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還鄉的引魂之幡-20世紀中國神話學回眸

精神還鄉的引魂之幡-20世紀中國神話學回眸

20世紀被人們稱為神話復興的世紀。在國際上，神話不僅被各國民間文藝學家當作
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加以全面細致的搜集、整理與，而且在作家文學中經常復活
，不時對世界文壇產生強烈的沖擊波。那么，在這個即將逝去的世紀中，神話在的
命運又如何呢？

一、資料發掘：把根留住
20世紀無疑是中國上最動蕩的之一，隨著生活的急劇變化，傳統文化
受到了猛烈沖擊，許多傳承了千百年的民族文化遺產面臨消亡的危險。有鑒于此，中國
的文化精英們，首先關注的是如何盡力搶救、發掘、整理和保存包括神話在內的民間文
學財產。
據有關資料，1903年留日學生蔣觀云在《新民叢報》上發表的《神話歷史養成之人
物》，是中國的第一篇神話學論文。此后，王國維、梁啟超、夏曾佑、魯迅、周作人、
章太炎等，相繼把“神話”概念作為啟蒙新工具，引入到文學和歷史研究領域。（注：
馬昌儀：《中國神話學的一個輪廓》，載《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中國廣播電視
出版社，1994年。）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神話作為民族文化傳統中富有生命力的材料，受到了人
們的普遍關注與認真挖掘。特別是以北京大學為發源地的中國民間文學運動，對于
搜集、整理和研究包括神話在內的民間文學資料，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對中國神話資料的發掘，首先是從整理中國豐富的古資料開始的。1905年，夏
曾佑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指出：“中國自黃帝以上，包ｘī＠①女媧神農諸帝，其
人之形貌，事業，年壽，皆在半人半神之間，皆神話也。”（注：轉引自上書第27頁。
）20年代，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1920-1924)第二篇“神話與傳說”，以及《中國小
說的歷史的變遷》(1924)中的“從神話到神仙傳”，比較集中地談到了中國神話。茅盾
是中國現代神話學的奠基人，他1928年寫的《中國神話研究ABC》，對中國神話資料進行
了系統的清理，認為中國古代的神話材料由北中南三部分組成，“或者此北中南三部分
的神話本來都是很美麗偉大，各自成為獨立的系統，但不幸均以各種原因而歇滅，至今
三者都存了斷片”。（注：茅盾：《神話研究》，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頁
。）從20年代到抗戰爆發以前，一批學者從各個角度進行了中國神話的整理工作，如陳
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黃芝崗《中國的水神》、鄭德坤《〈山海經〉及其神話》
等等，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在這個時期，以顧頡剛、楊寬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對
中國典籍神話的主要和神話人物，進行了扎實細致的考證與辨析，提出了中國上古
神話資料是層累而成的著名論斷，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
抗戰爆發后，中國的神話資料發掘工作的方向發生了一個大的轉折：從文獻研究轉
向了田野作業。當時，由于日寇的侵略，許多著名的大學和研究機構先后遷移到西南地
區，使一大批學者有機會接觸到西南少數民族的生活與文化。通過田野作業，學者們發
現和記錄、保存了一些處在前文字社會階段的少數民族的神話。這些神話資料的發現，
使中國神話學研究的視野大大擴展，研究水平也達到空前的高度。其中，像芮逸夫《苗
族的洪水故事與伏羲女媧的傳說》，他與凌純聲合作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凌純聲
的《畬民圖騰文化的研究》，馬長壽的《苗瑤之起源神話》，以及民族學家吳澤霖、陳
國鈞、陶云逵、馬學良等對少數民族的調查報告，都包含了許多極珍貴的神話資料。
從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由于少數民族工作（特別是民族鑒別）的需要，全國各少
數民族地區都開展了社會與文化普查，搜集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口傳神話。這時期無論是
實施田野作業的地區，還是參加調查的人數，或者是所收集到的神話資料的數量，都遠
非三四十年代可比。一些少數民族集中的地區，如云南、貴州等省，印出的民間文學集
多達幾十甚至上百種，其中有不少是神話。進入80年代以后，中國神話資料的搜集整理

活動又有一次高潮，這就是編輯全國各地的《民間故事集成》，該活動被列入國家
規劃重點項目之一，在文化部門領導和民間文藝學專家的指導下，對全國各地
進行拉網式地普查、采錄、整理，并出版了上千本各地民間故事集成的資料本。據1990
年的統計，已經采錄出版的民間故事達183萬篇。（注：鐘敬文：《努力開創主義民
間文藝事業的新階段——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務報告》，載《民間文
學論壇》1992年第1期第40頁。）其中，又有大量口傳神話被發現和記錄了下來。
近40年來，中國學者對古籍中神話資料的鉤沉與整理，也達到了新的水平。其中成
績最為卓著的是袁珂先生，他數十年如一日，從事中國神話資料的校勘、整理、編輯工
作，出版了大量有關著作，其中較大的如《中國古代神話》、《中國神話傳說詞典
》、《中國神話史》、《山海經校注》等等，不少被一版再版，并被譯成多種外語在國
外出版。
本世紀來，中國考古學的一系列重大發現，以珍貴的實物資料豐富了中國古代神話
的寶庫，如河南發現的蚌塑中國第一龍，東北發現的紅山文化女神廟，湖南出土的漢代
飛衣帛畫，云南廣西等地的巖畫等等，都在中國神話學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縱觀20世紀中國神話資料的發掘與整理，我們可以發現：沒有哪個的人們對神
話產生了如此濃厚的興趣，也沒有哪個時代有如此眾多的學者參與神話資料的發掘與整
理工作，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神話熱”呢？這恐怕與中國20世紀
的整個社會文化背景有關。在這個世紀，中國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向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轉變，中華民族面臨的挑戰，更需要以神話這個“根”來凝聚整個民族的
精神。一個民族，如果“失掉了神話，不論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會中，也總是一場道
德災難。”（注：容格：《集體無意識和原型》，馬士沂譯，載《文藝譯叢》第1輯
。）20世紀中國神話資料搜集整理的巨大成就，代表了國民的心聲：留住我們的根！

二、理論：期待著舊夢重圓
在中國向文明轉型的過程中，中華民族的集體精神中始終存在著兩個突出的情
結：一是對失去了的舊精神家園的眷念；二是對伴隨現代化初期而來的精神荒漠的困惑
。為了尋找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人們對神話這個民族精神的源頭，進行了由淺入深的
理論研究。
20世紀是中國現代神話學從創建到形成相當規模的時期。據馬昌儀先生的意見，現
代中國神話學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1.萌芽階段(1903-1923)。這20年間西方神話學
傳入我國，特別是人類學派神話學家安德烈·蘭、泰勒、弗雷澤的神話理論，以及以今
證古的研究，為中國神話學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武器。2.奠基階段(1923-1937)。這時
期發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至今仍有影響的著作與論文，奠定了神話學的學科基礎。3.拓展
階段（1937-40年代末）。由于抗戰爆發，一大批學者隨所在大學或研究機關遷到西南后
方，他們將田野作業與多學科的綜合研究相結合，大大拓寬了中國神話學的視野，提高
了研究水平。4.低谷階段（50年代—70年代），此時雖資料搜集工作成績不小，但理論
研究上受庸俗社會學和極左教條主義的影響，在總體上無多大進展。5.新的發展階段（
70年代末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神話學生氣勃勃。老一代神話學家時有新
作，新起的中青年學者不斷脫穎而出，各種不同的研究方法與流派此起彼伏，成果累累
。（注：馬昌儀：《中國神話學發展的一個輪廓》，載《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中國
廣播電視出版社，1994年。）
筆者認為，20世紀的中國神話學，按不同研究目的與方法，可以分為四個主要流派
：

（一）人類學的神話學
文化人類學是19世紀下半葉歐洲的一門顯學，出現了摩爾根、泰勒、弗雷澤、安德

烈·蘭等大師。他們的進化論思想，為解釋人類文化的起源、與演變，提
供了有力的武器。神話作為人類早期的精神遺產，一直是人類學家最感興趣的對象
之一。
在神話學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人類學的神話學派在中國似乎一直處于主流話
語的地位。其研究特點，是以人類學的基本與比較為指導，來將中國神話賴以
形成的文化背景復原，達到揭示神話本來意義的目的。這個流派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多，
比較有代表性的，早期有茅盾的《中國神話ABC》(1928)，聞一多的《伏羲考》(1942)；
近期的有學者王孝廉《中國的神話世界——各民族的創世神話及信仰》(1987)，蕭
兵的《中國文化的精英——太陽英雄神話比較研究》(1989)，等等。

（二）學的神話學
這個學派的特點，是以學方法為主，通過對古代典籍中神話資料的發掘、校勘
、辨偽，再參照其它學科的成就，揭示中國典籍所載史前神話人物出現的順序，目的是
還原中國史前史的真相。它以30年代的“古史辨”派為代表，這個學派的主要成員是以
顧頡剛為首的一批歷史學家。1924-1941年間出版的七冊《古史辨》，考究了上古一些重
要人物（從三皇到燧人、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鯀、禹等）的神奇
事跡，以及這些事跡在史書中出現的先后次序，得出“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這樣一個
驚人結論，斷言夏以前的古史都是神話，不是史實。他們的研究對中國傳統的史學來說
，是一場劃的革命。
除了“古史辨”派外，從史學角度研究神話取得較大成就的，還有徐旭生《中國古
史的傳說時代》(1943)，丁山的《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1961)，等等。
從神話學的角度來看，經過歷史學神話學派的研究，使中國上古神話資料的混亂狀
態大為改觀。他們在方法論上表現的鮮明中國特色，為建設中國神話學的獨特體系做出
了貢獻。

（三）民族學的神話學
中國的民族學開創于20年代，對中國民族學發展較大的，一是蔡和森、呂振羽
、楊堃、林耀華等倡導的馬克思主義民族學，一是以吳文藻、費孝通為代表的
功能主義民族學。這兩個學派的共同特點，是重視田野調查作業。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
家，為了解決有關民族工作的一系列，如民族識別、各民族的社會性質與形態、不
同民族的文化傳統、各民族族源、族屬以及他們之間的歷史關系等等，民族學家們開展
了大量的田野調查工作，其中一個重要的收獲，就是對少數民族的神話的記錄和研究。
開展少數民族神話的調查與研究，在中國神話學的建設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一
）、各民族中發現了大量的神話資料，使中國神話學的視野大大拓寬。（二）通過對少
數民族神話（特別是“活”態神話）的研究，使得中國神話學一掃時間的障礙，從“過
去”之學變成了真正的學問。

（四）文藝學的神話學
神話是一種最古老的文學，也是后世文學作品永不枯竭的靈感源泉。正如魯迅所言
：“在古代，不問小說或詩歌，其要素總離不開神話，印度、埃及、希臘都如此，中國
亦然。”（注：《魯迅全集》第八卷315頁。）神話不僅為作家的文藝創作提供了豐富的
營養，它還提供了種種概念和模式，使得批評家們能夠用它們來釋讀某些特殊的文學作
品。
本世紀以來，神話—原型批評方法在西方勃然而興，不僅使人們對文學作品的認識
進一步深化，而且直接推動了文學創作手法的發展。在中國，神話—原型批評作為一種
新的方法，近15年來在文藝批評領域得到了廣泛的。從對一些古典文學經典（如《
詩經》、《楚辭》）的研究，到對現代文學作品（如魯迅《故事新編》、郭沫若的《女
神》、曹禺的《雷雨》、沈從文的《邊城》等等）的闡釋；直到對當代文學作品（如韓
少功的《爸爸爸》、柯云路《人體一宇宙學》三部曲、張承志《北方的河》、莫言的《

紅高梁》）、文學思潮（尋根文學、新都市文學）的辨析，都有人運用神話—原型批評
進行，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加拿大著名學者弗萊指出：“文學從原始文學到自我意識文學的過程，顯示出
詩人的注意力，逐漸從敘述價值轉向意義價值。”（注：弗萊：《文學的原型》，載《
神話與文學》，（美）約翰·維克雷編，潘國慶等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第56
頁。）作家文學是一種具有自覺意識的創作，文學家在創作時，越來越重視作品中所包
含的思想意義，這些意義不是以的抽象方式來表述，而是寄寓在一些具體的情節與
形象之中。因此，如何從作品中發現并解讀其意義，尤其是作品中那些神話原型和故事
模式的意義，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在當代，一些文學家以文化的為
指導，有意義地進行種種文本實驗，對此，如果對文化人類學（特別是神話學）知識了
解不夠，顯然不利于文藝批評的深入。
的神話學，除了上述四個主要的領域外，還有其它一些方面軍。這種從眾
多領域對神話不約而同的關注，表明了人們對神話學理論研究在重建民族精神家園中可
以發揮獨特作用的共識。

三、文學創作：讓血脈再相連
文學是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20世紀的中國經歷著社會轉型的陣痛時刻，文
學也經歷了上最劇烈的變革。在痛苦的蛻變過程中，神話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最初
庇蔭之地，很地成為作家們的思想武庫與靈感源泉。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神話始
終是一股有著深層的有力潛流。
20世紀中國文學創作中的神話化傾向，從五四新文學運動到新時期文學，經歷了由
盛到衰，又由衰到盛的循環。
“五四”時期是中國文藝創作中神話思潮的第一次高峰。當時，新文學運動的驍將
們負有“破”與“立”的雙重歷史使命：一方面，他們打倒了以文言文為外殼、封建社
會的文化價值觀為內核的舊文學傳統；另一方面，他們還創建了以白話文為載體，科學
和民主精神為價值標尺的新文學。由于19世紀西方文學中神話化思潮的刺激，更因為新
文化斗士們表達勇猛的反抗精神、熱烈的創造激情以及針砭國民劣根性的需要，當時的
一些著名作家，在他們的創作中紛紛采用神話材料。其中，魯迅和郭沫若是典型的代表
。
新文學的旗手魯迅在創作中常常采用神話化素材，特別是《故事新編》中的《補天
》、《奔月》、《鑄劍》、《理水》四篇，完全是選取神話題材來進行寫作的。在《補
天》中，他通過女媧的創造活動，表現了民族精神中不倦的創造偉力；《奔月》通過羿
的英雄末路，表現了戰士在無用武之地時的寂寞與悲涼；《鑄劍》謳歌反抗的英雄；《
理水》則贊頌民族的脊梁。他的這些作品，可以說是中國文學中最早的“尋根文學”。
郭沫若是一個具有強烈神話意識的詩人。他對古代神話有一種近似宗教般的崇拜，曾說
：“神話是絕好的品，是絕好的詩。”（注：郭沫若：《神話的世界》，《文藝論
集》，上海光華書局1925年。）在他的詩歌創作中，隨處可見被賦予了濃烈感情色彩的
神話意象，如鳳凰、天狗、顓頊、共工等等，他將自己的代表作詩集取名《女神》，反
映了他對神話的情有獨鐘。
除了魯迅和郭沫若外，茅盾、周作人、鄭振鐸、聞一多等人也從各個不同角度，對
神話產生了濃厚興趣。據有的學者歸納，五四新文學家利用神話故事與歷史傳說來進行
創作，主要有三種基本模式，即拯救模式、再生模式和超越模式。（注：胡志毅：《‘
五四’新文學的神話意識及其流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2年第3期。）
“五四”以后，仍有一些作家情系神話，如鄭振鐸借用希臘神話故事寫作的一些短
篇小說，沈從文描寫湘西風土人情的小說系列，吳祖光的劇本《牛郎織女》、《嫦娥奔
月》等等。其中沈從文小說中運用神話素材的方式，較以前又有發展，他不是簡單地采

用、改編或重寫某個具體神話的情節或意象，而是另辟蹊徑，在諸多民間文化原型的基
礎上，進行一種綜合性的重構和再造。在故事的表層結構之下，潛藏著集體無意識的原
型。例如有的者發現，在《邊城》中，就埋藏著求仙原型、難題婚原型和命運原型
，并運用了擬仙、三角和循環三種敘事模式。（注：李繼凱：《民間原型的再造——對
沈從文《邊城》的原型批評嘗試》，載《文學研究叢刊》，1995年第4期。）這
種新的運用神話素材，對后來的小說創作產生了。
新時期以來，在神話學研究得到復興的同時，文學創作中的神話化傾向由衰轉盛，
再次達到一個新的高潮。繼“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和改革文學之后，“尋根文學
”成為一股熱潮。在80年代文學界的尋根潮中，人們將尋根的盡頭地追尋到了神話
。正如有的論者所言：“神話原型的頗受關注是新時期小說的一種值得重視的現象。80
年代初期中國小說創作陷入了困境，……是神話原型開啟了尋根作家的智慧。”（注：
王輕鳴：《新時期小說的神話愿型》，《當代文壇》，1997年第2期，第9頁。）
尋根文學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如韓少功的《爸爸爸》、王安憶的《小鮑莊》、賈平
凹的《古堡》、鄭義的《老井》、鄭萬隆《異鄉異聞》等等，隨處可見神話的蹤跡。在
稍后的先鋒小說、家族小說、部落家園小說、少數民族小說與邊地小說以及地域文化小
說中，一個個令人難以忘懷的神話意象——白鹿、黑駿馬、老井、紅高粱，不僅給作品
中的故事創造了一種神秘的語境，而且往往為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畫龍點睛。這種對神
話材料的偏愛，以及對民間文化原型的自由運用，表現了當代作家對于傳統的自覺意識
。
神話母題在當代文學中的廣泛，不是個別作家的心血來潮，而是有其內在的規
律。從作者方面來看，由于創作活動既是理性行為也是直覺行為，神話作為人類集體無
意識的產物，能夠給作家帶來意料不到的靈感與啟示。正如莫言自述的那樣，他只有深
入到的昨天才浮想連翩，寫出瘋狂和浪漫，一步入現代時，便想象枯澀。從讀者方
面來看，作品中的神話原型，能使讀者獲得一種獨特的豐富感與深刻感，內心再次體驗
到人類經驗的偉大連續性。
文學是國民精神的火光。一篇文學作品，只有表達了一個國家或民族集體的信念與
行為方式，表達了該民族最深處的集體情感，才能得到集體的共鳴，而神話和民俗發掘
了某種集體無意識，喚配了該種族最深層的記憶和想象，自然更容易撥動讀者的心弦。
我們即將跨入新的世紀，當我們回眸20世紀中國神話學的歷程時，就發現一個民族
的神話遺產，就象一個甩不掉的文化幽靈。每當人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艱難險阻，他
們就會像成人渴望回歸子宮一樣，不自覺地回到神話中，去尋求新的勇氣和力量。
今天，中國仍在通向現代化的漫漫長途上艱苦跋涉，舊的精神樂園已經失去，重建
精神家園的呼喚，正響徹神州。“我們有必要提出這樣的：在一個民族的奮斗歷程
中，它的靈魂要不要有一種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這里指的是創造、進取、勤勞、勇敢
、正義的精神。如果需要的話，我們應該怎樣去創造它？”（注：趙永富：《我們
需要什么樣的時代精神》，載《中國青年研究》，1996年第3期，第37頁。）這是擺在所
有中國人面前的一個嚴肅問題。神話是一個民族最早的精神家園，從它在中國20世紀的
命運來看，在未來人類創造新的精神凈土的工程中，它必然會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牛加羲

原載《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8年第3期 作者單位：華中師大中文系




作者：陳建憲 [2001-7-24 7: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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