包括對會計的影響。因此，根據這一特點，將東盟十國的會計規范劃分為四大板塊：一是越南、柬埔寨、老撾板塊，二是泰國板塊，三是印度尼西亞板塊，四是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菲律賓、緬甸板塊；第三，按照思路的第一個方面對四大板塊與中國的會計規范進行比較和趨同研究；第四，站在全球會計規范變革的平臺上對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趨同進行對比分析研究。按照上述分析，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研究將分四個部分進行：
（一）中國－東盟會計規范比較和趨同研究框架的構建
會計規范一般可以分為會計工作管理規范即會計機構和人員管理規范、會計工作操作規范即會計準則或會計制度、以及會計信息管理規范三大部分。所以，本文認為第一部分必須從總體上為中國－東盟的會計規范比較和趨同研究構建一個一般的框架，也是中國－東盟會計規范比較和趨同研究的一個導言部分，其架構如下圖1所示：
（二）東盟十國的會計規范四大板塊的劃分
會計和經濟發展息息相關，而東盟十國現代的經濟又與其19世紀末期以后殖民時期的歷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本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研究應根據19世紀末期以后殖民時期的歷史影響以及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把東盟十國的會計規范劃分為四大板塊，即越南、柬埔寨、老撾板塊（主要受法國殖民時期的影響），泰國板塊（東南亞唯一沒有淪為殖民地的國家），印度尼西亞板塊（主要受荷蘭殖民時期的影響），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菲律賓、緬甸板塊（主要受英國和美國殖民時期的影響）。
（三）對四大板塊與中國的會計規范進行比較和趨同研究
在以上四大板塊劃分的基礎上，結合研究框架，應將對四大板塊與中國的會計規范的會計工作管理規范、會計工作操作規范以及會計信息管理規范的比較和趨同進行研究。在研究過程中，重點應放在中越、中泰、中國印尼、中馬新的會計工作管理規范、會計工作操作規范以及會計信息管理規范的比較和趨同研究。而重中之重又放在中越、中泰、中尼、中馬的會計準則或會計制度制定背景的比較、內容的比較、運行效果的比較、以及各具體的會計制度和具體會計準則內容及應用等方面的比較。
（四）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趨同進行對比分析研究
以上三個方面的研究主要強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會計規范的比較和趨同，為了考慮會計規范比較分析研究的大環境，應當把這個地區的問題放在全球制度變革的背景下展開研究，不會導致本項研究處于一種孤立狀態。所以，應對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趨同進行對比分析研究，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國家中，有的國家會計規范國際化程度高一些，比如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菲律賓，有的國家會計規范國際化程度低一些，比如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怎樣提高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趨同程度？這將是研究重點，本文認為應該本著以下觀點進行研究：其一，要正確地看待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差異存在的現實，以便達成共識。主要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各獨立主權國仍然存在和各國經濟發展的長期不平衡；其二，堅持準確的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差異國際協調原則，即求大同存小異、國際化協調與地區化協調要相結合、依靠國際會計組織的權威性、統一性與靈活性并存的原則；其三，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差異的國際協調應通過切實可行的途徑。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研究框架應做如下構建，如圖2所示：
四、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研究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在研究方法方面應側重于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視角
首先，采用會計研究的比較法從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視角對我國和東盟會計規范的差異及其存在的原因進行比較和分析；其次，采用會計研究的分類法從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視角把東盟十國的會計規范劃分為四大板塊，并對各個板塊的特征進行比較分析；然后，采用會計研究的分析與綜合的方法，在對中國－東盟各個部分分析的基礎上，再對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整體進行分析，最后把這個地區的會計規范問題放在全球制度變革的背景下探索會計規范發揮促進作用的內在功能，并尋求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趨同的基本途經。
（二）應對東盟十國的會計規范進行正確的板塊劃分
如果對每一個國家都進行詳細的比較，那樣既不現實也不實用，因為各國的會計規范畢竟正在向著國際化一步一步地邁進，只是步伐有所快慢不同而已，另外，由于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的原因，會計規范存在一定的區域性，所以，如何正確地從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的視角對東盟十國的會計規范進行板塊劃分是中國－東盟會計規范國際比較和趨同研究要解決的第一個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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