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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翻譯標準在爭論中發展
摘要：翻譯標準是個古老而熱門的論題。本文通過對歷代翻譯標準爭論的分析，說明翻譯標準不是永恒的．而是在爭論中發展的。譯者應樹立正確的翻譯觀。關鍵詞：翻譯標準,爭論,嚴復
Abstract:Standard of translation is an ancient and ardent proposition．This article gives the ideasthat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is not eternal，it's growing in great debates through analyzing the de-bates of the whole history．Translators ought to set up the correct viewpoint of translation.
Key words：standard of translation；debates；Yan Fu
翻譯是人類歷史上最悠久的文化交流活動。在世界趨于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追求多元的精神與文化價值已成為一種必然。無論在人類的物質生活，還是在人類的精神活動中，翻譯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有翻譯就必然會有對翻譯標準的看法與思考。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背景，不同層次的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必然會對翻譯標準產生不同的看法，這就可能要展開爭論。這種爭論是有益的、健康的，它能推動翻譯事業的進步和發展。人類社會就是在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中發展到今天的，翻譯也不例外。著名學者辜正坤先生說得好：“在翻譯理論領域，翻譯標準問題無疑是最具歷史意義的論題。可以說翻譯者對翻譯標準的討論，幾乎從一有翻譯現象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因此，這個古老的論題吸引了如此眾多的理論家的注意，是不足為奇。”(《中國翻譯~2001．(1)第12頁)
一、我國古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 我國的翻譯事業約有兩千年的歷史。佛經的翻譯始于東漢桓帝建和二年。譯者安世高是公元二世紀來華的西域人。他翻譯了《安般守意經》等30多部佛經。后來月支國人支婁迦讖來中原，譯 了10多部佛經。他的譯文生硬，讀者不易看懂，所以從那時起，就有直譯和意譯這一類問題的爭議。他有個學生叫支亮，支亮有個弟子叫支謙，他們三人號稱“三支”，都是當時翻譯佛經的名人。支謙在《法句經序》中有“傳實”、“貴其實”、“勿失厥義”、“因循本旨”的提法，這就是主張注重傳輸原著實質性內容，也就是嚴復所謂的“信”。這一“信”字在唐代譯家尤其是玄奘的翻譯實踐和理論中長期被奉為圭臬。支謙在同一篇文章中還說他最初不贊同另一譯者將炎的譯法，說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近于質直。仆初嫌其辭不雅。”嫌其譯得“不雅”，說明支謙最初也認為“雅”是翻譯標準之一，后來才有所更改。由此也可見關于“雅”這個翻譯標準即使在當時，就已經在我國譯界爭論不休了。當時與支謙在一起的人主張“今傳胡義，實宜徑達”。可見“達”字翻譯標準當時也已經提出。到了符秦時代，在釋道安的主持下設置了譯場。翻譯事業出現了一大進步，成為有組織的活動。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譯失真，主張嚴格的直譯，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譯的《蜱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譯下來的。在這期間，道安請來的生長于西域龜茲的天竺人鳩摩羅什考證了以前的佛經譯著，批評了翻譯的文體，檢討了翻譯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直譯風格，主張意譯，并改正了過去音譯的弱點。他的譯著表達了原作風貌，譯文生動形象，為我國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 唐太宗貞觀二年(公元608年)譯界巨星玄奘出發去印度求經，17年后才回國。在他組織下用了19年時間譯出了75部佛經，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經由梵文譯成漢文，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譯成梵文，成為第一個把漢文著作向外國介紹的中國人。他提出的翻譯標準“既須求真，又須 喻俗”，意為“忠實、通順”，直到今天仍有指導意義。
二、我國近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 談到近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我們不得不談嚴復和嚴復的“信達雅”。嚴復是我國清末新興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家。魯迅曾在《二心集》里說過，嚴復“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嚴復參照古代翻譯佛經的經驗，根據自己翻譯的實踐在《天演論》卷首的《譯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嚴復曾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嚴復最初提出三難，并不是作為翻譯標準提出來的，但在這之后的一百年間，嚴復的“信達雅”說漸漸引起了許多翻譯家的共鳴，對翻譯實踐起到積極的指導作用，表現出了強大的生命力。但對其“雅”宇從一開始便有爭議。他所謂的“雅”，是指脫離原文而片面追求譯文本身的古雅。他認為只有譯文本身采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實際上即所謂上等的文言文，才算登大雅之堂。所以在白話文興起之后，激進派群起而攻之，大有將其批倒批臭而后快之勢。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掀起了一場關于“信達雅”的爭論。有人甚至認為嚴復的“信達雅”說，嚴重限制了翻譯
研究的視野，長期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有些觀點相當激烈。如黃雨石就說：“嚴復在開一代翻譯之風，在著意介紹外國新思想等方面的確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他的這一套翻譯理論，無可諱言，卻顯然是完全錯誤的。(沈蘇儒著《論“信達雅”——嚴復翻譯理論研究》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107頁) 周篤寶說：“‘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說是‘違心’的，都是不科學的。他翻譯的是當時格物致知 的書，代表先進的學術思想，卻為了使頑固保守的士大夫階級樂于接受西方先進學理‘刻意摹仿先秦文體’去翻譯顯然不妥。如果說嚴復的翻譯思想有不妥之處，皆失于‘雅’’’。(《中國翻譯))2000(2)，29)由此可見，在對嚴復的“信達雅”說百年來的爭論中，“信達”二字已是人們公認的標準，而對“雅”字卻爭論很大。 20世紀20年代我國出現了關于“神韻”的討論。對此我國著名作家茅盾曾發表過見解。他本人始終如一是不妥協的“直譯”論者，連后來出現的介乎“直譯”和“意譯”之間的所謂“順譯”他都反對，理由是“順譯”容易導致“歪譯”。(1984a：351～354)茅盾早期發表過許多關于文學翻譯的見解，針對五四運動以前“歪譯”的泛濫，提出一系列的“直譯”理論，以糾正前人的偏差。行文當中，他使用了傳統文藝理論的語言，談到“神韻”時說：“就我的私見下個判斷，覺得與其失‘神韻’而留‘形貌’，還不如‘形貌’上有些差異而保留‘神韻’。文學的功用在感人，而感人的力量恐怕還是寓于‘神韻’的多而寄在‘形貌’的少，譯本如不能保留原文的‘神韻’，難免要失了許多的感人的力量。”(1984b：337)這段話強調“神韻”，和后來的“神似”沒有大的差別。所以有人說20世紀50年代傅雷提出關于“神似”的討論是20年代“神韻”討論的繼續。
三、我國現代對翻譯標準的爭論 傅雷和錢鐘書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分別提出“神似”和“化境”的翻譯標準。傅雷先生主張“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于是我國譯界出現了兩大派。一是以傅雷、楊絳、楊必等譯家為代表的“神似派”，一是以卞之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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