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歷史風景的變遷論文
史景遷是喬納森·斯賓塞的漢語名字，“景遷”二字是對英語喬納森的音譯，然而人們總是津津樂道于其字面上的含義：對史家司馬遷的景仰。作為治史學者，踵武司馬遷似乎并不奇怪，然而在中國史的傳統上，作為“史家之絕唱”的《史記》其實并非主流的治史路數。中國史學，有以闡發義理見長者，有以校讎史實見長者，而司馬遷的《史記》所長之處卻是飛揚的敘事文采，魯迅稱其“無韻之離騷”，也正是稱賞其文采和深情。史景遷治史的特點，也恰恰承繼了司馬遷的這一特點，從而在整個中國史研究者中顯得別樹一幟，既是其為讀者所喜愛傳誦之處，也是為部分歷史學者所詬病之處。
實際上，“史景遷”三字的另一層字面含義卻常被人忽略：歷史風景的流轉變遷。在史景遷的筆下，歷史像一則則電影蒙太奇的動態景象，繁華與冷落物換星移，就像古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所描述的詩意。我們讀他寫明末文人張岱，其標題即作“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景遷”之意宛然紙上。而在他的《王氏之死》、《曹寅與康熙》、《天安門》、《太平天國》等著作中，無一不見到濃重的世態蒼涼之感。而這種蒼涼之感，并非來自歷史與社會政治的大格局，而總是和每一個人的個體情感息息相關。
在他的著作《胡若望的疑問》里，這種蒼涼同樣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若不是史景遷的重新發掘，幾乎無人能知道數百年前，一名被拋入異國文化的中國人內心的絕望與困惑。胡若望是晚清的天主教徒，他來到法國才發覺面對一切都顯得格格不入，交流的障礙和文化的隔絕使得胡若望處境艱難，甚至被關進了精神病院。胡若望的處境，不但是他個人的獨特經歷，也隱喻著中國文化在國際交爭時的基本處境，甚至也不妨被視為所有文化當面臨異文化挑戰時的共同處境。若將他的經歷告訴法國思想家福柯，也 許會為其著作《瘋癲史》或《規訓與懲罰》增添一個非常恰當的范例，然而在史景遷的筆下，這一則歷史案卷卻成為了一個荒誕而不乏悲壯的歷史故事，浸染著濃重的史景遷風格。
以獨異的個人來觀照文化對比和交流，這是史景遷津津樂道的主題。在他的.《利瑪竇的記憶之宮》、《中國縱橫：一個漢學家的學術探索之旅》等著作中，我們能看到他對這一主題的反復陳說。即使在《天安門》、《追尋現代中國》等著作里，也總能看到他熱衷于探討那些在文化的沖擊中受到震蕩的人們，包括洪秀全、孫中山、魯迅，也包括成年后才學會漢語的康熙皇帝。
讀者不難將其視為史景遷的自我陳說，畢竟這是西方漢學家所面臨的普遍處境。在他的筆下，歷史的風景不斷地變遷流轉。胡若望是一名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但也是一個普遍性的存在。史景遷在仔細勾勒這個人物個體形象的同時，也賦予其極大的象征意義。就這點而言，史景遷或許可以說超越了歷史學家，而進入了詩的領域。但話說回來，歷史學和詩真的有涇渭分明的界限嗎？史景遷鬼魅般的筆觸，與其說這是通過小人物來勾勒大時代，毋寧稱是借助大時代來還原小人物，更為恰當。這里所承接的，正是司馬遷在描述易水邊白衣送客，垓下四面楚歌之時，筆下付諸的那種悲涼與沉痛。 當然，關于歷史研究或者學術研究究竟應當“有情”還是“無情”，是“介入”還是“疏離”，這尚是見仁見智，沒有定說的一個論題。有一則難以考證的軼事稱錢鍾書將史景遷稱作“失敗的小說家”，這是對其歷史寫作的調侃，還是對其作為歷史家的褒獎？
無論如何評價，但史景遷確實在追隨司馬遷。而且在今天，愿意追隨司馬遷的學者，確實越來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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