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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悲劇各標志的演變脈絡分析
【內容提要】悲劇標志指的是它的人物、沖突和結局等，這是它區別于其它藝術形態的地方。自亞理斯多德總發其端、黑格爾實質突破之后，它至今仍是人們熱衷的話題。本文大致梳理了悲劇各標志的演變脈絡，評論了當今諸說的得失，推測了它在21世紀里的可能走向。
【關 鍵 詞】悲劇/標志/沖突/效果
【正 文】
悲劇作為一種源起最早的戲劇形式，自古希臘之后，始終是人們熱衷的討論話題之一。討論的中心是悲劇的標志，這是它的特征，是它賴以存在的方式，是它區別于喜劇以及正劇的地方，是它獨具的形態。總發其端的是亞理斯多德，他就悲劇主角、悲劇情節、悲劇結局、悲劇風格、悲劇效果等一系列特性或標志作了開創性的論述。沿著這一軌跡，在延綿二千多年的過程中，每個階段都有許多論述，或承傳應和，或發展豐富，各各留下了自己的洞察痕跡和時代印記，一步一步地推動著悲劇適應社會的需要。站在世紀之末，回顧悲劇標志諸說的大致歷程和態勢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將有助于新世紀的悲劇建設。
誰來充當悲劇的主角？
怎么樣的人物充當了戲劇的主角？這是識別悲劇抑或喜劇的一個重要標志。亞理斯多德在《詩學》里指出：“喜劇總是摹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壞的人，悲劇總是摹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好的人”，這好人是“名聲顯赫”的，可是“犯了錯誤”，“陷于厄運”（注：亞理斯多德：《詩學》。）。
亞氏說悲劇主角應是“名聲顯赫”的人，是以古希臘的悲劇實踐為根據的。悲劇之父埃斯庫羅斯的《被縛的普羅米修斯》主角是天神，《波斯人》是國王；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主角是國王，《安提戈涅》是公主和王子；歐里庇得斯的《美狄亞》的主角是公主，《特洛亞婦女》是皇后；除少數外，大都為神話、傳說里的人物或歷史上的名門望族。亞氏對悲劇主角應有的地位身份的總結產生了久遠的影響：西班牙劇作家維加說，“喜劇討論的是卑賤的和平民的種種行動，而悲劇則是王室的和高貴的行動”（注：維加：《當代編劇的新藝術》。）；法國批評家布瓦洛說悲劇的主人公必須是“上流”人物（注：布瓦洛：《詩的藝術》。）；英國詩人德萊登說， 悲劇“必須是偉大的行為，包括偉大的人物，以便與喜劇相區別，喜劇中的行為是瑣屑的，人物是卑賤的”（注：德萊登：《悲劇批評的基礎》。）……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充溢著資產階級人文主義思想的莎士比亞，他的著名悲劇《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麥克白》里的主角仍是國王、王子及貴族，仍然沒有跳脫出悲劇主角的傳統觀念。直到十八世紀啟蒙時期，狄德羅為適應已露頭角的資產階級需要，提出了悲劇除以“大人物的不幸為主題”外，還可以寫“大眾的災難”之后（注：狄德羅：《論戲劇藝術》。），悲劇主角才一改以往由帝王將相一統的局面，例如席勒的《陰謀與愛情》、易卜生的《娜拉》、小仲馬的《茶花女》，主角都是社會上的小人物。
中國的悲劇從開始就沒有這種限制，它的主角可以是大人物，《長生殿》的主角是君主和妃子，《趙氏孤兒》的主角是忠臣與權奸，也可以是小人物，《竇娥冤》主角是貧苦低微的婦女，《桃花扇》的主角是妓x與蕩子。現代以來，依然如此，不少悲劇的主角均屬普通人物。
照例說，中國十三世紀和西方十八世紀以來的悲劇實踐和理論，早已宣告了悲劇主角應是“名聲顯赫”的人物成了老皇歷，已經陳舊和過時，然而當代美國的某些學者卻提出了“悲劇衰亡”、“悲劇殞滅”的說法，理由之一，便是沒有國王的時代里是沒有悲劇主角的，他們否認日常生活里的悲劇性，不贊成悲劇主角的平民化。事實上，就在二十世紀的美國就有一部轟動的寫普通人的悲劇《推銷員之死》，劇作家阿瑟·密勒指出，“我深信普通人就像帝王一樣宜于作為最高意義的悲劇題材”，當有人攻擊《推銷員之死》為“假悲劇”時，他被激怒了，說：這些評論是被“許多至今陰魂不散、冗長沉悶的舊定義”蒙蔽了眼睛（注：阿瑟·密勒：《悲劇和普通人》。）。應該面對實際，除了描寫歷史題材之外， 悲劇主角為普通人是不可逆轉的。
現在，回到悲劇主角為“好人”的標志上。其實，這是亞理斯多德更為重視、更為強調，也是他在古希臘悲劇里發掘出的更為本質、更有價值的標志。《詩學》里反復多次地講了摹仿對象有“好人”與“壞人”之分，悲劇摹仿的是“好人”。這雖是一個聯結著歷史的、階級的、倫理道德的概念，卻具有永恒的通用性和廣泛性，無論王室貴族或平民百姓，無論地位顯赫的大人物或平凡庸碌的小人物，都有好壞之分、美丑之別，盡管這個“好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并犯有錯誤或過失，但他行為上總有順應社會發展的東西，靈魂上總有符合人性人道的東西，那么，這“好人”便可以成為悲劇主角。亞氏排除了“壞人””特別是“極惡的人”作為悲劇主角（注：亞理斯多德：《詩學》。）， 這在二千多年來不斷受到贊同的回應，并且仍是現代主導的悲劇主角觀。
當然，這個標志并非沒有受到挑戰，通常舉出的例子便是莎士比亞的《麥克白》。這個麥克白，是個野心家，弒君篡位，是個暴君，屠戮異己，最后是眾叛親離，斃命于劍下。對此劇，眾說紛紜，可是認為它是個悲劇卻又是一致的。車爾尼雪夫斯基還特為給這類戲劇起了個“罪行悲劇”的名稱（注：車爾尼雪夫斯基：《論崇高與滑稽》。）。那么，這不是“壞人”成了悲劇主角嗎？ 應該說存在著它的理論支撐，例如布拉德雷就說過有“好人的悲劇”也有“壞人的悲劇”（注：布拉德雷：《黑格爾的悲劇理論》。），別林斯基說過“悲劇不僅表現生活的肯定， 并且也表現生活的否定”（注：別林斯基：《智慧的痛苦》。）……比較起來，陳瘦竹的說法更符合實際，他說：“我們憎惡他（麥克白）的野心及由此而犯的罪行，但又覺得這個藝術典型不是一個單純的‘極惡的人’”（注：陳瘦竹：《悲劇漫談》。）。是的，麥克白曾經是一個拯救了國家、立過功勛、受人愛戴的大將，只是后來在他人的蠱惑、挑唆和煽動下，才使他潛伏的野心膨脹起來，他原本也有是非善惡的觀念，即使在他一步步走向罪惡深淵之時，一面瘋狂殺人，一面又哀嘆自己的墮落，一面行惡和犯罪，一面又陷入了矛盾和痛苦，這是一個良知尚未泯滅殆盡的人的毀滅，而并非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壞人”。亞理斯多德的悲劇主角觀是有彈性或區間的：好人——三七開的好人——對半開的又好又壞的人——非極惡的人。這最后的底線或堤岸：“極惡的人”不能充當悲劇主角，仍是應該守護而不能沖垮的。
這里，受到的啟示是：在當今新舊交替并有反復的時代，一方面可以寫新生力量剛抬頭，就被垂死勢力壓下去的悲劇，并以這種英雄悲劇為主旋律來激勵群眾；一方面也可以寫新生營壘里的某種人經不住舊思想的腐蝕而被拉過去，并以這種罪行悲劇為補充來警策群眾。
它是怎樣的一種矛盾沖突？
戲劇的矛盾沖突，是經過了歷代劇作家的自發實踐之后，才被逐步總結出來的。亞理斯多德只是觸碰到情節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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