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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力資源管理生態的形成與影響因素
摘要：本文針對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中人與管理環境的不適應現象，提出人力資源管理生態問題，從三個層面剖析了影響人力資源管理生態問題形成的因素。關鍵詞：人力資源生態；形成；影響因素
“生態”這個概念首先應用在生物學上，“生態”的主要含義就是“生物體對環境的適應”。環境被看作是一定地域范圍內所有生物體，包括動物、植物、微生物彼此互動，并與自然界非生命物質互動所構成的生命網絡。所以生物學上“生態”的意義就是指有機體與其環境的相互關系。英國《韋氏辭典》把“生態”解釋為：“生物體與環境的適應性互動”。生態包含著遞進的三層意思：關系，適應，導向。生態學是研究生物體與生成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一門學科，是關于生物生存條件的關系學。在生態的種種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就是適應，生物體正是對環境從平衡到不平衡、適應到不適應的動態發展中進化。既然生態是生物對環境的一種適應性互動，那么這種適應本身就含有一種導向的意思，不論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或者是人工選育良種、人工馴化，無不體現為一種導向。
生態學中的生態指生物體與環境的適應性互動，管理領域同樣會產生生態問題，而產生這個生態問題的主要是人力資源管理的范疇。人們生活在自然界、人工自然與社會環境中，人的生態問題表現為人和天然自然、人工自然與社會環境的關系。與人力資源管理密切相關的是社會環境中的組織環境，人生活在組織環境中，就存在人與環境的適應性互動，這種環境對人的影響不亞于自然環境對人的影響。本文在人力資源管理環境中賦予生態以新的含義，即管理中人與管理環境的適應性互動。當管理體制與人性分離，人與管理環境不能適應性互動時，管理的生態問題就產生了。我們知道，尋求普遍的尊重并公正地對待一切人和物，是當今生態運動蘊含的根本倫理精神和核心倫理觀念。那么，在管理中，究竟什么樣的管理體制、方式，理念才是符合人性的，怎樣的管理才是尊重并公正地對待一切人和物的。于是，人力資源管理的生態問題也就表現為人力資源管理體制與人性分離。
一、人力資源管理生態問題的形成
在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中，人與管理環境的不協調表現為管理體制與人性的分離，可從以下兩方面闡述。
(一)人的動態發展與管理模式的多樣性。人的發展和管理發展是相互作用、對立統一的。人作為自然界長期進化和社會進化的產物，是一種未完善的存在物，藍德曼說：“自然沒有把人制造完整便把人放在世界上了。自然沒有最終決定人，而是讓人在一定程度上尚未決定。”人是動態發展的，人性的發展首先是由社會關系發展決定的，人性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的，因此，不能簡單的規定人性，而要根據社會歷史的發展來分析人性的發展狀況。管理模式的也具有差異。管理是以文化為轉移的，并且受其社會的價值觀、傳統與習俗的支配。管理與人性不斷地在平衡與不平衡之間，適應與不適應之間進行動態地轉換，當管理的發展與人性的發展步調不一致時，二者就會失衡。
(二)管理體制與人性的分離。管理活動本來是為人的，但它又具有“非人性”的因素，會自然產生一種導致人性扭曲的趨勢。功利原則和效率原則是經濟管理活動的兩條基本原則，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兩條原則的結合表現為對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又會自發產生各種形式的物本主義(如縱欲主義、拜物教、拜金主義等)，容易使人變得自私和貪婪，既然管理對人性的扭曲是極為可能的，那么管理體制與人性分離也就不可避免會出現。當管理體制與人性分離時，人力資源管理生態問題便形成了。
二、人力資源管理生態問題形成的影響因素
影響人力資源管理生態問題形成的因，素有以下幾方面：
(一)科技對人的物化。科學技術的應用有時非但沒有使人獲得自由，反而束縛了人，困擾了人。馬爾庫塞認為，現代科學技術是一種嶄新的控制形式，它與人是對立的。他還認為，科學技術的控制使發達工業社會陷入單向度的“病態社會”，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則成為單向度的人；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人滿足于富裕的物質生活享受，而放棄了對理想、自由和高級精神境界的追求。科技對人的物化是影響人力資源管理生態問題形成的首要因素。
科技對人的物化一方面表現為機器大工業的出現導致工人成了機器的附庸。馬克思指出：“手工制造業的分工，使一個完全的人終生為一個部分操作所吞并”。手工制造業的分工又生產出機器大工業，機器大工業使勞動者大腦僵化、退化，人本身具有的巨大的潛在的想象力、判斷力、分析力、觀察力、思考力等，都受到了嚴重的壓抑，而無法發揮、施展和挖掘，勞動者的勞動變成了單調乏味的、令人厭惡的活動。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勞動產生了美，但是給勞動者產生了畸形，勞動者用機器來代替自己，但這樣就使一部分勞動者倒退到野蠻的勞動上去，并且使另一部分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精神(智慧)，然而替勞動者生產了無知、癡癲”，“勞動對勞動者是外在的，即不屬于他的本質，因之，他在他的勞動中并不肯定自己，反而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反而感到不幸，并不展開自由的肉體和精神的勁力，反而使他的肉體受到苦刑，并使他的精神陷于荒廢”。另一方面，人的物化表現為科學技術改變了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日新月異的技術進步使生產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不斷急劇變化，催促著每一個人毫不懈怠地努力跟上發展的步伐，從而破壞了工作和休閑的平衡關系，人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壓抑感和匆忙感，并導致了不良的生活態度：貪多求快。馬爾庫塞旗幟鮮明地提出人所面臨的危機，即人一旦被物質產品所奴化，將失去生活的自由，各種欲望和需求都因為物質條件的限制而無法達到完美和滿足，在很大程度上處于一種壓抑的生活狀態，無從談及對自由的追求。“支配物質產品的從來都不是人類全部勞動和智力的全部工作，一個人若將其最高目標和幸福都傾注到這些產品中，必定會使自己成為人和物的奴隸，出賣了自己的自由。” (二)價值觀的偏向。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人的精神生活領域出現了拜金主義的盛行和道德滑坡、人性的扭曲等現象。美國人大衛·格里芬曾把科學導致的精神失落稱之為“祛魅”(disenchantment)現象，他說：“這種祛魅的觀點意味著，……宇宙間的目的、價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沒有什么自由、創造性、暫時性或神性。不存在規范甚至真理，一切最終都是毫無意義的。”這主要根源于科技社會中失去了價值導引的“工具理性”的過度膨脹。現代科學技術的無處不在、無堅不摧和產品的無奇不有、無所不能，容易使人們更多地關注“物”的因素，留意于科技的神奇、信息的便捷、物質的豐富和生活的安逸，而忽略了“人”的方面，忽略了美德的修養、理性的崇高、個性的豐滿和精神的健康。
物質條件對人主體性的制約使人們過分推崇物質力量。“人們怎樣生存他們就是什么樣的存在，人們在什么樣的物質生存方式中生存他們就會有什么樣的觀念。”現代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尚未達到普遍富足的程度。盡管科技的發展帶來了生產力的進步，但整個人類社會中的多數人依然需要為解決吃、喝、穿、住等基本的生存問題而奮斗，許多人甚至遠未脫離貧困。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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