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賈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現象--從方用彬談起 (一)(

時間：2024-07-31 13:41:18 文化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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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明清普遍存在的“棄儒就賈”、“賈而好儒”等社會新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學界已較集中地作了考論，普遍認為，從明中后期開始，士商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以致使兩者互相滲透、互相交融[①]。美籍學者余英時從士與文化這個角度，論證了那個時期士與商的互動或稱合流關系，又從商人本身意識形態變化出發，肯定并強調了由日本學者提出的“士魂商才”觀念。筆者在翻閱嘉靖、萬歷時一些文人集子，尤其是在詳讀陳智超所著《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②]之后，深感到歷史事實的錯綜復雜、豐富多樣，擬從另一側面，也即明代后期商賈文人化[③]這個層面，對士商關系等問題作一思考與闡發[④]。明代后期，士與商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對于這種現象似不能一言以蔽之。中國自古就有“君子之儒”（道德之儒）、“小人之儒”（世俗之儒）之分，前者專治儒業，將治國平天下看作人生最終責任；后者卻專事翰墨，吟詩作畫，結社交游，甚至可以說是詩酒人生。如果給后一種人定位，嚴格來說，他們不能算是純粹的儒者，而是具有文學藝術才能之文人。明代儒生學者與文人兩者間沒有絕對界限，但區別確是客觀存在。洪熙年間，大臣楊士奇與仁宗皇帝曾談論如何看待儒人賦詩問題，楊氏答道：“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⑤]這是一種品級上的劃分，雷同與“君子”和“小人”儒之說。我國的史志等文獻中，大凡有“儒林”和“文苑”之分，那似又一種對文士學者技術上的區分。明代所謂“士少年”，博得一科第之后，方弁髦棄之而后學詩、鉆研古文等，否則被視為“山林之士，不事科目者耳”。科舉與文學分道，這又是實際生活中兩者有別之佐證。當然，明代幾乎所有文人，包括商賈及其子弟從文，無不是由學儒起步，一開始就將追求功名看作他們共同的價值準則和人生最高境界。但因為仕路狹窄，或其他種種原因，他們以后的人生道路與最終結果南轅北轍。明代后期，商人及其子弟中的文人學士，既有順利出仕，做了高官大僚的申時行、許國、汪道昆等等；更有放情詩畫，造就了不計其數的布衣文人，如下文將提及的吳敬川、童佩、沈明臣、方用彬等等。明代儒賈關系，討論已經較為圓熟，但商人與文人關系，商人為何、如何轉向于文，學者雖有所涉及，卻尚未深究。《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一書的出版，剛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具有豐富細致資料的個案，七百通信件之得主—方用彬，正是商人與文人雙兼的典型人物。從他出發，推而廣之，對明代后期商賈及其子弟文人化問題作些探討，或可窺視當時商人的另一面相，以及商賈隊伍的變化與晚明商業、社會文化等的關系。當然，我們也無意以一點或一些點來概括商人全貌，只是希望通過對某些個案的深入探討，多側面地來考察商人，更透徹地剖析當時商人與文人關系。為敘述方便，本文只限于江南區域[⑥]的范圍之中。一明代徽州方氏親友七百通手札，所提供的雖是方用彬其人其事的多方面碎片，但若將其串聯在一起，一個文人商賈生動鮮活的生活畫面即呈現眼前。七百通手札，經陳智超先生的精到考釋，可知方用彬生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八月，卒于萬歷戊申（三十六年）四月（公元1542-1608年），是一商人子[⑦]。本人與族人又共同開有店鋪和典肆（有幾座抑或只有一所綜合性的鋪子，材料沒有明確記載，尚待進一步考證），亦一活躍的鋪商。方用彬祖父輩就是商人，經其叔祖兄弟三人的合力經營，家境已很富有。到他父輩，承襲祖業，仍在淮揚一帶經商，所以家業愈益昌盛。[⑧]方用彬大約二十來歲，已經主管家庭經濟，至遲三十多歲，即主持典鋪生意[⑨]。五十出頭，其店肆頗成規模[⑩]。除典當外，又銷售墨、硯、香、箋等文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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