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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性生產、全球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改革
我們已經習慣于用“全球化”這樣的字眼來描述時代的變化，并且似乎假設了它是人類的又一次福音，因此對它抱以異乎尋常的熱情。事實上，這種態度并沒有多少現實的根據，因為，無論是在經驗還是理論層次上，當前的“全球化”都和資本生產方式變化脫不開聯系，并且資本主義仍然占據著組織當前全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霸權地位。因此，它也包含著深刻的矛盾。這就使得我們必須從生產方式變化來認識資本主義、揭示它的變化特征、內在矛盾和社會歷史影響。只有在這一個前提上，我們才能充分獲得向資本主義先進經驗學習的落腳點。一、彈性生產：問題的提出及其實質
雖然資本主義一直不斷地改變著其自身的形象，但20世紀下半葉的變化尤為迅速和深刻。宏觀層次上，戰后在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政策支持下，歐美獲得普遍的增長，70年代“滯脹”現象出現后，新自由主義又取而代之成為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在它的推動下，80年代里根(撒切爾)“革命”得以發生。關于這場革命的意義，左派學者們強調，“與其是一場開創新紀元的革命，不如說是一場從政治上重新組織全球的革命，其目的是讓全球資本主義擺脫各種政治羈絆放手統治全世界”。[1](p.472)在微觀層次上，二戰期間積累的新技術被廣泛運用并形成戰后技術革新的高潮，特別是隨著計算機的普遍使用，高新技術觸發了新一輪的組織制度變革，傳統的“福特制”被替代，一種更為靈活和適應復雜競爭環境的生產體系逐步形成，此所謂高技術革命和管理革命。上述兩個層次的變化不是各自孤立的事件而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總體變化過程的兩個方面。
在諸多競爭性解釋中，我認為從生產方式變化入手的“彈性生產”(flexibleproduction)理論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這個對資本主義生產制度變化的概括，既反映了在微觀管理層次上的“精益生產”(leanproduction)、“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大規模定制”(masscustomization)、“后現代管理”(postmodernmanagement)等方面內容，也指認出這種變化的根本目標和歸宿在于資本的“彈性積累”(flexibleaccumulation)。
我們已經知道，在20世紀的大半個時期中，資本主義生產都是以福特制的“大宗生產”(massproduction)為典型特征的。這種因福特發明的第一條汽車生產線而得名的生產制度在規模經濟方面創造了巨大的成就，例如憑借這種生產方式，美國在1955年全球汽車市場所占份額達75%，1960年它的500家大公司生產出全國一半以上的產品，雇傭了其12%的勞動力。不過，福特制在60年代達到鼎盛之際也開始了其衰落過程，并逐步成為資本在全球擴張的障礙。隨著全球經濟的深化，需求的多樣性和復雜的競爭環境使得福特制原發地和代表者美國在70年代競爭中受到了歐洲和日本的巨大挑戰。特別是日本，以豐田汽車等為代表的跨國公司從50年代就開始了一種不同于福特制的生產方式，并在國際競爭中獲得巨大成功。在這個背景下，美國學者迎風而動，他們發動對日本管理和文化的研究，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艾茲拉·伏格爾)、《日本企業管理藝術》(帕斯卡爾和阿索斯)、《Z理論》(威廉·大內)、《追求卓越》(彼得斯和沃特曼)等著作，并直接影響了美國的企業界實踐，從而促進了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和微觀企業操作的轉變，把組織戰略轉移到它的靈活性上，以適應高技術和跨國公司實踐影響下競爭條件的變化。這種戰略的調整所涉及的領域和影響是巨大的，它不僅僅在于生產技術(工藝)、組織結構，而且涉及文化和意識形態方面。“精益生產”、“后福特主義”、“大規模定制”和“后現代管理”等術語從不同的視角揭示了這一管理實踐變化的特征。這些視角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與不同研究的理論旨趣直接相關，例如關注制造業變化的沃麥克等人偏愛“精益”這個術語，組織研究者更側重于“后現代”性，文化研究者喜歡“后福特主義”等。“彈性生產”問題較早出現于查爾斯·F·沙貝爾等人的研究中，他在1983年就提出“彈性專業化”(flexiblespecialization)這個術語來解釋“后福特主義”問題，在后來的《工作與政治學》、《第二次工業分工》(與皮爾瑞合著)等著作中，通過對資本主義的歷史考察。他肯定這是工業革命之初就出現的一種生產傾向，只是由于被政治化的“福特主義”所遏制，并認為“彈性專門化”生產體系較之于“大宗生產”更能幸免于當前的經濟混亂。[2](p.104)應該說，沙貝爾指認了生產體系的調整是圍繞資本主義發展需要而進行的，它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復雜的政治問題。一般認為，沙貝爾等人的“彈性專業化”理論是一種有抱負的理論，它試圖在解釋市場、國家行為和生產狀況的變化同時解釋工作的組織方式和工業關系的變化，也因此引發了很大的爭論。事實上，在后福特主義思想重要來源之一的政治經濟學的規制學派那里，阿蘭·李比茨等人認為，資本主義既不是歷史上無變化的結構，也不會有目的地走向滅亡。也就是說，它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它通過產生連續的積累體制不斷克服內在矛盾，如勞資關系、消費規范和國家干預等問題，以實現自己獲得最大的剩余價值。這樣看來，后福特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的一次生產方式的自覺調整，它與福特主義一樣可能產生巨大的社會歷史影響。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后福特主義普遍地受到了包括文化研究在內的國際學界的關注。人們普遍認為，后福特主義代表著一種新的經濟市場與經濟文化原則，它與福特主義相反，通常與更小型、更靈活的生產單位相關，這種生產單位能夠分別滿足更大范圍以及各種類型的特定消費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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