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山海經》研究回顧

20世紀《山海經》研究回顧

　　【提要】20世紀以來，《山海經》隊伍不斷擴大，流派特征逐漸明朗且形成合力，不僅在《山海經》的性質、篇目、作者和成書年代、《山海經》的地理范圍等傳統論題方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在《山海經》價值、《山海經》經文破譯等新論題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

　　【關 鍵 詞】20世紀/《山海經》/研究/回顧

　　【 正 文】

　　《山海經》堪稱天下奇書。它是一部具有獨特風格的中華古代典籍，從此書內容涉及之廣泛，文化沉積之深厚，歷代學者研究成果之豐碩，以及當今《山海經》之不斷擴大等方面進行考察，可以說，把《山海經》稱之為世界文化寶庫中之瑰玉是當之無愧的。

　　一

　　20年紀以來，從事《山海經》研究的學者逐漸增多，成果迭出。據不完全統計，本世紀（截至各正式學刊發表論題含有“山海經”或其篇目名的學術論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國學者6篇。至于論題未直接標明書名而涉及《山海經》研究的則更多。

　　專著的推出標志著《山海經》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經校注》、《山海經校譯》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經》研究專著則有徐顯之《山海經探原》（武漢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發《神州的發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經校注》包括《山海經山經柬釋》和《山海經海經新釋》兩部份，后附“《山海經》敘錄”，全錄漢劉歆（秀）《上〈山海經〉表》、晉敦璞《注〈山海經〉敘》、舊本《山海經》目錄和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敘》，另附“所據版本及諸家舊經書目”與“引用書目”，書后另有《山海經》索引，由張明華編。袁珂《山海經校注》的主體部分是《山經柬釋》和《海經新釋》，后者完成于1963年，“著重對神話傳說部分的注釋，蒐羅豐富，征引詳博，頗有發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詮解和校勘”（注：《〈山海經〉校注》出版說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經柬釋》完成于8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經》匪特史地之權輿，乃亦神話之淵府”（注：《〈山海經〉校注》序。）是對《山海經》一書內容的概括，很有見地。

　　《山海經校譯》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作者認為“須首先整理出一個《山海經》的新校本來”（注：《〈山海經〉校譯》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該書校勘是從十個方面著手的，即錯、脫、衍、倒、經文入注、注入經文、脫簡和錯簡、它書竄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礎上，此書按郭璞注《山海經》18卷順序作了全譯。

　　《山海經》研究的地派、學派和文學神話派發端甚早。地理學派認為《山海經》是一部主要記述地理事物的著作，歷史學派認為《山海經》是反映上古的史籍，文學神話派認為此書是神話匯集。本世紀中，由于不同學者對《山海經》性質的認定和研究側面各有不同，各學派的流派特征逐漸明朗。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從事史研究的學者也參加治《山海經》學人隊伍，他們的研究側重于《山海經》科學價值和經文破譯。近年來，各學派已在一些研究領域取得共識，形成了研究合力。

　　為適應《山海經》研究形勢，1983年12月在成都舉辦了“中國《山海經》學術討論會”，有10多個省區的60多位學者參加。這是第一次《山海經》專題研究會議，標志著《山海經》研究隊伍已經形成。

　　“中國《山海經》學術討論會”后，1986年1月，四川省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論文集《山海經新探》，該論文集共收論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話、科技、綜論的順序進行編排”，“各篇論文均從不同角度對《山海經》及其所反映的中國古史諸進行了探索，對于研究和了解我國上古的社會和自然狀況均有意義”（注：《〈山海經〉新探》前言，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紀以來，《山海經》研究在本書性質、篇目、作者和成書年代、地理范圍等傳統論題上取得很大進展。

　　關于《山海經》的性質，學者的論點很不一致。30年代前，幾個主要論點先后提出。廖平《〈山海經〉為〈詩經〉舊傳考》（載《地學雜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認為《山海經》是《詩經》之傳注，這大概是本世紀最早涉足《山海經》性質討論的論文。著名的《山海經》研究日本學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書說，他在《〈山海經〉的考證及補遺》（《支那歷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經》一書遠比一向認為金科玉律之地理書《禹貢》為可靠，其于中國歷史及地理之研究為唯一重要之典籍”。魯迅則提出巫書說，受到一些學者的贊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經》性質的討論更為活躍。從歷史學角度研究《山海經》的學者主張《山海經》是一部“側重反映上古歷史的珍貴古籍，雖有許多神話傳說，但應與史實區分開來，通過此書可以看出人類社會由原始蒙昧向高級階段漸次前進的發展總過程”（注：段瑜：《中國〈山海經〉討論會爭議的問題》，《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胡欽甫《從〈山海經〉的神話中所得到的古史觀》（《中國文學季刊》1928年8月）、朱希祖《〈山海經〉內大荒海內二經古代帝世系傳說》（《民俗》第116期—118期，1933年5月）、鄧慕維《〈山海經〉古史考》（《勵學（山東大學）》第4期，1934年）和80年代發表的常征《〈山海經〉及其史料價值》（《北京社會科學》1988年第3期）等文都傾向于認定《山海經》為歷史書。

　　側重于探討《山海經》地理價值或認定其為地理書的學者仍占多數。主要論文有顧頡剛《〈五藏山經〉試探》（《史學論叢》第1期，1934年）、徐旭生《〈山海經〉的地理意義》（《地理知識》1955年第8期）、曹婉如《〈五藏山經〉和〈禹貢〉中的地理知識》（《科學史集刊》1958年第1期）、譚其驤《〈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等。劉起釪認為，“保存了豐富的地理素材而附麗以高度神話的《山海經》，它開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這一派這些著作認真當作嚴肅的地理書看待”（注：《〈禹貢〉作者》，《中國歷代地理學家評傳》，山東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近年一些探討《山海經》地域范圍的學者大多也主張地理書說。

　　支持《山海經》巫書說的學者也不少，在1983年成都學術會議上，有些學者又提出了這一主張。僅1985年一年就發表了三篇明確主張巫書說的論文：翁銀陶《〈山海經〉性質考》（《福建師范大學學報》，1985年第4期）、袁珂《〈山海經〉蓋古之巫書試探》（《社會科學研究》1985年第6期）、孫致中《〈山海經〉的性質》（《貴州文史叢刊》，1985年第3期）。

　　關于《山海經》篇目與版本討論的論文也很多，主要有蔣經三《〈山海經〉篇目考》（《語歷所周刊百期紀念號》，1929年）、賀次君《〈山海經〉之版本及關于〈山海經〉之著述》（《禹貢》第1卷第10期，1934年）、周士琦《論元代曹善抄本〈山海經〉》（《歷史集刊》第1集，1980年9月）等文，袁珂《〈山海經〉產生地域及篇目考》（《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1978年）也討論了《山海經》篇目。通過討論，對《山海經》篇目的認定已接近取得共識，至于《山海經》版本學探討尚處于初始階段。

　　關于《山海經》作者，論者的分歧很大。何觀洲主張鄒衍縣《山海經》的作者（《〈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的考》，載《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顧頡剛等主張非一人之所作，作者為秦人（如顧頡剛《禹貢全文注釋》：“《禹貢》作者的籍貫同《山經》作者一樣，可能是秦國人。”）袁珂等主張《山海經》作者為楚人或楚地人（如袁珂《〈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呂子方、蒙文通等認為有巴蜀人的手筆（如呂子方《山海經雜記》等）。另外，衛聚賢主張“戰國中年”的“楚以南人所著”，并進而推演為墨子弟子隨巢子寫定；李行之認為《山海經》作者是楚國南部一位少數民族士人，其籍貫之地望為今湖南省常寧縣（《〈山海經〉作者考》，《求索》1989年第6期）；還有人主張《山海經》有北方齊國、燕國人的手筆。

　　討論《山海經》成書時代的論文很多，主要有何定生《〈山海經〉成書時代》（《語歷所周刊》第2卷第20期，1928年）、陸侃如《論〈山海經〉著作年代》（《新月》第1卷第5期，1928年）、蒙文通《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62年）、翁銀陶《〈山海經〉作于楚懷王末年考》（《求索》1987年第5期）。通過論討，大多數學者認定的《山海經》成書時間在東周至漢代之間。不過，也有人認為“本書成書年代可上溯至夏商。”有的認為“《山海經》的相對年代以儒家所說堯舜時期較為準確，即夏代建立以前，約在公元前21世紀”（注：段瑜：《中國〈山海經〉討論會爭議的問題》，《新華文摘》1985年第4期。）。

　　《山海經》地理范圍的討論十分活躍，眾說迭起且相差驚人。大致說來，本世紀發表的論點可以歸納為三類：一是傳統的華夏說，二是局部小區說，三是世界圈說。

　　傳統的華夏說認為，《五藏山經》的地理范圍，“從所提到的山名來看，東邊達到東海之濱的會稽山，西邊提到了新疆的天山；從所描述的地理環境來看，北邊似乎越過了蒙古高原，到了西伯利亞，南邊似乎到了江南”（注：赫維人：《淺談〈五藏山經〉》，《云南師大學報》1985年第1期。）。《海經》描述的地理范圍則可遠及朝鮮、日本、中南半島和阿富汗、俄羅斯等鄰國。持傳統觀點的學者對《山海經》的地理內容作了詳細的考訂，如譚其驤《〈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衛挺生《南山經地理考釋》等五篇（載《東方雜志》1969年至1973年）等就是如此。

　　有些學者認為《山海經》描述的地域范圍很小，只及中國境內某一局部地域。何幼琦《海經新探》（《歷史研究》1985年第2期）認為《海經》的山川疆域只在今山東省中南部以泰山為中心的地域。扶永發《神州的發現》一書認為，《山海經》記述的是云南西部東經101度以西，北緯23度以北縱谷地區的地理，書中的古昆侖山即今云南納溪河和毗雄河——苴力河以西、云縣縣城以北、高黎貢山以東、金沙江以南橫斷山脈地區。作者還利用地圖比例，換算出《山海經》里距為今日華里的3.4%左右（注：扶永發：《神州的發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和局部小區說相反，有些學者認為《山海經》描述的地理事物遠及非洲、歐洲、大洋洲和美洲，不少國外學者也持這一觀點。

　　國人《山海經》地理范圍世界圈說可能發端于梁啟超、蘇雪林的中亞西亞說，本世紀70年代一些國外學者認定《山海經》某些部分相當準確地描寫了北美大陸，以及近年來在南美洲等地發現中華古文化遺物從而推論中國人最早到達美洲，這些事實支持并推動了世界圈說的提出。

　　梁啟超很早就曾提出“此經蓋我族在中亞細亞時相傳之神話，至戰國秦漢間始寫以華言”（注：梁啟超：《翻譯文學與佛典》，《佛教與中國文學》，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81年版。）。蘇雪林認為《山海經》所述海內外的海實際指黑海、里海、阿拉伯海、印度海、地中海，《山海經》“是兩河流域的地理書”，在戰國時由波斯學者攜來中國（注：《屈原與〈九歌〉》，《屈原評傳》1978年版第107頁。）。國外有的學者也主張世界圈說，如法國學者維寧認為《海外東經》、《大荒東經》所寫“好象都是圍繞著科羅拉多大峽谷的地區，但沒有里程”，“第四卷《東山經》的記述與北美洲、中美洲及墨西哥灣地區有關，有明確里數”（注：《無名的哥倫布或慧深與阿富汗族之佛教團于五世紀發見美洲之證據》。）。為世界圈說注入活力的還有考古發現。近幾年，在美洲發現了反映軒轅氏的虎皮畫和殷商文化遺跡乃至寫有漢字的實物。

　　《山海經》地理范圍世界圈說推出了不少論著。宮玉海《談談如何揭開〈山海經〉奧秘》（《長白論壇》1994年第3期）是這一主張的代表作，該文對《山海經》一些地名作了闡釋，地域涉及今歐洲、非洲、大洋洲、美洲等地。該文還認為，“整個世界只有一個大陸時，就是《海內經》時代”。此外，胡遠鵬《〈山海經〉揭開中國及世界文化之謎》（《淮陰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朱兆明《〈山海經〉和中華文化圈》（《東北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5期）等文也表達了與宮文相同的觀點。《〈山海經〉空間之謎解析》（《信陽師范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一文為《山海經》蘊涵的國外地理信息作出解釋，認為《山海經》是“我們民族自其初始至書成所有時代中保留于記憶里的經歷（歷史、地理、聞見、見解等）的殘存者，漫長時代中繁復的經歷代代相傳至《山海經》成書時的‘記憶’，必然有久遠和錯雜兩大特點”，該文認為《山海經》中的包括地理事物在內的“記憶”材料是先民東遷時帶來的。

　　三

　　除了上述《山海經》性質、篇目、作者和成書、《山海經》的地理范圍等傳統論題外，本世紀《山海經》全方位還涉及到天文學、氣象學、氣候學、歷學、醫藥學、生物學、古人類學、考古學乃至學等方面的新論題。

　　1905年，劉光漢在《〈山海經〉不可疑》（《國粹學報》第1卷第10期）一文中就指出此書的性。30年代，學者已開始探討《山海經》的科學價值。何觀洲《〈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的考》（《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鄭德坤（《〈山海經在科學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時代的考〉書后》（《燕京學報》第7期，1930年6月）等文涉及了《山海經》一書某些科學解釋，鐘敬文《〈山海經〉的醫藥學》則是從醫藥學角度探討《山海經》科學價值的論文。到了60年代，又有張貽俠《〈山海經〉——世界上最古老的礦產地質》（《光明日報》1961年3月29日）和伊藜清司《〈山海經〉與鐵》（《史的諸問題》，《森嘉兵衛教授退官紀念論文集》1969年6月）等論文發表。

　　80年代以后，探討《山海經》科學價值的論文題材逐漸廣闊，學者的注意力已涉及到天文學、氣象學、氣候學、歷學、生物學、古人類學、考古學、音樂學等各個方面。孫培良《〈山海經〉拾證》（《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尚志鈞《〈山海經〉榮草釋》（《中華文史論叢》第15輯，1980年3月）、蓋山林《陰山巖畫與〈山海經〉》（《內蒙古社會科學》1981年第3期）、全祖孟《〈山海經〉中的渾天說》（《地理》第8輯，1990年）、陳國生、黃蔭歧《〈五藏山經〉記載的植物地》（《歷史地叢》1995年第3期）、劉恭德《試論〈山海經〉與遠古氣候史關系的若干問題》（《大探索》1993年第4期）、謝因《〈山海經〉與科學》（《讀書》1981年第8期）、吉聯杭《〈山海經〉遠古音樂材料初探》（《中國音樂》1981年第2期）、王守春《〈山海經〉與古代新疆歷史地理相關問題的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3期）等是這一類論文的代表。

　　呂子方《讀〈山海經〉雜記》長達10余萬言，堪稱《山海經》全方位研究論著，該著除了討論傳統論題以外，還探討了一些新論題。呂氏的新論點涉及到《山海經》按南西北東的順序與距今三、四千年前北斗星類似順時針方向旋轉有關，日月運行二十八宿與歲星（行星，一般指木星）運行，太陽黑子及假日，季風的認識，日出日落云霓以及反影的觀測，流星與雷暴等異常天象，測天量地，極光和極晝極夜等等。

　　全方位研究對于破譯《山海經》并認識此書的科學價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羿（堯）射十日可解釋為當時世界性溫熱氣候和局部地區的干旱給人們帶來的災害，以及偶然出現的空氣中晶體反射顯示的太陽幻影產生的多日假象，在原始人頭腦中產生的強烈印象所逐步形成的神話；大量人獸禽魚組合的怪獸奇禽和神異功能通過考古資料——如史前人巖畫等的可以解釋為上古狩獵先民動物崇拜之衍化，等等。

　　20世紀《山海經》全方位研究累累碩果為古籍整理研究提供了許多寶貴經驗。盡管《山海經》研究在某些論題上學者的認識還不一致，但是可以斷言，隨著各學科不斷和《山海經》研究的逐漸深入，這部曠古奇書的全部“破譯”之日一定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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