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與中國傳統科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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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與中國傳統科技文化

　　摘要：《論語》是中華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以往人們對其解讀和研究多數是從政治、道德和教育等角度展開。其實，《論語》同樣蘊藏著豐富的中國傳統科技文化元素。本文從自然主義的科技觀、“志于道”的求是精神、“博學務本”的科研方法和“以德攝知”的知識觀等幾個方面切入問題，綜合分析認為，《論語》乃是反映先秦時期我國傳統科技文化發展的代表性著作，其對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論語》與中國傳統科技文化

　　關鍵詞：《論語》;傳統科技文化;科技觀;知識觀;求是精神

　　在人類科技思想史上，古希臘思想家大多被稱為自然哲學家或自然科學家。其實，先秦諸子百家對中國科技文化的奠基作用并不遜于古希臘的先哲們。馮友蘭曾說：“我們若把中國的歷史和若干世紀前歐洲的歷史加以比較，比方說，和文藝復興以前比較，就看出它們雖然不同類，然而是在一個水平上。”[1]81李約瑟通過詳盡地考證和發掘證明：至少從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中國古代科技在許多領域要領先于西方。貝爾納也指出：“中國許多世紀以來，一直是人類文明和科學的巨大中心之一。在西方文藝復興時期從希臘的抽象數理科學轉變為近代機械的、物理的、科學的過程中，中國在技術上的貢獻――指南針、火藥、紙和印刷術――曾起了作用，而且也許是有決定意義的作用。我確信，中國過去對技術的這樣偉大貢獻，將為其將來的貢獻所超過。”[2]中文版序先秦時期作為中國思想最活躍的時代，在科學起點上其實并不輸于其他文明，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政治、經濟、歷史和其他社會因素才使中國漸漸落后于西方。這樣看來，中國科技文化發展并非先天不足。如今，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傳統文化與科學之間“不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3]因此，發掘中國古代科技思想對于中華文明的復興與崛起有著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本文擬從自然主義的科技觀、“志于道”的求是精神、“博學務本”科研方法和“以德攝知”的知識觀等幾個方面切入，分析《論語》蘊藏著的豐富傳統科技文化元素。

　　一、自然主義的科技觀

　　在很多人看來，孔子是一個相信并且順從“天命”的保守主義者。尤其是他倡導“尊周禮”“倡禮樂”的政治主張，明顯地體現了這種傾向。但是，這種解讀并未整體地展現其思想全貌。其實，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著更為積極的面向。按照李約瑟的解讀，孔子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著自然主義或唯物主義的理性看法。對此，他曾做出這樣的評價：“儒家思想基本上是重理性的，反對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傾注于人類社會生活，而無視非人類的現象。”[4]12當代科技哲學視域中，對自然主義的定義各式各樣，但總體上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方面，在本體論上不預設超自然的存在物，認為物理世界即是自然世界的全部，除此之外不存在超驗的神靈世界;另一方面，在方法論上排斥神秘主義，主張運用經驗的方法解決現實中的問題。這兩個方面，在《論語》中都鮮明地呈現。

　　《論語》中的自然主義態度集中表現在對鬼神和生死的看法上。譬如，“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又如，“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從這里，有人看到孔子著眼于現實的生活態度，也有人解讀出他對自然事理以及生命的看法。從自然主義視角分析，我們會看到：首先，孔子不去追問到底有沒有鬼神，而是說活著人都還照顧不過來，哪有功夫伺候鬼神!這里，他先在地預設了活人要比死人更重要，而且我們只有先解決現實世界的問題，才能論及其他。倘若有鬼神存在，那也是現實問題得到妥善處理之后的事情;倘若沒有鬼神的存在，侍奉它們只會是枉然不得。其次，孔子在“生死”問題的談論中，強調了“生”的重要性。對于“死”究竟是怎么回事，人死后究竟會怎樣，這些問題最好不要去追問。在他看來，我們連“生”的道理都尚未深入理解，何談弄明白“死”呢!在此，同樣存在一個進階的問題：“生”的問題是“死”的問題的必經階段，明白了前者才有可能去探索后者。對于那些超出我們當前認知能力的問題，考慮它們只能是徒費心力。其實，即使生活在科技如此發達今天，我們對于死亡、靈魂、鬼神的科學認知也是微乎其微的。所以，“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

　　另外，《論語》中提到的“天命”多是指宇宙與人生的運行規律。不能依據字面意思簡單地推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宿命論觀點。譬如，“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孔子講的“天”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不同與西方的“上帝”或“神”。他告訴人們，一定要透過自然現象來理解大自然內在的運行規律，對其有了深刻的理解和認識之后，可以藉此闡釋對社會及人生的理解和體悟。其實，這里包含一種隱喻，一種將自然界、社會發展和人生際遇相互統一的和諧圖景。我們只有真正將三者統一起來，才能深刻理解宇宙人生的規律，通達自然、社會與人生，使得“人與天地相參”。這樣，我們便能理解孔子持有“天命”觀卻并不意味著他是一個宿命論者。

　　這種自然主義的科技觀有助于引導人們掙脫對神話的迷信和對宗教的執著，走向理性、澄明的現實世界。“儒家思想偏愛甚至強調傳統的禮儀，但也堅決地懷疑和反對任何一種超自然主義。這是有利于科學世界觀發展的因素。”[4]1420世紀初，唯物主義能在中華大地落地生根，為最廣泛的中國人所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與儒家思想所內在的這種自然主義取向不無關系，它最大程度地塑造著人們對待周遭世界的科學態度，對生產和生活具有很強的指導作用。

　　二、“志于道”的求是精神

　　任何一項人類事業的發展都需要特定的精神或信念的支撐。科學事業也不例外，科學之為科學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其有一種“一以貫之”的精神。古希臘先哲追問“世界的本原”和探究“萬物的構成”;近代文藝復興之后，人們轉向探究事物發展和運動的規律及其性質等問題，從而誕生了經典的物理學、化學和生物等近代科學體系;在當代，科學更是將探索觸角伸得更廣，宏觀上大至宇宙，微觀上小至夸克，不僅探索物理世界，而且也探究心靈世界的認知奧秘。這些活動始終貫穿著一種探索未知領域的求知精神，這是矢志不渝的追問自然和探究萬物的科學精神。這種精神最基本地反映著人們從事科技活動的態度、品格和氣質。

　　一般認為，科學精神既包括對真理的追求并為之奮斗的精神，即“求真”精神;也包括面對現實，探索規律的精神，即“求實”精神。[5]按照這種理解，反思中國傳統文化，我們能夠肯定，那種主張“人本主義的極度發達必然導致科學精神的頹弱”的看法是站不住腳的。作為傳統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并非先天地缺乏這些科學基因。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是后來的繼承者們逐流于世事的更迭，逐漸放棄了科技向度，并非儒家文化本身存在缺陷。

　　竺可楨曾總結哥白尼、伽利略、牛頓等近代科學巨匠的事跡，歸納出科學精神應包括三個方面：“(1)不盲從，不附和，一切依理智為依歸，如遇橫逆之境，則不屈不撓，只是問是非，不畏強暴，不計利害;(2)虛懷若谷，不武斷，不專橫;(3)專心一致，實事求是。”[6]這里，他將近代科學精神與中國傳統科技文化貫通起來。其實，豐富的傳統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都具有這種“求是”品格。但是，“由于把近代發展起來的科學體系看作了‘科學’本身，作為求知活動的科學以及它所包含的科學精神卻恰恰在‘科學’的名義下被忽視了。”[7]其實，在《論語》中積淀著豐富的先人們勇于探索未知領域的精神氣質和不懈不屈的堅毅品格。

　　孔子提醒我們要做到以下四點：不憑空猜測，不絕對肯定，不拘泥固執，不唯我獨是。做事不能固執己見，走極端，要虛懷若谷，祛除偏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他提醒門人要保持懷疑的學問態度，如果只讀書而不加懷疑和思考就很容易受騙，但如果只是空想或思考問題而不加學習則會缺乏信心，難成定見。在評價自己最得意的學生顏回時，他曾談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論語為政》)。在他看來，“違”其實并非大不敬，對權威和定見的質疑是智慧的一種表現。孔子是反對盲從與附和的，對顏回的表面順從他曾表達過些許的不滿意，認為他“非助我者也”。但是，通過對其私下與其他弟子的交流卻發現，顏回還是有很多發揮的，能夠“聞一以知十”，舉一反三。“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語為政》)。懷疑精神之所以如此重要，主要表現在它能夠刺激人們去追問，有利于思想的創新。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論語衛靈公》)即大家厭惡的東西，一定要去考察;大家喜愛的東西也一定要去考察。事物的變化發展都有其原因，科學活動就是探究隱藏于事物背后的因果關系。培養創新精神第一步就是要大膽懷疑，不畏權威。

　　而且，孔子提倡弟子要“當仁不讓于師”(《論語衛靈公》)，甚至要為了“仁”的實現而獻身，提出“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論語衛靈公》)的觀點。在他看來，“仁”是人道的最高真理，一旦認為自己掌握真理，就要據理力爭，就算面對老師也不能有所謙讓。相比于生命，真理的價值更高。為求真理，不畏生死，敢于拋棄一切，是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在西方，亞里士多德也曾說過：“吾愛吾師，我尤愛真理”。縱觀科學史，受到政治或宗教等外在壓迫而仍然堅持科學研究、記錄各種天文現象、扎實地收集各種數據的科學家比比皆是。在堅持和捍衛真理這一點上，古今中外的科技工作者是一致的。

　　《論語》的微言大義能對治國安邦和為人處世提供指南和啟發，殊不知，這些思想也同樣體現著求是精神。首先，孔子告誡讀書人要有志于真理。那種以吃粗茶淡飯穿破舊衣服為恥的人，不值得同他商議和交往。“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其次，物質條件的匱乏不能阻礙對真理的渴望和追求。做學問搞研究要有這種甘于平淡、甘于貧窮的境界才能真正有所發現和創造。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知識分子應該有顏回的精神境界：“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雍也》)第三，追求真理任重而道遠，需要剛強的意志和堅毅的品格。正如曾子所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敢于擔當，為求真理和道義而不畏生死。正所謂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并且，在追求真理和道義的過程中務必做到持之以恒、堅持不懈。“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論語子罕》)第四，求真之路還需要有實干精神，不能只想不做、只說不做。“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君子不能說的多，而做的少，應該少說多做，這樣才能積累實力，不斷進步。做真學問不能圖慕虛名，“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論語憲問》)“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要時刻牢記言語謹慎，工作勤勞敏捷。在學術共同體內，不要總是想著自己的研究是不是為人所知，要更多地想著我對別人的研究了解多少，我的研究和別人的差距在哪?對比之中找出差距，然后努力補足，提升自己能力才是關鍵。“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論語里仁》)做事情要有一技之長才不至于為沒有合適的職位而發愁，不斷完善自身實力鍛煉本領自然會為人知曉，以此來被共同體所接納。是謂“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論語衛靈公》)。

　　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現代社會，越來越強調科研活動要尊重知識產權，講究學術誠信，遵守學術規范和科研道德。一切研究和論證都要實事求是，嚴謹認真，反對任何形式的投機取巧、沽名釣譽和弄虛作假行為。這些觀點，在《論語》里隨處可見。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倪，小車無杌，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誠信是一個人立足社會的最重要的人格品質。如果一個人沒有信譽，就像車子沒有了軸承，可見誠信對一個人的發展是多么的重要。如何做到誠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守約定、遵守規范，不做任性而為之事。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論語里仁》)。因為對自己節制、約束而犯過失的，這種事情總不會多。規范對于學問是必要的，無規矩不成方圓。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顏淵》)君子廣泛地學習文獻，再用禮節來加以約束，也就可以不至于離經叛道了，因為不端行為大多是急功近利的思想作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子路》)做研究不能只求快，更不要貪求小利。求快反而達不到目的，貪求小利做不出真學問。

　　三、“博學務本”的研究方法

　　李約瑟證明，通常認為的中國古代科學不發達是一種錯誤的觀點。“中國人在許多重要方面的科學技術發明，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發明和發現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8]對此，他提出被后人稱之為“李約瑟難題”的疑問：“為什么以伽利略為代表的近代科學――連同它對先進技術的一切影響，產生在歐洲，而不發生在中國?”按照他的分析，近代科學從方法上區別于古代的是將數學與實驗結合起來。[9]

　　有學者曾指出“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偽問題，因為“古代中國人在科學和技術方面，所走的發展路徑和西方大不相同。事實上，古代幾個主要文明在這方面走的發展路徑都是互不相同的”。[10]好比說，我們無法斷言“向南走的人比向東走的人領先”“某一圍棋手的棋藝曾長期領先某一象棋手”。[10]其實，“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11]幾個主要文明的科學技術都沿著自己的軌道緩慢地發展著，這些多樣的科技成就的取得不僅得益于那個時代的科技精神，同樣也受益于盛于其時的科技研究方法。

　　亞里士多德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的著作加起來就是希臘人知識的概貌。其實，“述而不作”的孔子同樣也是個“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這一點從《論語》中便可窺一斑。“夫子圣者與?何其多能也。”(《論語子罕》)孔子自謙年少時“多能鄙事”，生活實踐上的磨練，使他學會很多技藝。但是，他也指出不能耽溺于這些，所謂“君子不器”其實就是說人一定要全面發展才行，不能只有一種用處。所以，有人說孔子非常偉大，但是很難稱他為某一方面的專家。“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論語子罕》)他警示門人，要廣泛地學習，堅守自己的志向，懇切地發問，多考慮當前的問題。“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后來，《中庸》發展了這種思想，將其提煉為一種方法論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行，這完全符合認識過程和研究科學的方法，即獲取信息，提出問題，邏輯推理，檢驗結果，躬身實踐。”[12]但是，孔子也強調君子要專心致力于基礎工作，不能舍本逐末。“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論語學而》)基礎牢固地確立了，真理自然水到渠成。在這里，我們能看到孔子堅持的“博觀約取”“務本生道”的方法論總綱。

　　具體來講，《論語》中有如下的求知方法或原則：首先，要重視學思結合。正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對此，孔子有著切身的體會：“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其次，勤學好問，虛心向別人請教。“子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第三，溫故知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論語為政》)“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論語學而》)第四，要學會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方法。“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叩其兩端而竭焉”是一種科學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常用方法，抓住事物的正反兩方面或者抓住問題的兩個極端，就能找到符合中庸之道的解決策略。第五，要學會舉一反三。“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述而》)科學研究內部道理都是相通的，有了舉一反三的能力，遇到問題即可“觸類旁通”。第六，要見賢思齊，深刻內省。“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不善者”作為教訓是反思自身行為的一面鏡子，要隨時檢討自己，以人為鏡，向賢者學習優點，取人之長補己之短。

　　不過，孔子也意識到，在做學問、搞研究的過程中很容易走彎路，誤入歧途，這需要多加注意以下幾點：第一，要學以致用。“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第二，要杜絕固執己見，走極端。“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第三，學問要循序漸進，遵循進階過程。“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后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論語子張》)君子之道，哪些先傳授，哪些后講述，要像區分草木那樣，做以區別和分類。第四，多聞多見，多交流，切忌閉門造車。“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論語為政》)要多聽，有懷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說，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謹慎地說出來，這樣就可以少犯錯誤;要多看，有懷疑的地方先放在一旁不做，其余有把握的，也要謹慎地去做，就能減少后悔。“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論語述而》)第五，態度端正，實事求是，不可馬虎行事。“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孔子反復強調要“敬事而信”(《論語學而》)“事思敬”(《論語季氏》)“執事敬”(《論語子路》)“孔子認為敬就是嚴肅認真、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13]最后，務必要做好基礎工作，不要好高騖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衛靈公》)

　　四、“以德攝知”的知識觀

　　有學者論證，傳統文化與科學之間是善與真的關系。傳統文化和科學都涵蓋真、善、美三個領域，但本質上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追求的是以“仁”為核心的善的哲學;而求真在科學的價值取向中具有基礎性的地位。前者所求之善以科學之真為前提之一，這被總結為“以德攝知”的傳統。[3]在《論語》中我們能夠看到言傳身教在求善問題上的作用，也能讀出“從求真的角度對什么是善、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方式方法有準確深入的認知”。“儒學的核心價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時認為必須道問學。在一定意義上說，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前提。”[3]孔子提出“未知，焉得仁”(《論語公冶長》)“知者利仁”(《論語里仁》)，把“知”作為得“仁”的手段，視“利仁”為“知”的目的。這種“以德攝知”傳統的確立，為歷代儒家所繼承和發揚。因此之故，做學問要有更高的追求，為學不僅是為了求真、求知，更是為了成為君子，而且為學是成為君子的唯一路徑。“孔子肯定了人只有借助于為學才能成為君子，才能更好地實現個體的自我價值，實現自我完善”。[14]在孔子與學生之間的問答之中可以看出，“問答的發軔與完成，始終不在于知識的積累，而在于成就‘君子’的道德品行”。[15]這種“以德攝知”的知識觀，要求研究者不斷豐富見聞，提高綜合素質。

　　孔子將“有教無類”和培養“博學通才之士”作為教育方針和目標，“對學生進行禮、樂、書、數、御、射‘六藝’教育。其中數即數學，樂和聲學有關，御和力學有關，射和機械有關。”[12]墨子曾這樣稱贊孔子：“博于詩書，察于禮樂，詳于萬物。”(《墨子公孟》)可見，孔子不僅具有較高的人文修養，其實也有著豐富的自然知識。孔子早年參加各種社會實踐，對大自然和動植物有著深刻的認識。他要求學生學習《詩經》，不僅學習其中反映出的社會意識形態問題，同時也要學習其中所包含的各種自然知識。“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苗而不秀，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論語子罕》)這反映當時人們對有些苗木不開花、有些開花不結果生物現象早有洞察。

　　而且，孔子在談到自然知識時，喜歡運用比喻，將其與一定的哲學道理聯系起來。一般而言，我們只有對本體和喻體有了充分的理解之后才能做出恰當的比喻。孔子將自然知識、技術知識與政治哲理內在地打通，使之渾然一體。在《論語》中，不乏利用天文現象來進行道德和政治說教的例子。例如，“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論語子張》)從《論語》受眾的角度看，這段話反映出當時人們對于日食和月食等自然現象的關注，能夠根據對它的認識來理解社會現象。又如，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北辰”也就是北極星，在這里將其用作為政治比喻，不僅反映了他對天文、歷法和氣象的了解，同時也能反映出當時一些天文知識(譬如，北斗星圍繞北極星周期性地旋轉等)普及程度。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論語陽貨》)，這反映了春秋時期人們的時間觀念，不僅認識到時間的單向性或不可逆性，而且用它來詮釋社會與人生的道理。

　　《論語》中還涉及一些技術知識。例如，“《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我們一般對這句話的寓意理解是，學習和研究務必要互相商量研究，學習長處，糾正缺點。其實，這能夠反映出當時手工業水平。一般而言，切、磋、琢、磨是針對不同的材質所使用工藝技術的分類。古代把骨頭加工成器物叫“切”，把象牙加工成器物叫“磋”，把玉加工成器物叫“琢”，把石頭加工成器物叫“磨”。這些專門的技藝孔子了熟于心，能夠信手拈來打比喻。我們知道，傳統技術多是以自然認知為基礎的，而且認知與評價是相互融合的。加上中國傳統社會的特殊形態，“一方面促成了與民生直接相關的實用技術的發達，另一方面則造成對看似無用的‘奇技淫巧’的排斥或輕視，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理論理性傳統的形成和發展。不過，在當下技術革命的新背景下，傳統技術的這些認知特征以及相應的觀念值得再次重視。”[16]

　　結語

　　綜上所述，相比同處于“軸心時代”的古希臘先賢，稱孔子為自然哲學家并不為過。而且，《論語》也有資格成為反映先秦時期我國傳統科技文化發展的代表性著作，其作為一種古代知識分子的綜合文化背景，對中國古代科技文化領先于西方一千多年亦曾發揮了積極作用。的確，中國的傳統科技文化缺乏興起近代科學的一些必要元素，以致沒能獨自發展出近代科學體系。正如生活在地球上不同地域的人形成了不同的膚色和生活習慣，“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扎根于本國本民族的土壤之中，有著自己的本色、長處和優點”，[17]也因此發展出了不同的科技文化類型。李約瑟曾說，以儒家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一方面使科學受到損害，另一方面也助長了科學萌芽。[4]12考察中國科技思想史會發現，像張衡、祖沖之、沈括、徐光啟、李時珍等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科學家其實未曾受到儒學體制的阻礙，在中國歷史上也罕有屠殺科技發明者的現象。[18]而且，在近代西學東漸的過程中，最早接受了西方科學技術，并將其積極地介紹給國人的也是儒士們。因此，企圖割斷歷史，全盤否定儒學對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影響的做法并不可取。

　　通過分析我們也能夠看到，科技觀、科學精神、科研方法等并非中國傳統科技文化的盲點。中國科技史上璀璨的科學成就也能證明我們并不缺乏這些“文化軟實力”。在中華文化走向復興的21世紀要開啟現代化的“中國模式”，[19]中國傳統科技文化仍然有很多方面值得我們承繼和發揚。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在研究古代科技思想時不能用今天的標準去任意框定議題，也不能因此苛求古人擁有我們今天意義上的科學。傳統科技知識和思想可能大多較為零散、直觀，明顯不同于當今的大科學那樣體系縝密、結構嚴謹。但站在歷史的視角來看，發展科學畢竟不是那個時代最迫切的任務。我們從對古典文獻的重新理解和詮釋中挖掘并繼承先人的智慧，從而對當下的科研實踐提供借鑒和指導才是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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