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體例角度看《詩論》的未完成性

從體例角度看《詩論》的未完成性

摘要：朱光潛先生一生著述等身，而他最看重的一種是《詩論》。《詩論》也是百年新詩史上最具性和邏輯性的詩學論著，該書在王國維的基礎上為從詩話到詩學的轉變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但是在體例上還有不夠統一的地方，本文主要從該書的第十三章《陶淵明》與全書的關系來揭示這個，從而證明其未完成性。
關鍵詞：《詩論》；《陶淵明》；體例；未完成性
一、《詩論》的寫作與版本
《詩論》到底寫于何時？朱光潛對此有不同的說法。在《詩論》抗戰版序中，作者說：“寫成了《文藝心》之后，我就想對于平素用功較多的一種——詩——作一個的檢討。在歐洲時就草成了綱要。”[1]（p4）在1980年所寫的《作者自傳》中，作者說在英法留學的八年中，“一直是我心中主題的《詩論》，也寫出了初稿。”[2]（p5）前者說他在歐時這里他只是草成了綱要，后者則說是初稿。朱光潛是一九三三年秋回國的，朱自清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三日的日記中說“朱孟實已到平”，五天后二朱就見了面。但是朱自清讀《詩論》的時間遠在朱光潛回國之前。1933年1月13日的朱自清日記有“閱孟實《詩學》，甚佳”的記載，翌日又有“讀《詩學》畢，大佳，大佳”的贊語。[3](p185)這說明早在朱光潛回國前，他的《詩論》已在國內至少是朋友的圈子里出現，只不過當時不叫《詩論》，而是叫《詩學》。徐中舒用《詩論》初稿向胡適介紹朱光潛時朱光潛本人尚未回國。這些情況說明《詩論》在作者留歐時即已初具規模，而不只是綱要，否則朱光潛不會用此書作為資歷的證件，朱自清也不會有“大佳”的稱道。
那么《詩論》的初稿成于何時呢？《朱光潛全集》第三卷說明認為《詩論》于1931年前后寫成初稿，這近似一種推測；王攸欣在《朱光潛著述年表》中說朱光潛1932年開始寫作《詩論》提綱及初稿，1933年完成。[4](p265)王攸欣說朱光潛1932年開始寫《詩論》也是一種推測，因為作者說過他是在《文藝心理學》完成之后才寫《詩論》的，《文藝心理學》初版于1936年，作者說他“原來預備早發表，所以朱佩弦先生的序還是一九三二年在倫敦寫成的”[2](P197)。因此，王攸欣把1932年作為朱光潛開始寫作《詩論》的時間；蒯大申所做的《朱光潛學術年表》也說是1933年上半年寫出《詩論》初稿，[5](p284)而朱自清在1933年1月13日就讀到了該稿，可見該書至少在1933年初即已大致成型。他們兩個都把初稿完成的時間定在1933年，是因為這年秋天朱光潛回國了，也就是說他們基本上把朱光潛回國的時間定為初稿完成的時間，事實上《詩論》在1943年出版前都可以稱為初稿，這里所說的初稿完成時間也只是相對而言的。
回國任教后，在北大和武大講授的過程中，朱光潛對它不斷修改，朱光潛說：“我每次演講，都把原稿大加修改一番。”后來，陳通伯等人要出一套文藝叢書，朱光潛這才拿出來把它發表了，這就是《詩論》的第一版即“抗戰版”，1943年由國民圖書出版社出版。除序外，全書共十章：第一章《詩的起源》，第二章《詩與諧隱》，第三章《詩的境界——情趣和意象》，第四章《論表現——情感思想與語言文字的關系》，第五章《詩與散文》，第六章《詩與樂——節奏》，第七章《詩與畫——評萊辛的詩畫異質說》，第八章《中國詩的節奏與聲韻的（上）：論聲》，第九章《中國詩的節奏與聲韻的分析（中）：論頓》，第十章《中國詩的節奏與聲韻的分析（下）：論韻》，附錄《給一位寫新詩的青年朋友》。
1948年3月，正中書局出版了《詩論》的“增訂版”，除增訂版序外，增收了第十一章《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賦對于詩的》，第十二章《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下）：聲律的何以特盛于齊梁以后？》第十三章《陶淵明》三章。
1984年7月，《詩論》的第三版“三聯版”又增補了《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附在第三章后）和《替詩的音律辯護》（附在第十二章后），并添了一篇后記。
朱光潛逝世后，1987年出版的《朱光潛全集》第三卷里的《詩論》又附錄了初稿中原有的《詩的實質與形式》和《詩與散文》這兩篇。可稱為“全集版”。
二、體例內外：陶淵明
從前期的積累到后五十年的不斷寫作與修改，《詩論》的寫作橫亙了朱光潛的一生，說《詩論》凝結了朱光潛一生的心血是毫不夸張的。也許正因為《詩論》有這么多版本，朱光潛的者對其版本變遷中的體例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對“增訂版”中的新增的第十三章“陶淵明”的意見分歧。
《陶淵明》很顯然是一篇詩人論，是一篇帶有批評性質的傳記，對一個具體詩人的研究和論述能否融入詩學的體系，換一句話說，這從體例上來講是否合適？對這個問題，朱光潛的研究者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根本不把它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基本上是默認和贊同的立場。勞承萬的《朱光潛美學論綱》，錢念孫的《朱光潛與中西文化》就是如此。與他們二人不同，溫儒敏在《文學批評史》中有專章述評朱光潛，并用一節的篇幅逐章了《詩論》，但是行文到第十二章就戛然而止了，閉口不提該書的第十三章。這分明是對第十三章的否定。
另一類研究者則看到并提出了這個問題，但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認為看似不妥其實大有深義。商金林、閻國忠、宛小平和朱立元都是這樣看的。商金林認為：“《詩論》最后一章《陶淵明》，從體例上說似乎與全書不協調，其實有著很深的內在聯系。前十二章重在闡述‘詩是什么’、‘詩應該如何’，這最后一章重在說明‘詩人應該如何’，從而給這部《詩論》畫上了一個完整的句號。”[6]（p261）這種說法從完整性方面為作者辯護。
閻國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則明顯經歷了一個轉變的過程：他先說：“《陶淵明》作為專章列入《詩論》，從體例上講是不協調的。因為其他的各章討論的均是詩本身的一些問題，如詩的起源，詩與散文、繪畫的分別，詩的節奏、聲韻、律等，唯獨這章把討論全拘泥于一個詩人身上。”接著，他又說：“但仔細推敲起來，則不難發現其中的特殊用意。在朱光潛看來，‘像一般一樣，詩是人生世相的返照’，詩魂就是人格。陶淵明的人格本身就是久經涵養而成就的一首完美的詩。所以這一章雖寫的是陶淵明，卻包括了全部《詩論》的思想精髓，可以說是它的主旨和總綱。”[7](p5)閻國忠對這個問題對明確否定到極度稱道表現出來的是他對大師著述的順向式領悟。
朱光潛的研究者中有一個是他的孫子，叫宛小平。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表面看，這只是對詩人個案的一個研究結果。實質上，意義遠大于此。”一番分析之后，他道：“總之，朱光潛以人格來透視藝術的風格，并嘗試用類似傳體寫嚴肅的學理著作應該視為匠心獨運。”[8](p163)朱立元在《〈詩論〉導讀》里也持這種看法，他說：“第十三章看似游離于全書的完整結構，實則是朱光潛匠心獨運地以陶淵明為個案印證他的詩境說的普適性。”[9]（p3）這些人的觀點大體相似，基本上是先覺得似乎有問題，但是經過進一步的思考才發現了這種安排的深義。他們雖然都覺得第十三章是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對這一章在全書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并不相同，或側重內涵，或側重形式，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書中最重要的章節，這種情況本身就說明他們對這個問題解釋的隨意性。總之，從這些研究者的結論來看，大師的著述不會有什么不妥，凡是與眾不同之處都需要仔細揣摩，會從中發現其匠心獨運之處。
提出這個問題而持否定意見的人只有王攸欣，他說的很干脆：“《詩論》融合中西方詩學，從理論上對中國古典詩歌史進行總體探討，在體例上具有開創性意義，但再版時增加的三章之一，即最末一章《陶淵明》不符合此書體例。”[10](p194)這個判斷盡管與眾不同，卻是與我對朱光潛《詩論》的閱讀相符的。
在建構中國現代詩學大廈的過程中，朱光潛本人對體例問題也有所警覺。“全集版”中附錄的兩篇文章《詩的實質與形式》和《詩與散文》都是初稿中原有的，為什么朱光潛在出書時把它們刪掉呢？對此，朱光潛自己曾有過回答，他說：“這兩篇（即《詩的實質與形式》和《詩與散文》——作者按）原是《詩論》初稿的第三、四章，曾由北京大學打印過發給同學。到《詩論》正式出版時，因與全書體例不一致，刪去了。”[11](p603)這兩篇都是對話，受柏拉圖的，朱光潛對對話的喜愛是非同一般的，但是考慮到理論著作的特點及其統一性，他還是忍疼割愛了。現在的“全集版”把它重新收入，但只作為附錄，從體例方面說，這是一條折中可行的。它保存了此書的原貌，又不與全書體例構成沖突。既然朱光潛不是沒考慮過體例問題，他為什么要把《陶淵明》這篇詩人論作為其中的一章而不是把它作為一個附錄呢？當時作者到底是怎么考慮的呢？
《詩論》增訂版序透漏了此中消息：“從前我還寫過幾篇關于詩的文章，在抗戰版中沒有印行，原想將來能再寫幾篇湊成第二輯。近來因為在學校里任課兼職，難得抽出工夫重理舊業，不知第二輯何日可以寫成，姑將已寫成的加入本編。這新加的共有三篇，《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兩篇是對于詩作檢討的一個嘗試，《陶淵明》一篇是對于個別作家作批評研究的一個嘗試……”[1]（p5）這說明，朱光潛是有意寫《詩論》第二輯的，只是由于工作關系一時未能如愿。因而把《詩論》出版后寫的一些原想作為第二輯的幾篇文章放到增訂版里。因此，朱光潛說“姑將已寫成的加入本編”，這無疑是權宜之舉，并不是對《詩論》的成熟建構。直到最后，朱光潛的《詩論》第二輯也沒有出現（倒是在八十年代出了一本朱光潛的《詩論新編》[12]，其中共收朱光潛論詩文章十三篇，但并無體系可言。），而姑且加入其中的三篇文章也一直留在其中：三十年后，《詩論》第三版印行時，朱光潛不再提第二輯的事了，增訂的三篇已在書中存在了三十年，也維持了原有地位。他在后記中特別提到了增訂版中的新增的《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我在這里試圖用西方詩論來解釋中國古典詩歌，用中國詩歌來印證西方詩論；對中國詩的音律、為什么后來走上律詩的道路，也作了探索分析。”[1]（p331）由此可見，《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上下兩篇提出了中國詩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并做了詳細論證，從而成為《詩論》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此，從作者到讀者都無人質疑。但是，作者在這里卻不提他同時增訂入集的《陶淵明》，大概是他也明白這一章在全書中的尷尬處境，所以盡管喜愛卻不提起。
那么，這一章的真正歸宿應該在哪里呢？四十年代初，重慶《大公報》的記者對他采訪時問了這樣一個問題：你的下一本書將是什么？他回答說：“二十年前就已蓄意寫一部《魏晉人品》，想在魏晉選十來個代表人物，替他們寫想象的傳記……這些年來，我頗留意中國詩，也想挑選一些詩人出來作一種批評的研究（如同我去年寫的《陶淵明》那一類的文章）。”[13](p312)也就是說，這篇《陶淵明》其實是作者原打算寫的《魏晉人品》里的一章，但是由于《魏晉人品》根本沒有再寫，這篇《陶淵明》也就一直呆在《詩論》里。但是盡管呆在其中，其實游離局外。
一九七九年冬，朱光潛在給《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集》寫的《編后記》中說：“《詩論》大量地談到中國詩，特別是對于中國詩的音律分析，北京師大中文系鐘敬文同志和南京大學中文系程千帆同志都勸我將《詩論》再版，再版暫不可能，所以多選載了一些。我希望我的初步分析有助于精神在文學研究方面日益上升。”[14](p476)這里他又提到了增訂版中的前兩篇，并且表示對《詩論》“多選載了一些”，查目錄，該集選錄了《詩論》中的八章，除了表現論和幾篇比較論外盡在入選之列，《陶淵明》這篇被閻國忠認為是《詩論》的主旨與總綱的章節也不曾入選。
總之，《陶淵明》這篇詩人論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融入其詩學理論整體的。由于陶淵明是作者最推崇的詩人，而《陶淵明》一文又是作者一生讀陶的結晶。直到最后，朱光潛也未忍割愛，也未作為附錄。這說明朱光潛在建構中國現代詩學理論的過程中，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主觀喜好和制約因素，致使其《詩論》難免存在著一些缺陷。當然，就全書而言，這畢竟是瑕不掩瑜的。《詩論》作為一個變詩話為詩學的理論建構在中國現代詩學中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的可貴之處正在于它突破了《人間詞話》那種保持著傳統詞話形式的現代文論建構的嘗試，而是真正建立了一種富有邏輯的理論體系。但是如果因為著者是成就卓越的人而為書中存在的一些不合邏輯，甚至有違邏輯的地方也一味加以迎合式的辯護不是科學的態度，是與朱先生提倡的文學研究的科學精神不相符的，因而也是不利于推進中國詩學理論發展的。
三、關于《詩論》各章的關系
除了第十三章《陶淵明》以外，朱光潛者對《詩論》前十二章的關系也有不同的看法。閻國忠認為：“《詩論》的開篇第一章講詩的起源……第三章講詩的境界——情趣與意象……從第五章到第十二章討論了詩的特點和成分，至于詩的價值和意義基本上未提及。”[15](p126)這并不是從總體上對《詩論》各章的把握，他所說的“從第五章到第十二章討論了詩的特點和成分”過于籠統，第五章以前的其實也可以說是“詩的特點和成分”，而且他并未指明各章的關系。
朱式蓉認為“《詩論》第七章‘詩與畫——評萊辛的詩畫異質說’是相當特殊的一部分’”，其理由如下：“《詩論》第四、五、六三章是對詩的特質的說明。盡管第七章自有其一個方面的內容，即詩與畫的比較，但在《詩論》全書的結構中，它是前3章論點的發揮，也是前3章在邏輯論證上的歸宿。第七章后的五章專門討論詩的音律。前3章旁馳博鶩，從‘聲’、‘頓’和‘韻’三方面替詩的音律辯護；后兩章則對中古律詩作了一番的考察。”[16](p204)后五章談詩的音律極其明顯，但是第七章并不象他所說的那么特殊，他之所以看重這一章是因為他認為朱光潛在本章中道出了治學的意圖：“一種學說是否精確，要看它能否得到事實的印證，能否用來解釋一切有關事實而無罅漏。”但從全書來看，第七章只不過是承接第五、六兩章在談了詩與散文、的關系之后又談了詩與畫的關系，這三章其實位于一個層次上，屬于詩與散文、音樂和繪畫這些文藝形式的比較。他說的“《詩論》第四、五、六三章是對詩的特質的說明”是不夠準確的。最能揭示詩的特質的其實是第三章：《詩的境界——情趣與意象》。
王攸欣認為詩境論只統率了前七章，論音律的部分與詩境論的關系不密切：“第一、二章以詩境論為潛在前提考察了中國詩歌起源的各種因素，第五、六、七章分別論詩與散文、音樂、美術的異同及關系，仍以詩境為詩的根本特征……”[10]（p194）王攸欣這個質疑其實是沒有道理的，因為音律是詩的重要組成部分（至少音律對詩要比對散文重要得多），是構筑詩境大廈的基石，怎么能說與詩境論的關系不密切呢？就此而言，我覺得朱立元的看法是比較通融的，他認為前七章“從史實、學理、橫向比較諸方面展現詩的特征，可以看作是為詩‘正名定義’的詩的本質論”，后五章“進一步從形式方面深化詩的本質論，突出‘白話詩也仍須認舊詩作祖宗’的論斷的歷史和學理根據”，[9]（p3）可稱為形式論。
《詩論》這種前七后五的格局是很明顯的。后五章論音律沒有異議，而前七章的內在關系就不易說清了。有的論者把前兩章合在一起，認為都是探討詩的起源，上述王攸欣的看法就是如此。但是我認為第二章并不是談詩的起源問題，其實諧與隱都是一種文體，純粹的文字游戲其實也是一種常見的文體。所以我認為第二章探討的是詩與相近文體的關系問題。第三章無疑是全書的核心章節，而第四章的重要意義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宛小平在提到朱光潛的“表現說”時曾這樣說：“朱光潛晚年一再聲稱在真正有獨立見解的‘還是這本《詩論》’。當然主要指的就是改造黑格爾、克羅齊美學觀點而提出的‘表現說’。”[17]（p158）在我看來，朱光潛在這里提出的革命性主張就是“情感思想和語言的三位一體論”，他批駁了那種先有思想情感再有語言之類流行的看法，認為這三者是同時發生的，是三位一體的，并無先后之分。這里的“情感思想”表現在詩里就是“情趣”，也就是說，情趣和語言是同時發生的，情趣就在語言之中，語言表現的就是情趣，通過語言及其組合形成的聲音和意象來表現情趣。所以，情趣，語言以及語言組合所形成的聲音（即韻律）和意象就是同時產生的四位一體。
因此，在我看來，《詩論》一書大致是以起源論（第一章）為背景，以本體論為核心，以比較論為外圍，以詩律論為基礎的。其中本體論包括“境界論”（第三章）和“語言論”（第四章）兩部分，比較論包括“詩與諧隱”（第二章）、“詩與散文”（第五章）、“詩與音樂”（第六章）和“詩與繪畫”（第七章）四部分，詩律論包括“中國詩的節奏與聲韻的”（第八、九、十章）和“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第十一、十二章）兩部分。《詩論》的核心無疑是以“境界論”為主體的本體論部分，“起源論”是它的一個背景，“比較論”則顯示了詩與別的文藝形式的差異，更突出了其自身的特征。而“詩律論”則為如何更好地表達詩的境界進行了技術分析和探討。這些章節都圍繞在“境界論”的周圍，或作為它出現的背景，或揭示它與其它文藝形式的異同，或為它的形成提供基礎。
縱觀朱光潛逝世前《詩論》的三個版本不斷增補的情況以及《陶淵明》一章在全書中的體例不協調問題，這說明《詩論》不僅具有開拓性，同時也具有未完成性。如果朱光潛還活著，《詩論》還會有新的變化，這是顯然的。《詩論》的增訂版與三聯版就證實了這一點。按照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是一種對話關系，研究成果就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對話的結晶。而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對話是不斷深入的，是不會最終定論的。正是在這種不斷的對話中，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了解會越來越接近真相，越來越全面，越來越深刻。朱光潛先生雖然已經逝世了，但是他的《詩論》成為當代學者與詩對話的基礎，從而使后來者在這個基礎進一步推動對話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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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光潛全集.第三卷.合肥：安徽出版社.1993.
[2]朱光潛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3]朱自清全集.第九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
[4]王攸欣.朱光潛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5]蒯大申.朱光潛后期美學思想述論.上海：上海院出版社.2001.
[6]商金林.朱光潛與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7]閻國忠.朱光潛美學思想及其體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8]宛小平魏群.朱光潛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6.
[9]朱光潛.詩論.朱立元導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王攸欣.選擇·接受與疏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11]朱光潛全集.第十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2]詩論新編.洪范書店.1982.
[13]朱光潛全集.第九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14]朱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5]閻國忠.朱光潛美學思想.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16]朱式蓉許道明.朱光潛——從迷途到通徑.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
[17]宛小平.邊緣整合：朱光潛和中西美學家的思想關系.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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