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清初文化流入對東北地域文化開發的貢獻

時間：2024-07-28 04:14:25 文化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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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流人，是清代從中原流入東北為官吏或士子、掌握有較高文化或某些專長的人。因其原有的地位和特長，他們在流放地或者被聘用從事某些文化活動，或者自由從事某些文化教育職業，多半受到當地人的禮遇和尊重。文化流人不僅開拓了北疆文化新風，而且在東北地域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過程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清初，隨著文化流人不斷被放逐到東北，這里的文化活動也越來越豐富。當時以函可和“冰天詩社”、吳兆騫和“七子之會”為代表的文化流人，面對凄苦的邊塞生活，常以詩歌創作的形式，發出對時世的感嘆和對流放生活的感觸，也包括對邊疆風習、人民生活的介紹、贊美和對歷史的記載。這種現實主義的詩歌創作，再現了清初特定歷史環境下東北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掀開了東北地域文化發展史上的新篇章。

　　函可是東北詩歌創作的開拓者、奠基者，他于順治五年四月被流放到沈陽。在長達12年的流放生活中，他廣泛結交文化流人、隱逸之士，組織詩社，互相酬唱，寫下許多感嘆時世、抒發情懷、懷念故土的詩篇。他所創辦的“冰天詩社”，以“聊借雪窖之余生，用續東林之勝事”，“盡東西南北之冰魂，灑古往今來之熱血”為宗旨，首開東北文化史上文人結社之風，加強了遼東詩人之間的聯系，推動了清初東北地區文化的發展。

　　吳兆騫于順治十四年十一月被流放寧古塔。他謫居寧古塔23年，壯麗的邊塞風光、窮苦的流放生活、奇異的邊疆民族、烽煙涌動的抗俄斗爭，使其視野更加開闊，生活更加充實，也賦予其創作以更新的素材。康熙四年，他聯絡張縉彥、姚琢之、錢威、錢虞仲、錢方叔、錢丹季等結成詩社，即所謂的“七子之會”。他們“分題角韻，月凡三集”。與同時代詩人所不同的是，吳兆騫不僅贊美邊塞的風光，記述邊疆各族人民獨特的風習、生活，還真實地記述了抗俄斗爭的情況，他所留下的與抗俄斗爭有關的詩篇有50多首。

　　此外，在東北詩壇上還有諸如方拱乾、方孝標、方亨咸、張賁、楊越、戴梓、戴亨、方登嶧、方式濟、方觀承、陳夢雷等人。他們的詩歌特點是對下層人民的生活以及東北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觀察較細，反映比較充分。其中張賁的《寧古塔雜詩二十二首》，以詩的形式，比較全面地記述了寧古塔地區的民族、風習、山水、古跡、狩獵以及抗俄斗爭等內容，開此后同類紀事詩之先河。

　　文化流人還廣泛參與方志與筆記的撰述，豐富了東北地域文化的底蘊，為后人研究東北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史料。明以前有關東北邊疆地區的歷史沿革、山川地理、民族風貌、社會經濟等的專門記述一直比較少見。至清前期，這種狀況才有了改善，不僅撰寫了一批官方志書，而且出現了一批私家筆記，為研究東北歷史和地理提供了史料。

　　康熙十一年，清政府通令全國普修志書。由于在東北方志編纂中遇到“文獻兩闕”和撰志人手缺乏等問題，因此，在文化流人比較集中的地區，官員便發動他們利用自己的文化特長對地方志書進行編纂。截止到康熙二十一年大約完成了八部志書的初稿。其中，《鐵嶺縣志》是清代在東北文化流人的努力下完成的第一部地方志書。全書分上下兩卷，包括建置等9志，志下又分29個細目。當時鐵嶺知縣賈弘文謂全書“纂輯率出董子，搜集、校正諸紳士咸與有力”。所謂董子指董國祥，諸紳士指孫楩、羅繼謨、邢為樞、左瑋生、左昕生等五人，他們都是徙居鐵嶺的文化流人。康熙二十一年，清政府為編修《大清一統志》，再次“敕奉天府尹先修《盛京通志》”。《盛京通志》是清代前期東北地區內容最豐富、體例最完備的一部地方總志。在《盛京通志》的修訂過程中，被貶謫沈陽的原翰林院編修陳夢雷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前期，還出現了一批與東北地方史事有關的私家筆記與紀行之作，流傳至今的十幾部著作中，大部分都是文化流人所作，諸如《寧古塔紀略》、《寧古塔山水記》、《龍沙紀略》、《絕域紀略》、《天東小紀》、《東行風俗記》、《卜魁集》、《珂雪集》等等皆是。在這些著作中，文化流人以其實地所見所聞，從不同角度，真實地、生動地記述了當時東北地區的歷史、地理、民族、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習慣等多方面史實，展現了一幅廣闊的活生生的社會生活圖景，極大充實了由正史、實錄等文獻所構筑的東北歷史框架。如方拱乾的《絕域紀略》是清代東北筆記中的早期著作，全書雖不到20條記事，約3200字，但內容廣泛涉及寧古塔的沿革、抗俄、氣候、城池、居室、古跡、農業、山川、物產、風俗、貿易等方面情況。流人張縉彥所撰的《寧古塔山水記》，圍繞寧古塔之山水，考其源流，記其形勝，其“雜記”一則留下對寧古塔民族、風俗習慣、物產、貿易、宗教等情況的記載，為他書所鮮見。

　　清代前期，東北的學校教育有官學和民辦兩種。由于官辦學校數量較少，規模也不大，且主要集中在盛京、吉林、黑龍江以及東三盟等地。因此，民辦私塾就成為當時東北學校教育的一種重要補充，并廣泛分布于黑龍江中上游以南各主要城鎮，特別是黑龍江下游及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在私塾教育中，文化流人作為一支中堅力量，在改善東北教育狀況、促進東北地方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東北的私塾教育，與文化流人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史載:“流人通文墨，類以教書自給。”這些文化流人以教授生徒維持生計，同時也以其豐富的學識、特有的教授風格和方式，受到當地百姓的歡迎。陳夢雷曾在沈陽設館授徒，以“才敏妙，能國書(滿文)，在塞外十余年，公卿子弟受業者眾。”寧遠人李延齡“攻公羊學，尤精三禮”，授徒以“學規嚴肅”，“與生徒講論，純以白話達之”，在遼西地區影響很大。浙江山陰人楊越在1662年被遣戍寧古塔，當時“寧古塔書籍最少”，只有楊越有五經、《史記》、《漢書》、《李太白全集》、《昭明文選》、《歷代古文選》等書，這使他成為寧古塔地區文化知識的重要傳播者之一。這些文化流人富有特色的教學不僅促進了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在東北傳播，同時也大大加快了東北與內地文化的交流，而文化流人則是這種交流的橋梁和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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