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師說及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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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的師說及其影響

　　影響是指以間接或無形的方式來作用或改變。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韓愈的師說及其影響作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韓愈為排拒佛、老，振興儒學，提出了“道統”論。但如何使儒學以及的“道統”延續下去？為此，他在提出“文以明道”和“文以載道”兩大原則，竭力鼓倡古文運動以改變虛浮文風，使文章能夠直接鮮明地彰顯“先王之道”（亦即儒學之道）的同時，更特撰《師說》，提出必須建立傳授儒學之道的師生關系。

　　《師說》堪稱很能反映韓愈思想、又能體現出唐中葉以后儒學發展新跡像的重要作品。其文不見，故特將見之于《韓昌黎全集》卷十二的這篇名作全錄于下：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聞焉。今之眾人，其下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惑，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圣人無常師，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貽之。

　　在這篇為弟子李蟠而作的文章中，韓愈開篇即將“傳道”作為“師”之首要職責。所謂“傳道”就是要傳授孔圣儒學之道，并且，“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傳道”之師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但在韓愈所處時代，生活中對于師生傳“道”之事，大多數人卻無動于衷，漠然視之，不僅家長為孩子“擇師而教之”，只是為了“授之書而習其句讀”，并非以獲聞圣道為目的，而且儒士大夫之間雖有師弟相稱，卻或之“群聚而笑之問之”，或則朋比為黨，“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這使他不得不深渾地嘆惋：“師道之不復可知矣！”所以，他要很認真地向人們重提孔子“三人行，必有吾師”的教誨，講述孔子學無常師以求獲聞大道，并且“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故事，以期學者“無貴無賤，無長無幼”地擇善而從，唯“道”是求。如此，儒學振興方能有望，孔圣之道才能代代相承，永存于天地之間。

　　這確乎是當時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著的一個嚴重問題。柳宗元曾述其時狀況道：“今之世為人師者，眾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1）在這種風習下，韓愈不僅著《師說》，提振“師道”，而且毫不含糊地招收生徒，傳道、授業、解惑，踐行其“師道”。但這并不為世風所容，每每受到人們的譏訕。柳宗元說：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群怪聚罵，指目常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常熟，又絜絜而東，如是者數矣。（2）

　　由此當可想見韓愈以師道傳授儒學所承受到的沉重的社會壓力。唯其如此，柳宗元雖亦重視“師道”，卻一再拒絕收徒為師，并坦言自己才能、膽氣均不如韓愈。這就使韓愈只能“獨謂然引圣，爭四海之惑，雖蒙訕，跆而復奮”（3）了。

　　“師道”之失，其來有漸，非唐所始。在先秦，孔子本是通過私人講學亦即通過彰顯“師道”來宣揚其學，并創立起儒家學派的。孔子歿后，七十二子之徒乃至子思、孟子、荀子，也都代代相傳孔子之學，宣揚和發展、光大儒家思想。所以，早期儒學發展過程中，“師道”與“儒道”密不可分。秦代“以吏為師，以法為教”，儒者與儒道均無甚地位可言。迨至兩漢，儒學逐漸獲得了獨尊地位，但漢儒之學雖也師徒授受，甚至還很講求師承家法，其所重者卻是章句訓詁而已，并不以宣揚儒道為意。魏晉以還，玄風驟起，釋、老盛行，儒門淡薄，不斷如帶，圣道愈益湮而不彰。至唐韓愈所處之世，人們譏訕“師道”，表面看是不愿從師向學，實際上反映的乃是對漢魏以來儒學厭棄的心態。這也是儒學既發生內部危機，又受到外部沖擊的反映。韓愈在這種背景下提倡并踐行“師道”，就具有了應對外部沖擊、消解內部危機，從而振興儒學的意義。故其通過“師道”宣揚儒學的根本道理，其實就是對漢以來儒者章句之學傳授方式的重大變革。這當然會遭到安于舊來學習方式人們的反對。柳宗元雖未像韓愈那樣收徒為師，但在提倡“師道”方面與之有共同認識，故而他也對章句之學深致不滿：“仲尼豈易言哉？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并提出真正有志于振興儒學者就不應再為“章句師”，而應自覺認識到并擔負起自己的職責：“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為師，則固吾屬事！”（4）

　　受韓愈“師說”影響，宋儒對如何“傳道授業”、光大儒學問題十分重視。歐陽修接過韓愈的話頭，進一步暢談“師道”的重大意義，他在《答祖擇之書》中說：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后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自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為急，至于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固不信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于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5）

　　這就很貼切地闡明了“師道”與儒學二者之間的關系。真正的儒學所以難于振興，實因師道缺失或師道不立。讀孔子之書、修儒者之學者，多為弋獲功利而非堅持古道，這樣的人既無古道作為內在精神生命的支撐，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對于儒學的真正信念，自然也就經不住“利祿之誘，刑禍之懼”。依靠這樣的人，又如何能使儒學抵抗住釋、老二氏沖擊而得到振興呢？其實，如歐陽修所說的經不住“利祿之誘，刑禍之懼”者，古往今來不知凡幾，這很值得今人深思。

　　如果說歐陽修從理論上發展韓愈的“師說”，那末，孫復和石介則以其自身實踐來為人們提供了樹立“師道”的表率。孫復（993一1057年），學者稱之為泰山先生；石介（1005一1045年）是東京一帶素有聲望的學者，卻對孫復執弟子禮。據說孔道輔（孔子后嗣，其時頗有名望的官員）謁見孫復時，“（石）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孫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6）此外，胡瑗亦通過在湖學和太學教授生徒，嚴格師弟子之禮，樹立師道尊嚴，為加強師通竭盡努力。這樣，唐代后期韓愈始倡，經過歐陽修和孫復、石介、胡瑗的弘揚與實踐，儒家“師道”終于自先秦之后而重新樹立了起來。到二程建立之后，這師道又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注釋］

　　（1）《唐柳先生集》卷一九《師友箴》。

　　（2）上書卷三四《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3）《新唐書·韓愈傳》。

　　（4）《唐柳先生集》卷三四《答嚴厚興論師道書》。

　　（5）《歐陽文忠公文集》卷六八（外集卷一八）《答祖擇之書》。

　　（6）上書卷二七《孫明復先生墓志銘》。

　　賞析

　　韓愈是著名的散文家和詩人。他和柳宗元等是唐代古詩文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反對六朝以來的只重形式的駢文，大力提倡繼承先秦兩漢以“言之有物”的語言表情達意的優良傳統，形成了一種文風和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他和柳宗元等人以自己的寫作實踐推動了這一運動的的發展，改變了不良文風，起到了解放文體的作用，對當時和后世，都有重大影響

　　《師說》是韓愈散文中一篇重要的論說的文。此文作于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文章論述了從師學習的必要性和原則，批判了當時社會上“恥學于師”的陋習，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斗爭精神，也表現出作者不顧世俗獨抒己見的精神。并以實際行動鼓勵后進，應當刻苦學習，勇攀高峰。韓愈的這篇力作，歷久彌新，今天我們再讀這篇文章，仍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全文共分四段。

　　第一段，提出中心論點：古之學者必有師。從正面論述從師學習的重要性和擇師標準。

　　“古之學者必有師。”提筆點題，單刀直入。“古”字指出從師的歷史傳統，“必有”二字，語氣極為肯定，強調從師的必要。一開頭就揭示出學者和教師的關系，作為全篇綱領，肯定堅決，不容辯駁。“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全面規定了老師的職責范圍，指出老師的作用，說明從師的必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指出認識事物的一種客觀規律性，連用兩個“惑”字，突出說明不從師的害處。“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列舉兩種情況，旨在說明“聞道”是從師的標準。“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既詮釋前文，又強調從師是為了學道，凡有道者皆可為師。“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的所存也。”進一步論述擇師的原則。這是作者所說師道的基本精神。這種有道為師（包括“能者為師”）的原則，正中當時積弊。

　　第二段，指出今人不從師的惡果、表現和原因，批判不重師道的錯誤態度和恥于從師的不良風氣。從反面論述從師的重要性，突出了文章的中心思想。這一段用對比的方法分三層論述：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段首以感慨的語句開頭，筆鋒突轉，引起讀者注意。承上文“解惑”，從反面指斥當時不重視從師的不良風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圣人也亦遠矣，而恥學于師。”以古之圣人與今之眾人相比，旨在說明士大夫的無知。“是故圣益圣，愚益愚。”連用兩的個表程度的副詞“益”來說明，從師的態度不同，因而所造成的結果也截然不同。“圣人之所以為圣，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于此乎？”補充上文，進一步點出結果，以反問的口氣啟發讀者深思。以上為分論的第一層。把“古之圣人”“從師而問焉”和“今之眾人”恥學于師相對比，指出是否尊師重道，是圣愚分野的關鍵所在。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于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以對比的方式，指出眾人的糊涂。“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解釋童子之師的作用，既有比較的意思，又為下文的“小學而大遺”做鋪墊。“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比較的結果，落在“小學而大遺”上，足見那些恥師之人是糊涂的。以上為分論的第二層，以為子擇師而自己不從師作對比，指出“小學而大遺”的謬誤。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對比居于下層的人與士大夫之族對待從師的態度。“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寫出士大夫極為荒謬的話的是為下文的評說感嘆準備條件。“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這幾句是作者的感嘆之詞。點明師道不復的原因，對君子之徒的愚昧表示慨嘆。以上為分論的第三層，以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與士大夫之族作對比，批判當時社會上輕視師道的風氣。

　　第三段，以孔子對待老師的言行為例，說明從師應有的態度，闡明教和學的關系以及能者為師的道理。照應篇首“傳道授業”。

　　“圣人無常師。”此語見解精辟，與第1段“古之學者必有師”呼應，并且往前推進一步，由“學者”推進到“圣人”，由“必有師”推進到“無常師”，引出擇師的典范。“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從師的行為。“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從師的言論，舉孔子為例加以論述，因為孔子在人們心目中是至圣先師，舉孔子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強說服力。“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這是緊呈上文得出的結論，且與開頭的“聞道”、“師道”相呼應。

　　第四段，交代做本文的原因，從表揚的李蟠，再肯定從師。總結全文，點明主題。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于時，學于余。”重視師道。“余嘉其能行古道，”能行師道“作師說以貽之。”結尾點題。

　　本文的主旨是論述老師的作用，兼及從師學習的重要性。在論述過程中，批判了當時士大夫之族在從師學習問題上的愚妄態度，闡明了自己對師生關系的見解。論述時先從正面立論闡述，再從反面提出駁議，駁議時使用了對比手法。然后以孔子為例，得出強有力的結論。除開頭立論部分外，每一部分都擺事實、講道理，很有說服力。起句奇崛，氣勢磅礴。這篇文章不但開篇第一句突兀干脆，而且此后的每一段的起句幾乎都是這樣。韓愈常把自己的結論凝結成精辟的句子突然端出，給人以極為深刻的印象。

　　行文時用了大量排偶句式，大大增強了文章的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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