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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底蘊
中國傳統美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融哲學思想與文藝思想于一體，有著豐富多樣的形態，映射出中華民族心靈的方方面面。中國傳統美學的生生不息，是因為其中有著深厚的人文底蘊，它以人為中心，將人與自然，人與審美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研究傳統美學，就不能不研究它與人文的內在關系。
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底蘊，首先體現在對于人生解放和人生意義的不懈追尋中。中華民族是一個熱愛生命、以和為美的民族。審美活動作為人的個體生命意義的體認，在特定年代往往獲得直接的表現。相對于哲學的理性思辨與倫理的實踐，審美活動通過“吟詠情性”，使人的生命沖動在美的王國中得到升華，精神獲取自由，意義得到形而上的超越。這一點，在魏晉南北朝表現得最為明顯。漢魏以來，中國社會陷入空前的動亂分裂之中，然而人們并沒有放棄對于黑暗的抗爭和理想人格的追求。當時，在各種哲學思潮展開對于天道人事重新思考的同時，審美活動也成為人們重鑄精神人格的創造活動，以人為本的文化觀念融入美學思想之中。著名哲學史家湯用彤先生對之有過精辟的論述：“魏晉人生觀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為玄遠之絕對，而遺資生之相對。從哲理上說，所在意欲探求玄遠之世界，脫離塵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奧妙。”當時雖然佛教活動開始興盛，然而在現實人生痛苦的解脫，精神人格重構方面，審美活動顯然更具有人文意蘊，更能契合人生需要。當時的美學著述輝煌燦爛，澤溉后世，正是這種文化精神的結晶。
中國傳統美學人文底蘊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能夠代替宗教意義上的人文關懷，獨立承載民族文化心理的安頓。中華民族在長期的生存和奮斗中，形成了樂觀向上的人生觀，“生生之謂易”、“樂天知命而不憂”，便是這種心理的表征。不管這里面有多少消極的成份，但是這種文化心理卻使得中國人在遭遇危厄與痛苦時，能夠在審美活動中獲得解脫。錢鐘書先生曾在《詩可以怨》一文中指出，六朝人認為審美具有止痛安神的作用。“長歌可以當哭，遠望可以當歸”，是中國傳統美學看待人生與審美關系時的基本價值觀念。在中國傳統美學中，滲透著中華民族對自然和人生的體驗，這種體驗融情感與認知于一體，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樣的超越意識，具備豐厚的審美蘊涵。西方的哲學或者是以認知為特點，或者是以超驗的宗教世界為指歸，這兩種境界都是以主客體的分裂為特征；中國古代的哲學和美學則主張將人的價值建構在人與自然的統一之上，這種統一又以審美體驗為中介。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決精神寄托問題，使人生獲得審美超越。近代蔡元培先生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說，也是深鑒于中華民族的文化特點而倡言的。
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底蘊，還表現在它的自我教育意識。人文思想不僅表現為人格的自我完善上，同時表現在運用這種成果來對社會進行教育，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文化素質方面。審美活動不僅是個體的經驗，更主要的是一種社會性的文化創造與普及活動，是個體與群體、自由與功利的有機融合。《周易》認為，剛柔交錯、文質兼備是自然現象，而人類的文明卻要止以其分，從容中道，即“文明以止”。它表明人類文明與自然天文既有一致之處，又有鮮明的區別。其精髓在于突出了人文與天人的聯系，強調人類要順從自然之道來施行教育，主動地“化成天下”。這表明了中華文化很早就確立了將人類置于宇宙一體中去考察，以自我化成的人文精神。中國傳統的“人文”含義是指用人類的文明成果來教化人民，由自然形態的人走向文明形態的人。這亦是人文關懷的重要方面。先秦時儒家強調“六藝之教”，道家重視“行不言之教”（老子語），后來如《淮南子》與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則兼融儒道，將自然之教與人為之教調和起來，用以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生品味。中國傳統美學的人文底蘊，通過這種教育思想與具體實施，體現出特有的對人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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