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國際漢學的趨勢與偏向
二戰前后，海外中國研究截然兩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獻學（或語文學）方法，后此則重近現代和社會科學（含人類學）方法。這一變化自有其必然與進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斷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國研究重歸舊途。由此帶來的四裔偏向，既表現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 ，從而導致該領域的表面繁榮與潛伏隱憂。從具體的人脈關系探討其變化的脈絡，以及中外學術界的相互影響與隔膜，不僅有助于把握未來趨向，更為建立中國研究的學術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節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說戰后美國的中國研究后來居上，戰前的國際漢學界卻幾乎是法國的一統天下。1920年代留學法國的李思純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國學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 本世紀初的國際漢學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認為，中國學是由法國傳教士所開創，并由法國學者雷慕薩（Abel Remusat）與儒蓮（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組成的一門科學。傅斯年則稱："中國學在西洋之演進，到沙畹君始成一種系統的專門學問。" 沙畹以后，西洋中國學的大師分為巴黎與瑞典兩派，而后一派的臺柱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學術淵源仍是師承沙畹"。此外，在蘇俄、美國漢學界位居顯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葉理綏（S。Eliseeff），也是巴黎學派的弟子門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說："中國學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門法國的科學。"留法社會學者楊 亦稱："中國學不僅是一門西洋的科學，而且還幾乎可以說：它是一門法國的科學。" 領導巴黎學派正統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為國際漢學界的祭酒。
漢學在歐洲登堂入室，成為本國學術的一部分，得益及體現于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其一，學者的專門化。"從前歐洲研究東方學的人，大半是海關上的客卿、外交機關的通事翻譯或傳教師出身，本人既不是嚴格的科學家，也不是素來即有志研究東方學問，所以他們初期的著作，比較本國的學者，往往稍欠精確。比方史料來源的批評，鑒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國自尼博爾（B。C。Nibuhr）、欒克（L。von。Ranke）以后，史學家對史料的來源、記載、口傳、與古物的分別，清清楚楚，一毫不茍。對于記載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評），著作人是否愿意報告實事（內部的批評），都是慎加選擇，寧缺疑，不愿輕信。" 而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F。Richthofen）不懂漢語，竟寫成多卷本巨著《中國》（China，Ergebnisse eih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對中國地礦學研究貢獻甚大，但引據謬誤極多，對德國漢學反有不良影響，"投機作品，如雨后春筍，一似漢學著書為不學而能者。" 這種狀況到沙畹時開始轉變，用伯希和的話說："夫中國有史三十世紀而迄未間斷，其雄偉深奧，確可成一獨立學科而有余，蓋非久涉獵之士，不經訓練所能操觚者矣。" 西洋正統學術方法被運用于中國研究。因而與一般情況相比，"近來法國河內派—法國的沙畹、伯希和、馬斯柏樓（Henri Maspero，通譯馬伯樂）等都在安南河內久任教職—自然比較算是例外" 。1919年1月，法國總統在商業地理協會印度支那部演說時稱："法國研究中國，已自從來之散漫狀態中成為一般學術上之正統，而認為一科；是故研究中國者，正所以為法國之學術。" 視漢學為法國的"國學" 。
其二，重視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與之同時，"不少的西洋漢學家，每但以西洋的漢學為全個范域"，無視中國前賢及當代學者的成果。而巴黎學派諸大師的態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認為："中外漢學大師之造就，堪稱殊途而同歸，尤以清初康熙以來，經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輩出，觀其刈獲，良足驚吾歐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運用與批評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見成說。其達到真理之情形，實與西方學者同一方式"。因"心向既久"，不禁對繼承前輩學者的當代中國學人，也"寄有無限之敬重與希望" 。高本漢則責成自己追隨清代學者的開路工作，而把現代西方語言學方法應用于所整理過的材料。 傅斯年在高著《中國音韻學研究》中文版（商務印書館1940年）序言中說："高本漢先生之成此大業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討接受吾國音韻學家之結論，實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時他還認真收集中國當代學術書刊，以追蹤中國同行的研究。 高氏晚年稱："我畢生從事中國文化的著述，只有愛護本國文物歷史而從事研究的中國學者是真正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