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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短暫輝煌的中國女性文學言說歷程
論文摘要：《中國女性話語流變1898—1949》運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行以史為線，以論為主，融會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研究，從宏觀把握和個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紀前五十年中國女性話語的演變歷程，結合敘事學、新批評的方法，回歸文本，挖掘隱含于現象之下的等多重成因，審視女性文學創作的價值和地位。
論文關鍵詞：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文本細讀；丁玲
捧讀常彬的學術著作《中圍女性文學話語流變1898一l949》，為她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為她典麗舒緩的評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煙海的作家作品中埋頭細讀，若不是在汗牛充棟的歷史文獻和研究資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盡鉛華的精心奮筆疾書，學術界是不會有如此厚重殷實的著作問世的。
一、運用女性文學批評，還原歷史真實
20世紀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傳入中國，肩負著中國文學學者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常彬的論題運用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行以史為線，以論為主，融會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學現象研究，從宏觀把握和個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紀前五十年中國女性話語的發生與發展、變化與特點、凸現與消隱的演變歷程，挖掘隱含十現象之下的社會歷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審視女性文學創作的價值和地位。“女性土義文學批評并不僅僅是另一種批評方法而是再現所有的批評都未曾顧及的另一半的歷史的真實’的嘗試。”…使我們了解到歷史真實的豐富與多樣性：從“歷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頁’”到“浮出地表的燦爛星群”。高爾基說：“文學家的評論，應該像火星一樣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對文學發展狀況的客觀梳理，還運用批評方法，從歷史社會狀況、制度等方面去探究這一文學現象的緣由。“文學的確不是衽會進程的一種簡單的反映，而是全部歷史的精華節略和概要。”我們從中清楚地看到文學史另一半真實面目及其發展的來龍去脈。
二、經典文本的細讀富于創見性的評述
文學理論批評觀點的創新離不開塒作品精細閱讀。馬克思說過：“如果你想得到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須使‘個有藝術修養的人。”常彬建立在文本鑒賞的基礎上結合敘事學——文本細讀，提出一些富于創新、獨到精辟的見解。書中涉及到近四十位女作家如點綴夜空的璀璨繁星，丁玲是著者最關注著墨最多的一顆星。
解讀丁玲作品，作者于細微處見精深，做出了較精辟的論述：“最能體現20世紀中國女性文學的自覺和成熟，女性意識的凸顯和嬗變，對男性中心的狙擊和解構，女性話語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同和反抗，以及在強權政治千預下的最終消沉和消隱。”
如學界代表性的點：“足以放棄女性為特點、為犧牲的。從一個具有鮮明女性意識的作家變成一個左翼的冷靜客觀的現實主義者。”著者通過對丁玲《韋護》《一九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的細讀，指出：“這個見解只是表面看到丁玲創作對主流意識形態理性追求下的外在趨從，卻沒有深味其骨予里仍然沒有蛻盡的莎菲之氣的不自覺堅持。”泄漏了丁玲真實的情感傾向，個性化立場和真誠理性追求之間的裂隙和張力。著者把丁玲創作文本的豐富性稱為“意圖迷誤”。瑪麗形象的分析更有力論證了這一見解，提出耐人尋味的文本現象：離棄革命者而沉涮浮情的瑪麗形象描繪為耀日娉婷典雅高貴而未加以丑化而打入另冊，如剝竹筍般層層剝出，瑪麗形象的意義是承繼了“五四”以來叛逆女性追求思想解放、意志獨立、不依附不盲從的個性特點，表現了丁玲的一貫女性意識立場。“《我在霞村的時候》丁玲在演繹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理論時，又難以釋懷為革命做出‘身體奉獻’的女性身體在傳統面前無法得到革命庇護的現實問題，……并深表同情，深為憂慮，使這部小說呈現出女性文本的特性。”…“革命不能庇護為革命犧牲‘身體’和貞操的貞貞，革命也不去庇護曾經與丈夫出生入死過的‘落后’婦女(《“三八節”有感》)，革命也無法挽救革命干部何華明老婆因為年老色衰，隨時可能被革命丈夫‘新桃換舊符’的命運(《夜》)。”對文本的精細閱讀是進行研究的前途和基礎，只有養成著者著眼于文本的細讀的習慣才能在學術界收獲到顆顆碩果。
三、生活的感悟與思想的睿智融于文學批評
正如張愛玲所言：“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作品與理論乃如馬之兩驂，或前或后，相互推進。理論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執鞭子的御者。”對張愛玲的解讀，體現了著者深厚的學術修養。l1本書最為精彩的章節之一——還原世俗生活的愛情拆解為例來談一下。“張愛玲沒有陶醉于‘五四’愛情神話的夢幻里，而是以她創作的世俗化傾向消解著這種浪漫激情，盡這點而言，它與魯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甚至比魯迅更悲觀。”書中接著談到“娜拉是昂然出走，曾經是激發一代女性激情叛逆的美好形象，到了張愛玲編寫的劇本里便成了負了氣而又沒骨氣的窮親戚，只會‘走到樓上去’等待著吃飯的鈴盧，成為一出荒誕而蒼涼的人間鬧劇，凸顯了千百年來女性飽受黃金之獄，忍受之苦的深刻主題。”“著者較詳細地分析了《傾城之戀》中的自流蘇和《沉香屑一第一爐香》的葛薇龍等人物形象，不但提供翔實的論據，也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活潑生動感，避免理論的空洞乏味。解讀《五四遺事》提出：“如果女性無法在經濟上自立、在精神上保持與男性平等對話的權利，無法為自己爭取到超越家庭位置的空間，就無法捍衛自己的婚姻理想，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就難以逃脫被傳統吞噬淹沒的內在危險，即使是爭取到的幸福也會慨然盡失。”這一見解是很中肯的。本書的字里行間流露出著者對女性的深切的同情和對現代中國女作家的敬意，使這部學術著作富于人情味與感染力，既堅持了批評的客觀性又很好的消解了理論冰冷的一面，這正是本書獨特的魅力之一。
正如著者所說“婦女解放已在20世紀的中國畫出最亮麗的曙光，照耀了在隧洞里沉睡了千年的中國女性，開始覺醒和已經覺醒的她們就不會那么輕易消失自己的身影，輕易放棄她們所獲得的言說權利。”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步入21世紀的我們對上個世紀那段曾經輝煌而逝去的女作家們所走過的文學歷史進行回顧與反思是義不容辭的重要責任，以此為基點，去開拓女性話說的時空間，促進文學及社會全面和諧的發展。這正是本書對于學術界及社會的重要貢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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