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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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史視野中的“大學敘事”

　　文學生產與教育制度，二者的關系極為密切，這一點，誰也不會否認。相對于“科舉與唐代文學”或“書院與宋明理學”來，現代大學與20世紀中國文學之間，更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談論“大學”與“文學”之間良好的互動，一般關注的是大學教育對于文學生產、風格流變、潮流興替的影響（比如文學史課程如何建立批評標準、美育何以成為可能、文學社團之于校園文化、“學生腔”與“新思潮”的關系，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不同文類的升降起伏等）①，本文則轉而探討作為文學想像的“大學校園生活”，如何投射著一個時代的思想變遷，滋潤著當代大學生的校園生活，甚至制約著大學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大學歷史與大學敘事

　　作為知識生產、人才培育、思想交流的重要園地，學校本該成為文學家矚目的中心。可實際上，古往今來，成功的“學堂（大學）敘事”，不僅數量不多，而且很難進入文學史視野。傳統中國戲曲小說中，飽受顛簸之苦的讀書人，最終不是高中狀元，就是進士及第，此乃主人公命運轉折的關鍵，也是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動力。至于此前的“十年寒窗”，則往往只在表現窮困的生活境遇上用力。或許是魯迅的影響太大了，一說傳統教育，很多人馬上聯想到的，是“三味書屋”里的搖頭晃腦。可實際上，兩千年間，不說大儒講學，即便塾師啟蒙，也都是異彩紛呈的。很難想像，單靠迂腐的陳最良們（湯顯祖《牡丹亭》），能支撐起傳統中國的“師道尊嚴”。

　　關于私塾、書院以及科考，今人所有的、大都是負面的記憶，比如春香鬧學（《牡丹亭》），寶玉背書（《紅樓夢》），馬二先生操選政（《儒林外史》）等。好不容易有了祝英臺女扮男裝入學讀書的優美故事，可無論是最初的民間傳說，還是日后改編成戲曲、電影，都把著重點放在“十八相送”或“化蝶”上。換句話說，即便談及學堂，也都不把“學業”放在眼里。要不“功名”，要不“愛情”，正所謂“功夫在詩外”也。這就難怪，日后史家之描述千年書院，可供引述的，只有堅硬的學規、章程及若干“書院記”，而無鮮活的文學想像。

　　談及“以詩證史”，歷來頗多爭議。可隨著“敘事史學”（narrative history）的重新崛起，對史料的選擇，以及對修辭功能的理解，都發生了很大變化。[1]（P459—491）所謂“歷史”與“文學”，并非過去想像的那樣涇渭分明。撰寫古代中國教育史，若有絢麗多姿的書院生活場面可供調遣，枯燥的歷史敘述自然頓時生色。可惜的是，傳統文學中的“學堂敘事”，沒有給史家留下多少用武之地。晚清以降，隨著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文學”成為一門值得專門經營的學問[2]（P103—112），“吟詩”不再僅僅局限于涵養性情②；再加上學生集體住宿，校園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空間，“大學文化”于是變得豐富多彩。一方面是大學教育調動了各種文學想像，直接促成了新文學的繁榮，另一方面則是，校園生活逐漸成為小說家的描寫對象。如此一來，構建現代中國的“大學史”，引入五彩繽紛的“大學敘事”，不只可能，而且必須。

　　借校慶紀念活動，講述大學歷史，描述校園生活，既展示自家風貌，也吸引社會目光。最早且最能體現這一良苦用心的，當屬《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1917）。日后，此舉為各大學所普遍采納。不見得都像北大那樣，從上世紀30年代起便設立編纂校史的專門機構，但大學校長們普遍關心“大學史”的撰寫，因其中蘊涵著的價值尺度，不僅指向“過去”，更指向“未來”。

　　與校方組織的“校史編纂”不同，文學家的“大學敘事”，帶有更多個人色彩，盡可上天入地，縱橫捭闔。可惜的是，很長時間里，作家們并沒把“大學”放在眼里——以及筆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涌現出許多熱愛新文學的大學生，若冰心、廬隱、王統照、許地山等，其撰寫的短篇小說，即便涉及大學校園，也只是十分模糊的背景，完全可以忽略不計。讓作家們輾轉反側的是愛恨、情仇、生死、美丑、宇宙、人生等哲學命題，再不就是青春的騷動、懷鄉的憂郁以及濟世的熱情。對于志向遠大、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學生們來說，區區校園風景，根本不入高人法眼。滿天繁星般的校園文學（報刊以及作品），大都只是上陣前的練筆；一旦正式登上文壇，很少再回過頭來仔細檢點、品味那曾經沉湎的校園生活。

　　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小說，涉及大學生活的，數量很少，且藝術水平不高。老舍的《趙子曰》（1927）以及沈從文的《八駿圖》（1935），總算正面描寫大學生以及大學教授的日常生活，可惜都是漫畫化的。北京鐘鼓樓后頭天臺公寓的大學生，莫名其妙地鬧起了學潮，將校長捆起來毆打，如此“革命”，實在不敢恭維。八位到青島講學的大學教授，住在海邊的小洋樓里，人人都“有病”，就連自命清高，可以給另外七位當心理醫生的達士先生，最后也跟著“發瘋”了。老舍和沈從文都是大小說家，之所以寫不好大學生活③，不是技巧，而是心態。老舍日后懺悔，說自己寫《趙子曰》時，已遠離學生生活，因而不能理解新一代年輕人的追求，只是隔岸觀火，熱諷冷嘲。④其實，還有一個問題，這兩位著名小說家都是自學成才，然后走上大學講臺的，對于大學的校園文化以及大學師生的心理及趣味，把握不太準確，筆下自然缺乏神采。

　　雖有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輝煌，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大學生作為一個群體，仍然十分弱小；大學校園里的日常生活，更非公眾流連忘返的“風景”。整理一下相關數據，很容易理解，當初的大學生，是如何的“曲高和寡”。1917年，全國共有大學生（含師范、農業、工業、商業、醫學、法政等專門學校學生，下同）19017人；1923年，增加到34880人；抗戰前夕的1936年，是41922人；抗戰勝利后的1946年，終于突破十萬大關，達到了129326人。⑤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竟然只有區區數萬大學生！這你就明白，為何標榜“平民文學”的新文學家，不太愿意將筆觸對準優雅的大學校園。

　　可大學生活畢竟是重要的人生經驗，并非只是讀書考試拿文憑，更是一種成長的記憶以及精神的歷練。校園里的同學情誼、愛情糾葛、政治的風波、經濟窘迫等，同樣凸顯了人性的優點與弱點。再往遠處看，日漸增加的大學生，人數雖少，能量卻很大，終將影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關鍵是找到恰當的視角以及表現方式，“大學敘事”——而不是“青春想像”——方才有可能進入文學史視野。

　　二、三閭大學與西南聯大

　　現代中國大學的日漸成熟，使得校園成為重要的生活場景；而戰爭中的流轉遷徙，更是加深人們對于大學的記憶。于是，兩部現代史上影響深遠的描寫大學生活的長篇小說，得以在抗戰的烽火中醞釀成型。一是充滿譏諷智慧的《圍城》，一是洋溢著青春激情的《未央歌》，二者分別代表“大學敘事”的兩個側面——現實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詩意的。錢鐘書（1910—1998）筆下的三閭大學，固然是虛構；鹿橋描述的西南聯大，又何嘗真的是寫實？無論是虛中有實，還是實中有虛，小說家所描述的三閭大學和西南聯大，已經成為我們關于現代中國大學的最為鮮活的記憶。

　　錢鐘書撰寫的長篇小說《圍城》，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連載于上海的《文藝復興》，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刊行單行本。此書剛問世時，并不怎么被看好，一直到80年代，隨著學界對于“現代文學”的重新認識以及各種外文譯本的出版，方才引起世人的高度重視。此前，只有美國學者夏志清（C.T.Hsia）在《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YaleUniversity Press，1961）、耿德華（Edward Gunn ）在《不受歡迎的繆斯》（Unwelcome Mus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中，曾給此書以很高評價。而1990年，電視連續劇《圍城》開播，更是使得錢鐘書的大名走出學院，變得家喻戶曉。

　　美國學者胡志德（Theodore Huters ）曾依據羅蘭。巴塞斯的《敘事結構分析導論》，將《圍城》分為五個功能序列，即講述方鴻漸回國并定居上海（前三章半）、旅行的準備及展開（4—5章）、三閭大學一年（6—7章），經香港回上海（8章），困守上海及婚姻破裂（9章）。胡由此推論：《圍城》結構上具有對稱美，第三個功能序列是過渡，一、二和四、五互相呼應，形成鮮明的對照。[3]（第六章）假如欣賞方鴻漸與蘇文紈、唐曉芙、孫柔嘉等女性的感情糾葛，將此書作為“結婚狂想曲”閱讀⑥，這種敘事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換一個角度，將《圍城》作為一種“大學敘事”，則4—8章都是方鴻漸眼中的“三閭大學教授生活素描”——包括“在路上”，也包括“校園中”。至于一頭一尾的上海婚姻故事，固然也十分吸引人，但并非錢鐘書的“獨得之秘”。相對于反浪漫的愛情傳奇，學者型的諷刺小說，或許更是此書的魅力所在。

　　以男女戀愛為主線，將“圍城”作為人生困境的象征，加上諸多妙喻讓人拍案叫絕⑦，研究者于是紛紛探尋《圍城》與英法現代小說的聯系。其實，學富五車的小說家，平日里讀書駁雜，不管小說、散文還是學術著作，都是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一定要坐實哪些作品影響了《圍城》的寫作，其實很難。還是楊絳聰明，借講述錢鐘書如何拋棄西南聯大的教職，跑到湘西的國立師范學院教書⑧，提醒我們注意，《圍城》的寫作另有淵源。

　　在《圍城》初版自序中，作者的表述，近乎此地無銀三百兩：“人物當然是虛構的，有歷史癖的人不用費心考訂。”現在好了，最權威的讀者——夫人楊絳⑨出面來為《圍城》做注釋。楊書出版時，錢先生仍健在，未見其對如此“索隱”表示過任何異議。可見，《圍城》得以成書，確實與作者從西南聯大教授轉任湖南藍田的國立師范學院英文系主任這一個人經歷密切相關。

　　當然，楊先生的“索隱”很有分寸，只承認：“鍾書從他熟悉的時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會階層取材。但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節全屬虛構。盡管某幾個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虛烏有；某些情節略具真實，人物卻全是捏造的。”[4]（P6—7）楊先生并沒指明誰是那滿口仁義道德、滿腹男盜女娼的李梅亭，誰又是那外形木訥、內心齷齪的假洋博士韓學愈；也沒說那口稱維護教育尊嚴、實則酒色之徒的偽君子高松年，或者那專事吹拍、淺薄猥瑣的勢利小人顧爾謙，到底影射的是什么人。小說醞釀于湘西，寫作于上海，據說是受妻子楊絳編寫話劇大獲成功的刺激。不同于清末民初的譴責小說或黑幕小說，《圍城》里的三閭大學，并不直接指向湖南藍田的國立師范學院，我們不能因錢鐘書的父親、國文系主任錢基博撰有《韓愈志》，就將其與三閭大學歷史系主任、那偽造學歷、招搖撞騙的韓學愈掛上鉤。曾有西南聯大的老學生暗自慶幸：在《圍城》中找不到聯大人物的影子；但也有學者反駁，錢鐘書任教聯大時很不愉快，焉知其不將聯大的一些人和事化入關于“國師”的描述？[5]

　　其實，不只國立師院、西南聯大，早年就讀清華大學、任教光華大學以及留學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研究院的經歷，這些“第一手經驗”，都對其塑造“三閭大學”形象大有幫助。1933年錢鐘書大學畢業，在《國立清華大學年刊》的《后記》中，寫下這么一句話：“真正描寫中國大學生活的小說至今還沒有出現”（A novel of Chinese college life at first-hand knowledge still remainto be written ）[6].或許，從那個時候起，憑借第一手知識與趣味，撰寫一部“真正描寫中國大學生活”的長篇小說，就已經在他的心中埋下了種子。

　　《圍城》不是自傳，連自傳體小說都稱不上；過分認真的“索隱”，容易誤入歧途。我想強調的是，三閭大學里集合著政治、人事、職業、情場等諸多矛盾的明爭暗斗，以及令人頭暈目眩的各種謠諑誹謗，只是作家對于大學生態的一種理解與表述。憤激之情有之，影射則未必——不管是國立師院，還是西南聯大。

　　有個糾纏多年的公案，很能說明錢鐘書的個性與趣味。傳說錢離開西南聯大時，曾公開稱：“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葉、吳、陳三位，都是當年清華或西南聯大外文系的頂梁柱，也是錢的“恩師”。這則逸事很傷人，但口氣很像，故廣為傳誦，以致楊絳必須在錢先生臨終前專門寫文章辟謠。[7]才高八斗的錢鐘書，目空一切，喜歡隨意臧否人物，大筆一揮，橫掃身邊諸多“真學究”與“假名士”，雖然口氣刻薄了點，但“大學”不太光彩的另一面，卻因此而得以“永垂青史”。

　　1938—1939學年，錢鐘書在西南聯大外國語言文學系開設的課程，除全校性的“大一英文”和“大二英文”，還有英文系的選修課“文藝復興時代文學”和“現代小說”。[8]（P129—235）而當年聽錢先生講王爾德的外文系學生吳訥孫（1919—2002）⑩，日后以“鹿橋”為筆名，撰寫了長篇小說《未央歌》，則與師長的大作遙相呼應。

　　《未央歌》初稿完成于1945年初夏，作者時年26歲，大學畢業不到兩年，仍沉醉在充滿詩情畫意的校園生活中：“我一心戀愛我們學校的情意無法排解，我便把故事建在那里。我要在這里誠敬地向我們的師長，同學，及那邊一切的人致意。”（《謝辭》）這種寫作姿態，注定了其筆下的西南聯大，與三閭大學有天壤之別。

　　高唱著“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走過八年抗戰的西南聯大師生，對那段歷史普遍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但落筆為文，難得有像《未央歌》那樣充滿激情與想像力的。以抗戰中僻居昆明的聯大師生的日常生活為描寫對象，借助四個“我”的成長歷程（11），表現戰爭環境下仍然——或者說更加——多姿多彩的大學校園生活，對于作家鹿橋來說，目的是醞釀一種“氛圍”，呈現一種“情調”。作者再三強調，《未央歌》不是愛情傳奇，著力渲染的是同學間“友情之可愛”（12）；不以情節取勝，而是一部以情調風格來談人生理想的書。就像小說第八章所說的那樣：“學生們有意無意地在課室里，在游戲里，在團體生活里，在獨自深思里慢慢長大。慢慢被造就起來。一棵小樹苗總要在苗圃里先養一個時期的。樹苗們要經過風霜。這風霜正如雨雪一樣重要。他們終久成為可以令人歇蔭，令人放心的大木。”

　　《未央歌》里，除童孝賢、余孟勤、伍寶笙、藺燕梅這四大“主角”，還寫了一群大學生和他們的老師；這些人，或許有這樣那樣的小毛病，但全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13）。這與《圍城》作者之“橫掃千軍如卷席”，恰成鮮明的比照。最讓漫步大學校園的讀者傾心不已的，除了童孝賢、伍寶笙等人的命運，還有洋溢在書中的那種樂觀向上、充滿愛心與幻想的“少年情懷”。后者，無疑是大學生活中最讓人留戀的。在這個意義上，作者以生花妙筆，刻意營造一種遠離現實的、理想化了的、帶有牧歌情調的校園生活，以供后人馳騁想像，不無好處。

　　跟《圍城》的隨寫隨刊不同，《未央歌》完成十幾年后，才分別于1959年和1967年在香港、臺北兩地刊行。（14）對于60—80年代生活在臺灣的大學生來說，此書深刻影響他們對于大學生活的體驗與想像。以下這段描述，雖出自作者本人之口，卻得到很多過來人的證實：“多少年來，臺灣的同學愛用書中的人名給同學起外號。女生被推為伍寶笙的認為是無上光榮，并要從此更加努力，以副眾望。男生被稱為小童，立刻一方面得了同學愛護，一方面也被人好意地逗趣，說他不洗臉，穿破鞋，經常不穿襪子，種種無傷大雅的事。”[9]（P275）不僅僅是人物命運，更令人牽掛的，是西南聯大的自由學風。對于日后無數在繁重的課業中痛苦掙扎的大學生來說，早已消逝在歷史深處的西南聯大校園，無疑是“神仙境界”。

　　很可惜，《未央歌》至今未在大陸印行（據說是因為作者拒絕發行簡體字本）。這樣一來，大陸讀者對于西南聯大校園生活的想像，主要得通過另外兩個聯大學生的著作來實現。中文系學生汪曾祺（1920—1997）的《泡茶館》、《跑警報》、《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西南聯大中文系》等散文（15），以及聯大附中學生馮宗璞（1928—）的長篇小說《南渡記》、《東藏記》，都是在追憶、憑吊那座充滿神奇色彩的“大學”。無論是作家還是讀者，大概都會認同宗璞的這段話：“西南聯大師生們于逆境中弦歌不輟，父兄輩堅韌不拔的以國家民族為己任的精神給我印象很深。”[10]

　　任何時代任何國家，有俗不可耐的大學教授，也有天真無邪的大學生；作為作家，你可以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可以浪漫情懷詩意人生。各有各的真實性，也各有各的讀者群。談論小說筆法，到底是喜歡鹿橋營造的充滿詩意的西南聯大，還是錢鐘書筆下藏污納垢的三閭大學，當視個人閱歷、心境及趣味而定。至于“大學想像”，則“理想型”與“漫畫型”，各有其存在價值。

　　三、兩個北大的糾葛

　　現代中國歷史上，最具神奇色彩的大學，莫過于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老北大，以及抗日戰爭中的西南聯大。不僅僅“傳道授業解惑”，大學校園里，同樣涌動著文化的激流以及政治的漩渦。信奉“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北大師生，曾在現代中國的政治史、文化史、學術史上，發揮過巨大作用。基于這一特殊身份，關于北大的想像與敘述，便不可避免地隨著意識形態的變化而起伏。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當屬“余永澤”的沉浮。

　　作家楊沫（1914—1995）撰寫的長篇小說《青春之歌》，1958年初版，一年半時間就售出130萬冊，同時被搬上了銀幕，成為“建國十周年”的“獻禮片”之一。1960年，日譯本出版，五年中印行20萬部。據史家稱，此書至今總共發行了500萬冊，且有15種外文譯本。[11]（P118）[12]（P177）如此“紅色暢銷書”，當初問世時（16），也曾遭到極左人士的非難，幸虧有老一輩文學批評家的保駕護航（17），方才得以在激烈的爭辯中過關。爭論的焦點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林道靜的道路”是否可取，為什么不用更多筆墨來描寫那些英勇犧牲的共產黨員。受《文藝報》、《中國青年》、《中國青年報》等討論文章的刺激，作家匆忙修改，盡量拔高林的階級覺悟，“力圖使入黨后的林道靜更成熟些，更堅強些，更有作為些”[13].于是，主人公林道靜從早年的熱愛文學，與北大學生談戀愛，一轉而為職業革命者，秘密潛入北大校園，發動大規模學生的游行。

　　《青春之歌》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5年“一二九運動”這一特定歷史時期北平學生運動為背景，描寫熱情天真的少女林道靜，如何從追求個性解放，到成為職業革命者。在林的成長道路上，左邊是盧嘉川、江華等共產黨人，右邊則是北大國文系高才生余永澤。當初讓林道靜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詩人加騎士”余永澤，逐漸顯露其追隨胡適，熱衷于“故紙堆”，求名逐利的“庸俗相”。于是，林與之決裂。作家楊沫天分不高，才華有限（18），對余永澤的描寫失之簡單化，但林、余二人的感情糾葛，仍然是全書最吸引人的地方。

　　有趣的是，當年飽受指責的“余永澤”，其原型三十年后竟然“翻身得解放”，而且以“負暄三話”征服廣大讀者。這一戲劇性場面的形成，主要不系于個人努力，其中隱含著“政治的北大”與“學術的北大”之間的對立與逆轉。

　　就像楊沫的兒子、作家老鬼所說的：“隨著《青春之歌》被改編成電影、京劇、評劇、話劇、評彈、歌劇、小人書……書中的人物也都膾炙人口，家喻戶曉。張中行這個母親的前夫，日子開始不好過，人們對他冷眼相看。認為他就是小說中的余永澤，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無形中，他被母親的這本書弄得灰頭土臉，在單位里抬不起頭。”[13]（P117）80年代后期，已經退休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老編輯張中行（1909—），開始憑自己的興趣，寫一些關于陳年往事的回憶文章，沒想到竟一炮打響，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史家稱：“張中行借古語‘負暄’（一邊曬太陽一邊閑聊）做自己的書名，大體能概括他追求的寫作風格：以‘詩’與‘史’的筆法，傳達一種閑散而又溫暖的情趣。……他的這些隨筆，在一個時期聲名大噪，甚至有將其比喻為‘現代的《世說新語》’的。”[11]（P378—379）

　　1936年畢業于北大國文系的張中行，曾教過中學、大學，解放后主要從事編輯工作，讀書博雜，興趣廣泛，雖偶有著述，卻不曾引起文壇或學界的關注。直到《負暄瑣話》（1986）、《負暄續話》（1990）、《負暄三話》（1994）的陸續問世，方才“暴得大名”。再加上《青春之歌》的“負面宣傳”，反而激起讀者極大的好奇心。于是，90年代中國，張文竟一紙風行，得到很多文人學者的大力揄揚：“本書文體是散文，但其體裁之深處卻隱著濃郁的詩。”[14]說張“文”而近“詩”，那是因為作者抱定主意，其追憶往事，只寫好的，不寫壞的，以便“創造藝術的‘境’，以人力補天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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