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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二孩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現實影響分析
研究表明，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初期，政策調整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較小，下面是小編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單獨二孩政策對出生性別影響的論文范文，歡迎閱讀查看。
一、問題與背景
出生性別比是衡量人口性別結構的重要指標，在世界范圍內，普遍認可的正常的出生性別比在105左右。資料顯示，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偏高已三十余年，從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的107.63升至2004年121.2的歷史最高紀錄，之后，出生人口性別比一直徘徊在120左右。
2009-2013年統計顯示我國出生性別比連續五年下降，但下降程度非常有限，2013年仍達到117.6①,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偏高的態勢并未得到根本改變。
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區域之廣、程度之甚、持續之久，是世界上其他國家所不及的。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后果已開始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的顯現。
Albis等用2008年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署的數據計算發現，中國的“新娘缺失指數”(MissingBridesIn-dex)達到了1.139②.由于高出生性別比時期出生人口不斷進入婚育年齡和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持續，這種情況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更趨嚴峻，而且還會由此引發其他的社會問題：如針對婦女的綁架或買賣;男性與男性為爭奪配偶的競爭而導致犯罪率提高③.另有學者運用中國的統計數據計算發現，犯罪率與16-25歲人口性別比之間呈正相關關系，16-25歲人口性別比升高4%,犯罪率提高82.4個百分點，1988-2004年中國犯罪率升高的1/6由16-25歲人口性別比升高解釋④.
為什么中國出生性別比持續的嚴重偏高?Guilmoto在對亞洲部分國家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研究時認為，技術可行(able)、愿意并準備使用選擇性技術(willingandready)以及生育擠壓(fertil-itysqueeze)是三個決定性的因素⑤.這三個因素也可以通俗地理解為：性別選擇性生育、男孩偏好和生育政策。對于前兩個因素，學術界似乎沒有異議，但對于第三個因素，則爭論頗多。概括起來，主要有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計劃生育政策導致了中國出生性別比偏高。或反過來理解，放寬生育政策可以促使出生性別比回歸正常。李建新、王軍認為適度放寬生育政策可以緩解過嚴生育政策對我國出生性別比失衡的激化作用，從而一定程度上促進出生性別比回歸正常水平⑥.
圍繞“單獨二孩”政策調整，翟振武認為較為嚴格的生育政策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狀況，調整生育政策，將能促使出生性別比下降⑦.
喬曉春認為“單獨二孩”政策擴大了一部分人生育選擇空間，弱化了對男孩選擇的偏好程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出生性別比偏高的狀況⑧.
第二種觀點認為，計劃生育政策不必然導致出生性別比偏高。或從另一角度理解，放寬生育政策難以實際改變出生性別比失衡狀況。石人炳通過理論思辨與統計分析，認為生育控制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產生間接影響，推行普遍的二孩政策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出生性別比，但這種降低程度是有限的，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出生性別比偏高的問題⑨.
結合“單獨二孩”政策調整，楊菊華認為由于性別失衡的本源性要素存在，多數夫婦或許會更加重視二孩性別，“單獨二孩”政策，難以實際改變性別失衡1⑩.原新認為“單獨二孩”政策可以適度增加生育數量，促使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但是很難使出生人口性別比恢復正常.
上述觀點都是在生育政策調整之前學者們的推斷，實際情況又是怎么樣的呢?為此，筆者于2014年12月分別對山西省、安徽省、湖南省和湖北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進行了調查瑏瑢?,獲得四省啟動“單獨二孩”政策之后的實際生育數據。本文擬通過對統計數據的分析，回答如下問題：第一，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對出生性別比究竟帶來了怎樣的影響?以及為什么表現出該影響?第二，單獨二孩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現實影響有何政策意義?
二、“單獨二孩”政策影響出生人口性別比的現實表現
1.2014年出生人口性別比與2013年出生人口性別比比較從中部四省2013年和2014年出生人口性別比和分胎次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實際狀況來看比較(見表1)，我們不難看出如下特點：
第一，2014年出生性別比較2013年略有下降。表1顯示，2014年“單獨二孩”政策實施近一年來，四省總的出生人口性別比由2013年的114.64下降至112.22,下降2.42個點，這一下降幅度與2009-2013年五年的下降幅度之和相當，應該說下降還是比較明顯的。但我們不能就此認為這是單獨二孩政策產生的效果，只有對各胎次的出生性別比深入分析才會有更清晰的結論。【1】
第二，二孩出生性別比下降明顯。比較2013年和2014年四省各胎次出生性別比的變化，我們發現，一孩出生性別比略有上升，但變化不大;2014年四省二孩出生性別比較上年降低了6.71個點，考慮到二孩出生數占全部出生數的比重較大(四省合計為34.9%)，該胎次出生性別比的下降導致了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2.34個點。多孩出生性別比盡管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但由于多孩在整個出生人口中所占比重較小(見表2)，其出生性別比的變化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變化的影響程度并不大。
同樣的，四省二孩出生性別比的較大幅度的下降并不能簡單地認為就是單獨二孩政策帶來的變化，在后文中我們會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2.單獨二孩的出生性別比及其與其他胎次出生性別比比較單獨二孩政策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與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差異，二者差異越大，其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就可能越大;二是單獨二孩出生人數占全部出生數的比重，比重越大，其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就可能越大。這里我們先看單獨二孩的出生性別比情況。【2】
表3給出了中部四省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及其與其他胎次出生人口性別比的比較，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如下特點：
第一，中部四省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略微高于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四省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比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高出2.73個點，由此看來，如果說單獨二孩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產生影響，則可能是導致出生性別比的升高。但具體影響程度還要視單獨二孩出生數所占比重而定。從表3我們還發現，四省合計的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低于所有二孩的出生性別比，說明單獨二孩生育主體的性別選擇情況低于非單獨二孩生育主體。
第二，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省際差異較大。在中部四省中，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最高的是安徽，達到了133.11,不僅高于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近20個點，甚至高于所有二孩的出生性別比，這一點特別值得關注;湖北的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也高達124.88,盡管低于所有二孩的出生性別比，但高出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約11個點。在安徽、湖北這類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嚴重偏高的地區，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是很可能推高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
我們這里用了“可能”二字，是因為單獨二孩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要結合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和單獨二孩出生數所占比重進行分析。【3】
從表3我們也注意到，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在有的地方與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接近(如湖南)，有的地方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低于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甚至低于一孩出生性別比(如山西)。這表明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的地區差異明顯。
3.單獨二孩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單獨二孩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方向和影響程度究竟如何?我們還是用四省的數據進行說明(見表4).
我們先看四省合計的情況。
2014年，四省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2.22,如果不考慮單獨二孩，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12.20.或者說，單獨二孩的生育導致四省出生性別比升高了0.02個點，約升高了0.02%.但具體到不同的省，情況有所不同：單獨二孩的生育在安徽導致出生性別比升高了0.07%,而在山西，單獨二孩的生育則導致出生性別比下降了0.04%.在湖北和湖南，單獨二孩生育導致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分別升高了0.02%和0.03%.
如前所述，單獨二孩生育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既和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與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差異有關，也和單獨二孩生育數占全部生育數的比重有關。由于單獨二孩生育數占全部生育數的比重很小，故單獨二孩生育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影響很小，在0.1%以內。
三、結論與討論
1.結論
就生育政策調整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而言，根據上文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從影響方向看，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可能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升高，但這種影響存在地區差異。上文的分析可見，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使中部四省出生性別比略有升高。具體到每個省，除了山西省單獨二孩生育導致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外，其他三個省都導致出生性別比升高。
(2)從影響程度看，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初期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十分有限。由于單獨二孩實施的第一年各地出生的單獨二孩數占全部出生人口數的比重很小，故當前單獨二孩生育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非常小，中部四省合計只有0.02%,四個省各自的影響程度都在0.1%以下。或者說，從現有數據看，單獨二孩政策在實施初期對出生性別比幾乎沒有影響。
(3)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的地區差異較大。僅就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本身而言，地區差異還是很大的，即使是在中部四個省中也是如此。在安徽，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超過了130,甚至比全部二孩出生性別比還高;而在山西，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不到104.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的地區差異也決定了單獨二孩政策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
2.討論
(1)為什么單獨二孩政策并沒有導致出生性別比的降低?
“降低出生人口性別比”或“優化人口性別結構”是我國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的理由或目的之一，而且，此前不少學者也斷言單獨二孩政策將有利于降低出生性別比(如前文所述)，但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初期的實際情況并沒有出現政策期待的效果或部分學者預言的情況，甚至有相反的趨勢?
其實，出生性別比偏高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它的根本原因是部分生育主體在男孩偏好驅使下進行性別選擇性生育的結果。生育政策調整在一些男孩偏好較為盛行的地區帶來的出生性別比影響可能是：許多生育了一個女孩的單獨夫婦，在原有的獨生子女政策下，他們的生育男孩的愿望被計劃生育政策所抑制。隨著單獨二孩政策的實施，他們的“機會之窗”被打開。為了實現生育男孩的目標，部分人可能會通過各種途徑進行性別選擇性生育;而對已有一個男孩的單獨夫婦，如果他們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愿望不強或者選擇性生育一個女孩的動機不強，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就可能出現單獨二孩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進而有推高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趨勢。
而且，從生育主體的年齡結構看，政策調整后，生育主體的年齡差異會更大，一些因為原來的獨生子女政策限制了生育二胎的夫婦，直到“大齡”才迎來了政策調整的機會，所以，在政策調整的初期，“大齡”生育者比重會有一定的提高。而我們知道，相對于年輕人，傳統重男偏好的觀念在“大齡”生育者中更為嚴重.因此，大齡生育者比重提高也預示具有男孩偏好的生育者比重提高，這也可能導致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偏高。
(2)今后幾年單獨二孩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會加強?
前文研究表明，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初期，政策調整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較小，即使是在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很高的安徽省，其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也只有0.07%,作用甚微，其主要原因是單獨二孩生育數占全部生育數的比重很小。我們關心的是：單獨二孩規模不大、比重很小是一種暫時的現象還是一種持續性的現象?如果是前者，單獨二孩政策會隨著單獨二孩規模的增加而加大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權重;如果是后者，則單獨二孩政策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幾乎沒有影響的現象仍將持續。
為什么生育政策調整導致的多出生人口數遠遠沒有達到先前預測的程度?我們在調查過程中聽到三種解釋：
一是“滯后論”.該觀點認為，生育政策調整后的生育行為反映相對于政策調整有一個滯后性：符合新政策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夫婦很難在政策調整之后馬上懷上第二個孩子，即使懷上了孩子也還有一個“十月懷胎”的過程，因此在政策調整的2014年單獨二孩生育數增加不突出是正常的.按照這種觀點，在“滯后期”過后，單獨二孩出生規模會有較大的增加。這種觀點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要辯證地看待。
一方面，“十月懷胎”是一個生理現象，毋庸置疑。在政策調整之前，盡管有少量單獨夫婦“政策外”生育二孩，但絕大多數單獨夫婦即使有強烈生育二孩的意愿仍不得不“遵規守紀”.我國大多數省市區實施單獨二孩政策是在2014年2-3月，如果想生二孩的單獨夫婦在政策調整開始實施就能懷上孩子，生育孩子也到了2014年年底，故2014年單獨二孩生育不多是可以理解的。到2015年則不受“生育滯后”的影響，單獨二孩生育數肯定比2014年多。
另一方面，“滯后論”不能解釋政策調整后單獨二孩生育數不多這一現象的全部。許多符合政策生育二孩條件的夫婦放棄生育是政策調整后單獨二孩堆積不嚴重的重要原因，有三個事實可以佐證這一點：第一，政策調整后對湖北省單獨夫婦生育意愿的調查表明，只有21.51%的人明確表示要生育第二個孩子,說明單獨夫婦想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比例并不高。第二，雙獨夫婦生育二孩的比例不高。按照政策規定，我國大多數省市區一直以來允許雙獨夫婦生育第二個孩子，不存在“滯后”問題，但實際上，在不少地區，生育第二個孩子的雙獨夫婦所占比重并不高。以安徽省為例，2014年，安徽全省生育二孩的雙獨夫婦只有1225對，占全部育齡雙獨夫婦的比重僅1.54%.第三，申請二孩生育的單獨夫婦數量在政策調整后并沒有出現“井噴現象”.如果說生育可以滯后，但對二胎生育的申請是沒有理由滯后的。按理說，在生育意愿被多年抑制之后，政策調整初期應該是申請生育二孩的爆發期，但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我們仍以安徽省為例，安徽省2014年1月開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在1-3月，二孩生育的申請數迅速增加，但5月份比3-4月的申請數已有較大幅度的下降，此后每月申請生育二孩的夫婦數變化不大，多在2500人上下波動(見圖1).2014年申請生育二孩的單獨夫婦占育齡單獨夫婦總數的比重只有7%.即使所有申請二孩的單獨夫婦都在10個月后生育孩子(不考慮不孕不育和不能很快懷孕等情況，這是一種上限估算)，2015年安徽省單獨二孩生育數也只有3-3.5萬人左右，比政策調整前預測數量減少約35%-45%.按此推算，2015年安徽省單獨二孩出生數占出生總數的比重大約只有3.6%-4.2%.如果單獨二孩出生性別比保持2014年的水平不變，2015年單獨二孩生育將導致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上升0.86-1個點。【5】
二是“羊年論”.一些人將單獨二孩生育政策實施后出生堆積并不明顯的現象歸因于2015年是“羊年”,是很多人認為羊年生育孩子不好，回避羊年生育。言下之意是單獨二孩生育在2016年會有較大的反彈。中國人真的回避在羊年生育孩子嗎?
我們不妨對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分年齡的人口數進行分析，看看羊年出生人口數是否明顯少于相鄰年份出生人口數(見圖2).【6】
分析發現，在2010年普查的0-100歲人口中，出生年份屬于羊年的有8個年份，分別是2003年、1991年、1979年、1967年、1955年、1943年、1931年、1919年。在這8個年份出生的人口中，有3個年份(2003年、1967年、1931年)出生人數低于相鄰兩個年份出生人口數，有4個年份(1943年、1919年、1991年、1955年)出生人口數處于相鄰兩個年份出生人口數之間，有1個年份(1979年)出生人口數高于相鄰兩個年份出生人口數。在所有這些年份中，除了1967年這個羊年出生人口低于相鄰年份出生人口較為明顯外，其他7個羊年出生人口數與相鄰年份出生人口數差別并不大。表明在過去的100年里，中國人并沒有刻意回避羊年生育。我們沒有理由認為國人在當今比過去更加迷信。
三是“觀望論”.該觀點持有者認為在生育政策調整后，許多符合新政策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夫婦還在觀望之中，沒有急于生育。這種觀點持有者并沒有解釋單獨夫婦為什么觀望和觀望什么。
人的“觀望期”是1年或者2年，而且在1-2年的觀望期過后就會生育孩子。
綜上所述，單獨二孩生育“遇冷”(指低于預期生育數)可能是一個持續的現象，該現象的持續也就預示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對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影響甚微也將是一個持續的現象。
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如果單獨二孩政策持續，單獨二孩規模和比重也會隨之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從2015年開始，生育“滯后期”結束，單獨二孩生育數會有一定的增加;第二，隨著獨生子女進入婚育年齡的增加，單獨家庭規模和比重都會隨時間逐漸增加，相應的單獨二孩生育數也會增加。單獨二孩生育數的增加及其所占比重的增大，會使得其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有所增加。
四、本研究結論的政策含義
盡管從目前來看單獨二孩政策對全部出生人口性別比的影響很小，但上述分析對人口計生部門控制出生性別比偏高工作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首先，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無助于降低出生性別比，在一些地方甚至相反。這就要求計生部門放棄“單獨二孩政策有利于降低出生性別比”的不正確的觀點，實實在在地投入精力解決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
其次，控制出生性別比偏高工作要高度關注新的重點工作對象。計生部門在以往控制出生性別比的工作中，考慮到不同對象進行性別選擇性生育的可能性不同，確定了工作的重點對象：農村只有一個女孩或多個女孩沒有男孩的夫婦，即所謂的“純女戶”.在城鎮，由于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即使部分人偏好生兒子，但在第一胎就進行性別選擇性生育的人畢竟是少數，而且計生部門對城鎮居民政策外生育的控制比較有效，這樣，部分有男孩偏好的夫婦即使第一胎生育了女孩，也很難有機會突破生育政策的限制選擇性地再生育一個男孩。但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對單獨夫婦群體而言，如果他們只生育了一個女孩而又強烈希望生育一個男孩，他們就可能會將政策調整看作選擇性生育一個男孩的機會。于是，對于男孩偏好較為強烈的城鎮地區，已有一個女孩的單獨夫婦就應該成為計生部門控制出生性別比的新的重點工作對象。重點工作對象的擴大將給計生部門的工作帶來更大的壓力。
再次，男孩偏好較為普遍和嚴重的城鎮地區要認清控制出生性別比偏高工作的新形勢。以往生育政策的城鄉差異決定了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后，符合生育二孩條件的單獨夫婦主要集中在城鎮。
一方面，城鎮地區相對于農村更嚴格的生育限制政策和更有效的政策執行，使目前單獨夫婦主要集中在城鎮;另一方面，農村已有一個女孩的單獨夫婦按照原有政策本來就是可以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新的生育政策只是給了已有一個男孩的單獨夫婦再次生育的機會，但這類夫婦已有了一個男孩，沒有選擇性再生育一個男孩的動機。而在城鎮則不一樣，大量已有一個女孩的單獨夫婦的生育二胎意愿被原有政策抑制。故從出生性別比控制的角度看，單獨二孩政策實施對農村地區沒有負面的影響，而對城鎮的負面影響較大，尤其是男孩偏好還比較普遍的城鎮地區。因此，城鎮地區計生部門要認清控制出生性別比偏高工作的新形勢。
最后，出生性別比偏高嚴重地區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的頭幾年，計生工作要高度重視打擊“兩非”(非法胎兒性別鑒定，非法選擇性終止妊娠)。我們提倡控制出生性別比偏高要“標本兼治”.徹底消除人們的男孩偏好，從根本上消除性別選擇性生育的動機，這是“治本”.“治本”固然非常重要，但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在生育政策調整初期，我們不僅要關注長期積壓的孩子“數量需求”集中釋放，還要關注長期積壓的“男孩偏好”的集中釋放。
在這個特別時期，“治標”工作顯得更為重要和必要，要把打擊“兩非”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治理方面，要繼續實行對主管部門和地方黨政領導“一票否決”.要充分發揮衛生和計生機構合并的優勢，建立打擊“兩非”的工作新機制。要規范私人診所，取締沒有運營資格的小診所，對有關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的醫療器械和非法引流產的藥物加強管理。可以考慮在所有醫院建立類似于“出生實名登記制度”的“流引產實名登記制度”,凡沒有進行實名登記的流產和引產要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處罰。流引產的實名登記便于衛計委掌握“兩非”線索，提高打擊“兩非”的精準度和有效性。在人口流動性增加的大背景下，打擊“兩非”要全國一盤棋，通過地區間的配合和聯手堵住“異地選擇”的漏洞。借全面反腐之東風，對阻撓查處“兩非”案件，或為“兩非”當事人開脫說情的領導干部公開曝光，嚴肅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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