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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岱游歷與旅游文化論文參考
一、影響張岱游歷的主要因素
明朝中后期，隨著城市的日益繁榮以及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市民文化蓬勃興起，商品經濟的出現以及人們思想的日趨解放，不斷沖擊著人們保守而又封閉的生活方式，人們的視野不斷開闊，社會生活也變得豐富多彩。作為豐富業余文化生活、充滿生氣和活力的旅游文化，也在社會中日益流行起來，并逐步發展成一種全民性出游風潮。自明朝中葉以后，許多文人也開始走出書齋，陶冶于廣闊的社會生活，一些文人撰寫游記，表達自己對旅游的興趣，如張岱的《陶庵夢憶》、《西湖夢尋》，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張瀚的《松窗夢語》，王士性的《廣志繹》等游記，都是這一時期的游記佳作。由于上層文人、士大夫思想觀念的變化以及旅游觀念的變化，晚明時期，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以上層文人、士大夫為主導的旅游熱潮。作為這一時期著名文人，張岱必然會受到這股旅游熱潮影響，養成一種寄情于山水，生性好游的個性。他的游歷足跡遍布江南繁華都市，他領略了秀麗的江南山水，考察了各種各樣的市井人物以及獨特的風土人情，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流傳后世的美文佳作。他的許多散文、詩歌，都是游歷時的乘興之作，記錄了張岱的旅游心態以及所感所想，這些，對研究明代旅游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張岱自幼生活條件優越，在張岱幼年時期，家族屬于家境殷實的官宦之家“，百口叢我食。婢仆數十人”，因此，少年時期的張岱是一個“紈绔子弟”，比較講究享樂的生活。
張岱少年時期，各種社會矛盾凸顯，明王朝大廈將傾，所以，張岱立下“補天”之志，熱心于“舉業”，希望能夠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和政治抱負。與當時多數文人一樣，張岱雖然有著遠大的理想，對于功名有著強烈的愿望，但是，對于當時的八股取士卻有著矛盾的態度。科場蹭蹬以及長時間的痛苦煎熬，使張岱放棄了科舉這塊走入仕途的“敲門磚”，從科舉和八股文中解放出來，轉而傾力于史學與文藝，并且專事著述，把自己同社會現實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和旅行游歷結合在一起，通過四處游歷，感受市民文化和人文主義思想，同時，通過四處游歷廣交朋友，拓寬了眼界，接觸各種各樣的市井人物以及奇人逸士，感受豐富多彩的風土人情。
二、張岱游歷與明末社會尚游風氣
張岱一生筆耕不輟，生平“好著書”，撰寫過哲學、文學、藝術、歷史等各方面學術著作，因此，張岱一生的游歷，許多和學術考察有關。受家庭環境熏陶，張岱少年時立下修史之志，曾以一人之力完成明史巨著《石匱書》。修史是張岱最值得驕傲的、畢生最大的使命。張岱修史重視實地考察，重視采集歷史資料，要取得第一手歷史資料，必須行遍天下，訪問各地遺老。崇禎十五年十月，張岱為了了解李自成攻打河南南陽等地情況，親自到金陵至淮安游歷，并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在《石匱書后集·盜賊列傳》中。在編撰《石匱書》時，張岱苦于手頭史料不足，文獻不足關乎史著的質量，因此，順治十年八月，為收集第一手史料，張岱上三衢，入廣信，實地考察，訪問當地遺老，搜集了大量真實史料，為撰寫有關崇禎至清初時期的歷史著作《石匱書后集》積累了豐富資料。張岱能以一人之力編撰出《石匱書》，也和他與周圍眾多“史學知己”（如黃道周、李長祥等人）相互切磋、交游往來分不開。出于著書立說需要，張岱交游各方，四處出行，廣泛搜集史料，張岱將旅游與學術研究結合在一起，這一點，也蘊含著晚明時期文人旅游文化特色。
明代中后期，旅游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各個階層都比較認可的，全民參與的社會時尚，無論是達官貴人，還是黎民百姓，無論是貴族士大夫，還是文人墨客，上上下下皆好游成風。由于交通因素以及時間因素影響，人們出游，都選擇距離較近的景點，只有少數的文人士大夫才有能力和機會去從事長距離旅游。大部分黎民百姓以及文人墨客只會選擇短距離游覽附近名山勝水。張岱雖然早年家境比較殷實，但是異地遠游的次數也是屈指可數，其游綜多盤桓于江南等地。張岱第一次遠游，是崇禎二年自杭州赴山東兗州為其父張耀芳祝壽。當時，張岱之父張耀芳就任山東魯王長史，張岱自杭州，沿京杭大運河北上來到兗州。在山東期間，張岱拜訪友人，游歷了曲阜、泰安等地，歷時兩年多載，才自山東歸里。此次遠游，張岱留下了《孔廟檜》、《岱志》、金山夜戲》、《魯藩煙花》等名篇佳作。張岱另一次遠游，是崇禎十年七月，以探望其仲叔張聯芳為由，赴江蘇瓜州敘叔侄之情。張岱前往瓜州游覽了金山寺和焦山，隨后，又來到天平山訪好友范長白。明王朝滅亡以后，張岱家道中落，四處淪落，其宗親也是客居他鄉，四處奔散，順治十四年，張岱至杭州靈隱寺，專程看望出家的族弟具德和尚，第二年，靈隱寺大殿方丈落成，又恰逢具德和尚六十壽辰，張岱還作詩志賀。文人實現社會交往，交游結社是一種重要方式和途徑。
張岱出游，交游結社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張岱一生交游十分廣泛“，生平所遇，常多知己”，如史學知己有黃石齋、李研齋；時藝知己有馬巽青、趙馴虎；游覽山水知己有劉同人、祁世培；古文知己有倪鴻寶、陳木叔；詩學知己有王白岳、張毅儒、王予庵；曲學知己有袁萚庵、祁止祥；字畫知己有陳章侯、姚簡叔等等；張岱志同道合的友人眾多，日常出門訪友或者與友人相邀一同結伴出游是張岱人生中不可缺少的樂事。如在萬歷四十一年三月初三，為參加王右軍祠修禊活動，張岱相邀周戩伯、陸癯庵，同赴天章寺側的蘭亭舊址；崇禎十一年，張岱與祁世培、陳洪綬赴白洋觀潮；隨后，又與好友嵇仲舉、呂吉士、姚簡叔等人訪問閑居南京祖堂山的阮大鋮等等。在交游活動中，張岱不僅增長了學識，還結識了許多工匠、和尚、藝人等，雖名不見經傳卻身懷絕技的奇人才士，張岱與藝伎王月生、竹刻藝人濮仲謙、盆景藝術家范與蘭、串戲明角彭天錫等人都互有往來，這些人物，對張岱雅、俗一體的文化意蘊以及奇特的文化品位都有很深的影響。張岱不僅悠游四方，結交各地奇人雅士，還喜歡與友人結“詩社”“、斗雞社”“、蟹社”“、絲社”“、噱社”。訪友、交游、結社，蘊含著明代末期士大夫旅游文化特色。
三、張岱出游與明代旅游文化
張岱一生喜好游歷，旅游是張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張岱出游以鼎革之變為轉折點，前期出游多以娛樂消遣、學術考察、異地省親為目的，既有純粹冶游性質的出游，也有非游樂性質的出游。鼎革之變以后，張岱出游次數大大減少，由于時局動蕩，家道中落，張岱出游多以尋訪故舊、收集學術資料為主要目的。從張岱一生出游經歷我們可以看出，張岱喜好游歷，主要受明代社會尚游風氣的影響，在當時，旅游已經成為一種大眾化的、深受時人推崇、富于生氣的生活方式，張岱也深受此種風氣的浸染，一生喜好游歷。在張岱的一生中，旅游多以短途旅行為主，長途旅行次數較少。在選擇出游時間上，張岱不僅喜好在歲時節令之時出游，而且喜歡刻意錯開出游的高峰期，在游人較少的月夜、雪夜、雨夜出游，喜歡獨賞美景，喜歡“山空人靜，獨往會心”。在出游時機的選擇上，張岱身上既有與民同樂、熱心參與的一面，同時也有彰顯文人個性與審美情趣，不與庶民同流的一面。他將方興未艾的世俗文化與傳統的高雅文化融為一體，呈現出雅俗之辨的旅游心態。隨著明代旅游活動的日趨成熟，明代中后期，在許多城市，尤其是旅游資源較為豐富的地區，已經出現了旅游活動市場化的傾向。張岱出游喜好水路，當時旅游業發達地區已經出現了租賃船只方便出游的方式，出游住宿，張岱出游以投相熟故舊為主，但是，有些時候也會選擇景點的客棧投宿。張岱出游還十分注重舒適感，注重結伴同游，因此，張岱出行不僅常有仆人跟隨服侍，而且身邊還有一些好友、戲子、家優等陪伴，在當時，這種游歷方，是一種時尚之舉，也體現了明代旅游文化的一些顯著特征。
作者：金花 單位：長春科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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