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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的中庸思想與儒家的中庸之道
摘要:周作人自詡為儒家,但其中庸思想又并非照搬孔孟之說,而是經過理智的自我篩選與過濾。與孔孟的中庸之道相比,周作人的中庸態度帶有強烈的個人特色。中庸對于周作人來說,既是一種思維方式與處世態度,也是一種審美行為與個人涵養的確固。
關鍵詞:中庸;認知;選擇
周作人在1908年《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中,曾表現出強烈的反儒思想,然而,二、三十年代后,卻逐步親近并標榜儒家,甚至以儒家自居,與日本作家片岡鐵兵的文字論戰,也源于其鼓吹了儒家思想。那么周作人所標榜或說所信奉的儒家是否即在中國幾千年來占統治地位的孔孟之說呢?通過對其大量文章的研讀,則又不一一盡然。試以其中庸思想與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一比較,探討周作人對儒家思想的認知和選擇。
中庸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概念。何謂中庸呢?所謂中有“中正”、“中和”兩層意思,所謂庸,即是用,即是常。因此中庸就是把“中和”與“中正”當作常道加以運用。中庸之道要求:第一,處理任何事情都必須牢牢地把握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恰到好處的中正處,做到“允執其中”。(《堯曰》)第二,將兩種或兩種以上正確的行之有效的原則,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調和,使它們相互融通,相互補充,相互制約,達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狀態。在孔子看來,“中庸”是德之極致,即“至德”。“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也》)
如何達到“中庸”的境界呢?孔子認為“知”能使人的行為適中合度,而至于中庸。儒家的“知”包括知天命、知禮與知人,此三者都是對人的“知”。“知天命”是對自我活動限度的“知”,“知禮”是對人生行為規則的“知”,“知人”是對他人的“知”。這不僅僅是一種對事物及其性質的認識,也是從道德上對善惡是非所做的辨別。
周作人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庸主義者,肯定孔孟的中庸之道更適合中國國情,并且合于生物之道,即自然之道。“我最喜歡中庸主義,覺得在那里也正是適切。” [1]認為儒家中庸的人生觀一直占著勢力,是一個很好的木本水源,“從這里可以長出健全的藝術以及生活來,將來的文學自必沿著這道路前進。” [2]故大力提倡中庸之道。
但他又否認其思想源自孔孟。“我自己是個中庸主義者,雖然我所依據的不是孔子三世孫所做的哪部書。” [3]實際上,周作人提倡的中庸似乎是作為一種策略出現的,更有其針對性,他說“我真相信如中國保持本有之思想(這里指儒家的中庸)的健全性,則對于此類意思理解自至容易,就是我們現在也正還是托這芘蔭,希望思想不至于太是烏煙瘴氣化也。” [4]這話表明了周作人所持的中庸論是就當時中國思想界的現狀有感而發的,他欲以中庸的態度來抵制社會上思想的某些混亂與偏執。這種中庸是作為應對之策而出現的,更多地是為了表達對社會上某些極端傾向的反對。
周作人不承認有什么第一因或終極本體,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根深蒂固的一元本體論使人非此即彼,偏執獨斷,養成了僵化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極易走向極端與過激,對歷史和現實缺乏必要的理性觀照,而所謂“絕對”與“徹底”又是決不可能的事。“中庸”本身可算作一種不徹底的態度,而不徹底不失為一種極具生命力和調和力的人生態度,它看似簡單易行,實則難以把握度的分寸。因此他的中庸論消解的正是那種認為世間有一種超絕客觀真理的執著偏見及變相的獨斷論。
儒家認為達到中庸的途徑包括知天命、知己與知人,而在知的方面,周作人更傾向于自知,知己之所知與無所知。其以“知堂”自稱,無疑是欲通過知人與自知達到中庸的境界。在談論《小河》時說“然則知憂懼或與知慚愧相類,未始非人生入德之門乎。” [5]更明確了知的范疇與對象,憂懼與慚愧都是指向自我內心的。作為審美,他說“沒有一刻無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沒有一刻不見日沒。最好是閑靜的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亂的奔上前去,也不要對于落日忘記感謝那曾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 [6]這是一種消盡火氣后的平和,或許中庸二字并不適合于它,但這句頗為詩意與感性的話卻正說明了周作人中庸的內在涵義。
周作人的中庸還表現在其他許多地方,如他堅持對外國思想既不能全部接納,也不應一概排斥。曾熱烈提倡與擁護白話文,但又反對定白話文為一尊。反對文以載道,又稱如缺乏誠意則不載道之文也未必是好文。其對儒家的靠攏本身也可稱為一種中庸,對法家的過與道家的不及的持否認態度。可以看出,周作人對儒家思想是有著精心篩選與過濾的,既不全信盲從亦不全部推翻,而是挑選出與自我觀點統一的部分加之修改發展,形成自我體系。如他自己所說,“我自己承認是屬于儒家思想的,不過這儒家的名稱是我所定,內容的解說恐怕與一般的意見很有些不同的地方”。[7]
中庸對于周作人來說,既是一種思維方式與處世態度,也是一種審美行為與個人涵養的確固。這種不徹底的處世態度使其后來在民族大義面前既不能舍生取義,又不愿靜受漢奸之稱,一心一意為虎作倀,成為一種永遠無法挽回的錯誤。“餓死是小失節是大等,都不免為邊見,只有喜偏激而言行不求實踐的人,聽了才覺得痛快過癮,卻去中庸已遠,深為不佞,所厭聞者。” [8]這是其對所謂中庸的一種偏見,而最終成為毫無原則與個人操守的前提。從此意義上看,他的以儒自居與其說是受了孔孟的影響,毋寧說在更大程度上是其主張與儒家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是一種契合而非信從。
參考文獻:
文中引用周作人作品均自《周作人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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