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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學自立問題論文
一、因為生理、生存環境等方面的相似性，人們的生活習慣必然表現出相似性，而由人所構成的社會，也必然具有類似的歷史、制度以及價值觀念等等。
但是，也基于同樣的原因，不同人種產生了生活方式的差異性，以及不同民族社會的各方面的差異性。人與人聚合成一個社會，根據語言、歷史或者地理環境，產生獨特的生活規范。這些規范有的成為樣明文規定，那就是法律;也有的成為非明文規定，即所謂習慣。一個社會就是建立在這些規范上以各自的特色持續發展下去。當然，這些規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保存著緊密的聯系，形成一種盡可能不相沖突的規范網絡，它在任何時候都存在于我們的身邊，成為一個“環境”。我們可以將這個規范網絡稱為“規范環境”。任何社會都會形成這樣的“規范環境”，而其歷史也在其相對的平衡狀態中展開，因此一個時期的社會總會體現出區別于其他時期的特征。
可是，構成規范網絡的個別因素經常受到某些新發生的現象或者理論的影響而改變，這時候“規范環境”的平衡性就會被破壞而出現混亂，直到通過各因素的調適，從而逐漸趨于新的平衡。這樣社會就進入新的發展層面和方向，等待另一次的變化。這正是思想史的普遍現象。文論是在“規范環境”中產生的，并且它自身也是“規范環境”的一個因素。因此，文論研究不只是對“文學自身的規律”的理論探索，對文論與“規范環境”其他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也同樣需要我們去探討。文學與社會的關系是我們研究的重點之一，不過在文論影響甚至改變社會思想的方面，我們似乎關注得并不夠。在“規范環境”的各種因素中，“個人觀”是最為核心的。“個人觀”是社會規范體系的樞紐，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其他個別規范①，因為人類社會原本就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愿望而發展的。
不過，同所有的“規范環境”的因素一樣，“個人觀”是在同其他“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發生變化的，而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明社會中，因為“規范環境”整體上會發生變化，“個人”觀也就必然相應地改變內涵。雖然各個文明社會在“個人觀”上有其相同性，可是它們不同的地方也非常多，尤其是對于具有悠久歷史的文明社會來說，“個人觀”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不能不培育出豐富的獨特性。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中國文論，那么我們可以發現，它也是為中國傳統“個人觀”的形成和發展作出貢獻的重要部分。古詩不外乎是“吟詠情性”，它所表現的個人情性，與詩人所處社會對“個人”的普遍認知有著密切的關系。我們將從這一角度來討論中國古典文學的“自立”問題，進而說明文學理論給思想規范帶來影響的可能性。這里說的“自立”，同我們通常所說的“自覺”意思相近，但也有所不同�！白杂X”主要是指對自己的獨特性有所認識而覺悟，而“自立”則是指不依賴他者而追求自身活動的獨立性。只有當自身同他者處于相對的關系中，才談得上“自立”的問題。雖然從“經濟上的自立”來研究文學現象也很重要，不過這里重點討論“思想上的自立”，也就是分析中國古代文論是如何不依賴別的思想體系而在自己的獨立思想體系中展開活動的①。換句話說，當社會把文學活動認定為一個獨立的精神活動，使之獲得一種真正的獨立活動資格的時候，文學就可以說是“自立”了。
二、很多人都主張，中國文學史上的“文學自覺”時代是魏晉時代。
那么，“文學自立”時代是在什么時候，又是如何自立的呢?“吟詠情性”是人的重要活動，而不只專門的詩人是這樣。所以詩歌在哪一個時代都會受到重視。詩在孔子時代似乎就已經獲得“自立”，因為孔子很重視《詩》。可是，他重視的是《詩經》，而不是廣義上的詩，也就是說，孔子重視的是《詩經》在教化上的意義，而不是教人積極作詩文而成為專門的詩人。孔子說過“學詩”，但沒說“為詩人”，這說明孔子重視的是學者方面，不是作者方面的。文學活動有讀者和作者才能成立。
如果文學要成為一個獨立的活動領域而自立的話，就需要有讀者和作者。尤其是作者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為有了作者，作品才能陸續產生，文學也得以持續“活動”，否則，只是學習現成的作品，那便只是一種“學問的活動”，而不是“文學的活動”。文獻學上的分類可以為我們提供確定“文學自立”之時代的根據。在漢代，劉欣《七略》在分類說明當時各種主要思想內容時，已經明確把詩賦作為獨立的一類了。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說文學已經取得了其自立的活動空間了。我們先來看根據《七略》撰寫的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毖愿形镌於�，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尤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弊孕⑽淞犯筛柚{，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這里首先引用《毛詩訓詁傳》說明“賦詩”是為大夫的必要能力，所以“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以后雖然“失志之賦作矣”，而都有“古詩之義”。“古詩”就是指《詩經》作品。一般無名樂府詩也“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所以值得在《詩賦略》加以記錄。這些主張大體符合《禮記·樂記》、《毛詩大序》有關詩的觀點�！端囄闹尽返乃枷胍灾v“五常之道”的儒家經典為第一，將各個學術思想安排配合在經典思想之下。
因此《詩賦略》也是在儒家經學的立場下展開論述的，但它也確保了詩賦歌謠有一個跟六藝、諸子、兵書、數術、方技相提并論的位置。《藝文志》的思想，代表了當時的基本學術觀念，由此可知，到了漢代，詩賦領域已經在經學所統治的思想領域中得到“自立”的地位。實際上，當作為五常之道的經典包含了《詩經》的時候，就必然會導出文學“自立”的結果來，因為既然認定《詩經》為經典之一，那么同《詩經》中的作品一樣的詩賦歌謠也不能不得到認定。所以我們以為，在《詩經》作為經典成為漢代社會政治思想的基礎之一的那個時候，詩賦也就逐漸獲得了其自立的地位�！对娰x略》對詩賦作者的評價是以《詩經》為標準的。符合“古詩之義”的，評價就高，其作者也可以稱為“詩人”，否則就給予批評，其作者就被稱為“辭人”。那么評價很高的詩人，并不是專門作詩的人。不過，就算是這樣，《詩賦略》中還是記錄了“麗以淫”的辭人作品，因此我們也可以說，詩賦的領域并沒有被束縛在“古詩”系統的狹小空間。至少，當“辭人”的作品被置于“吟詠情性”的“古詩”系統中加以評論時，實際上其存在地位也在某種程度上被認定了。
三、《藝文志》對詩賦歌謠之地位的處理，體現了經學時代的基本思路。
它以經典為依據來規定詩賦歌謠的地位而控制詩人的創作，同時讓文論家沿著經學思想來衡量作品的價值。不過，社會是川流一樣不舍晝夜地發展著的，詩賦歌謠的文體和表現內容也隨著時代而變化發展，這時就會出現一些已有的觀點所不能處理的問題。文論家既要承認這種變化，同時又要思考如何處理它與儒家經典的關系。比如六朝時候，文章家多起來了，同經典文體不一樣的駢儷文體也流行起來。劉勰的《文心雕龍》為了處理這個問題，將當時所有的文章體裁都聯系到經典，以此確保文章家寫作活動的正當性，同時導入“道”和“通變”的理論，使流行的駢文文學也有不違背經學思想的正當性。
對于曹魏以后流行而獲得地位的“流調”五言詩，鐘嶸的《詩品》則是根據《毛詩》的“吟詠情性”之說，給予其正當性，確保五言詩創作的領域。鐘嶸對“吟詠情性”的分析很細致，廣泛地涵蓋了個人的各種性情，跟現在我們的“文學觀”很接近。他根據這個分析來評價詩人的高低，這可以說是在經學觀點下積極主張詩人活動的自立。我們還可以看到，唐代的古文家，在他們肯定“古文”的時候，也同樣是根據經典賦予其正當性的。在此我們要注意的是，從文論方面來看，好像是文論單方面地依附經學，而經學的發展卻無關乎文論。實際上，文論的主張也有可能影響到經學理論。我們在唐代《毛詩正義》有關“詩人”的論述中，可以發現這一點�！睹娬x》是唐代初期貞觀十六年(642)孔穎達等經學者編輯的�？追f達在《毛詩序》的疏中很關注“詩人”和“作詩者”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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