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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義對留守兒童文學創作的影響論文
功利主義概念源自西方，雖然中國沒有明確提出這一概念，但從中國思想發展史和傳統倫理觀點來看，中西方功利主義在理解上有著很大的相似之處，包含著利己、利他和利社會三個層次，如中國古代的墨家思想，有主張個人對物質追求合理性的“利己”觀：“利，所得而喜也”、“今天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1]；有主張在追求個人利益的同時要兼顧他人利益的“利他”觀：“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善人者，人必從而善之”[2]；有主張為多數人謀利的“利社會”觀：“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雖然功利觀多被詬病，甚至成為儒家正統思想所批駁與排斥，但“墨家思想并未消失”[3]，它在一定程度上滲透進了儒家思想（如著名的儒家“異端”人物顏元和章太炎的思想），影響了中國文化和審美意識形態的演變、發展。功利主義思想也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文學創作觀，如“詩言志”、“文以載道”等，也成就了中國文學重實用、重道德的基本面貌。隨著經濟全球化提速，凡是能用市場解決的問題都交給了市場，功利主義思想開始悄然改變著文學的創作，文學在不斷凸顯社會效益的同時，也追求經濟效益的最大化。在這一背景下，以“留守兒童為本位”的文學創作多成為作家不愿意涉足的領域，其原因主要有：
1、為個人：
追求經濟利益而過度迎合市場的需要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文學藝術緩解身心壓力和放松心靈的作用愈發明顯，這就催生了文學市場的興隆，文學活動的創作、傳播等環節在商業化運作下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像莫言、余秋雨、二月河、韓寒等均成為富豪作家。而社會對下一代的教育問題的重視，使兒童文學市場前景被看好，很多作家開始把文學創作重心轉向兒童，也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如近年來，兒童文學作家鄭淵潔、楊紅櫻已擠進中國作家富豪榜前三甲。相比之下，由于留守兒童生存環境的特殊性，貧窮、落后導致留守兒童購買力不足和文學市場的狹窄，在功利主義思想的影響下，鮮有作家去深入留守兒童的生活，創作以“留守兒童為本位”的適合留守兒童閱讀、接受的文學作品，使得留守兒童幾乎成為被文學遺忘的角落。
2、為他人：
引發關注留守兒童的成人化寫作隨著留守兒童問題成為社會的焦點問題，一些有同情心、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開始深入到留守兒童之中，寫留守兒童的真實生活和真實內心，這種文學上的寫實，實質上是現實主義精神的回歸，即通過對留守兒童的生存困境、苦難生活、“小大人”形象以及愛心人士的無私幫助等的真實描述，引發他人對留守兒童的關注，呼吁他人對留守兒童進行關懷、關愛，幫助留守兒童走出陰霾的留守世界。成人創作這些作品的目的性明確，功利性質明顯，即以忽略留守兒童審美需求為代價去為留守兒童吶喊，“成人本位”的現實主義寫作，弱化了留守兒童文學的美學特質。
3、為社會：
無關留守兒童的鮮活教材當前的兒童文學主要是面向都市兒童的，多呈現出簡單、輕松、娛樂等形態，在這種文學氛圍的熏陶下，都市兒童對周圍一切事物都抱以美好的態度，加之物質生活的富足、大人們的嬌慣，造成了他們的依賴性強，從而使他們在面對成長中的困難時內心十分脆弱，經歷不起風吹雨打。因此，兒童文學必須給予都市兒童以生命和生存苦難的思考，以解決這些在蜜糖中長大的孩子們當前普遍存在的思想和教育問題。而留守兒童文學的出現恰逢其時，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環境是惡劣的，成長過程是挫折的，心靈圖景是痛苦的，留守兒童文學無疑在增強都市兒童的苦難意識上是充分而到位的。在“為社會”功利思想導向下，留守兒童文學本質上不是為留守兒童而寫，而是作為引導都市兒童健康成長的一本鮮活教材。雖然中國兒童文學走上了多元創作時期，成果巨大，但在功利主義導向下，留守兒童文學要走向為留守兒童的“本位化”創作之路卻荊棘叢生，這不僅考驗著作家的良知和責任，更考驗著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面對留守兒童這一弱勢群體，留守兒童文學創作唯有放下功利，才能點燃民族希望、照亮民族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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