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條件的限制下，李賀個人生命價值實現的選擇

時間：2024-09-15 01:48:56 語言文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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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命毋容置疑是客觀的，缺陷是生命不可擺脫的一部分，人的一生存在著大大小小、許許多多的不圓滿，并且人的生命終究是要歸于結束的。死是生命的必然結果，在死亡這個巨大的背景下人生本身就是一大悲劇，這是人的宿命和困境。
人生活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每個人對自己生存于其中的時空都有獨特的感覺，這種感覺成為其時空意識的基本內容。時空意識從本質上講就是對宇宙的體認，對生命的體驗和感受，因此它既是一種宇宙意識，也是一種生命意識。李賀在死亡背景的籠罩下一直受著病魔的糾纏，除此之外他仍經受著諸多生命的不圓滿。
李賀出自宗室但承受不到李唐王朝的恩澤，“宗孫不調為誰憐”。他祖籍在隴西，偏居生活在昌谷，自然環境的美卻與破落的家境不夠協調。李賀寫到：“我在山上舍，一畝蒿蹺田。夜雨叫租吏，舂聲暗交關。”這是李賀在《送韋仁實兄弟入關》中對朋友自述愁苦時的詩句。蒿蹺，即貧瘠多石。意思是說，家里田土少而且貧薄，又是租種別人的，每年收割以后一邊舂稻，一邊聽著催租吏的逼迫之聲，罵聲、吵鬧聲和舂稻之聲交織在一起。由此可見他家道的貧寒，生活困窘。
李賀家鄉所在的河南，當時是深受藩鎮割據之害的地方，征城奪地的割據戰爭造成大批農民破產逃亡，“轉死溝壑”。李賀的《公無出門》寫到，“天迷迷，地密密。熊虺食人魂，雪霜斷人骨。嗾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蘭客。帝遣乘軒災自息，玉星點劍黃金軛。我雖跨馬不得還，歷陽湖波大如山。毒虯相視振金環，狻猊猰貐吐饞涎。鮑焦一世披草眠，顏回廿九鬢毛斑。顏回非血衰，鮑焦不違天；天畏遭銜嚙，所以致之然。分明猶懼公不信，公看呵壁書問天。” 徐文長說,此篇寫“四方上下俱不可往”。大大小小的藩鎮成為吞食人民的毒蛇、惡狗……，而且他們的割據貪心為“毒虯相視振金環，狻猊猰貐吐饞涎。”像一條條披著金色花皮的毒蛇兇相畢露；像吞食人的種種怪獸，口滴饞涎。社會環境是如此的險惡，個體生命又是要承受多大的不圓滿，這不圓滿更像一個大大的寒洞，冷卻、吸噬著脆弱的生命。
李賀敏銳的內心捕捉著一個又一個生命的脆弱，他深深體會到生命無法擺脫客觀時空的牽制。他的靈魂受著深沉的壓迫，無法像逍遙的李白、縱橫的韓愈那樣將靈魂擺脫一切羈絆，形成一種瀟灑、雄渾的宇宙包容意識。李賀由于自身生理、心理的限制和當時黑暗險惡的社會環境阻隔，他強烈的主體精神向外得不到擴張延展，于是開始不斷內斂。這樣，他特別關注個體的生存狀況，不懈地探求自己在宇宙中所處的位置以及自我存在的價值。
自我存在的價值實現正是對生命不圓滿的一個彌補，李賀有著強烈的自我存在感，但他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卻是一條狹窄的道路。李賀生活的時代中唐雖然和初唐、盛唐一樣奉行的是開放的融合的意識形態，即儒、釋、道三家思想并存。但到了李賀所在的德宗、順宗、憲宗三朝，中唐王朝衰微的國力己經沒有了容納多種意識形態共存的氣度。三種意識思想觀念中，只有儒家思想是絕對有利于鞏固封建統治的。“安史之亂”之后，人們都開始反思這場大動亂的根源。他們仿佛和戰國的士人一樣，面對藩鎮割據勢力的橫行，中央集權的式微，“尊王”、“忠君”的觀念淡薄，他們想盡辦法試圖重建社會秩序。在李賀身處的貞元、元和年間，很欣賞提攜過李賀的先輩韓愈和柳宗元等一群官員和文人，從政治經濟的角度出發，開始打擊危害國家經濟的釋、道兩家，反對藩鎮割據。并且在意識形態上使不占主流的儒家學說回歸到正統地位。他們著眼于大的社會秩序，重視人在社會中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等級定位與調適合作，而不太重視個體存在狀態的自由與真實。李賀身處當時社會環境中深受影響：“他們習慣于以‘共性’為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不太習慣于以‘個性’為不容置疑的依據”。那個時代對于一個‘人’的價值的評判，仍是以他在社會上的道德品格或功業成就為基準的，人如果不贏得社會輿論的贊揚或政治權力的認可，不取得家、家族的尊重，很難被認為是實現了‘人’的價值。這就是說儒家學說認為“對個體生命實現‘人’的價值的評價依據仍然是一個人在社會中的行為、道德、價值以及意義的實現。李賀生命中強烈的皇族意識是他短短一生中的重要支撐。雖然他科場遭垢，雖然他官場冷落，雖然他沉病早衰，雖然他貧寒潦倒，但他這一生仍然對這個他熱愛的王朝不減憂思和期望，同時也努力實現著儒家學說認可的“共性”價值體現。
李賀深受儒家生死觀的影響，他需要建立起自己活著的意義。儒家生死觀中有三種方式可以使個體生命永垂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立德”需要有一種寬廣的胸襟來達成有如宇宙自然一樣寬廣的道德人格，而李賀抑郁的性格是不可能走上這條道路的。“立功”則需要一個人健康的體魄和強健的精神來支撐，李賀自幼孱弱的身軀和不充實的意志力都顯示其做不到“立功”，縱使他曾經有過“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南園十三首其五》)的心愿。李賀唯一可以重新實現生命價值的只剩下了“立言”。“立言”相比較于“立德”、“立功”而言，更具有一種獨立性和自由性。因為“立言”立的正是個人的獨特思想，這樣就可以不必完全依從于一種被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避免個性的全部泯滅。這對有文字天賦、有情感觸動的李賀來說絕對是適合的。于是他轉向有儒家精神中最具“個性”的“立言”來求得生命價值實現。李賀將他所有的怨憤化為一種動力，投入到詩歌的創作中，希望“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即他的個體生命價值能夠被認可和能夠永垂不朽:“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詠懷二首》)。他一方面不愿意屈服于時間，另一方面又不放棄社會性的自我價值實現，他內心深處的情感體驗令他無比煎熬。他一面明知“嘔心瀝血”為詩有損健康，“舊夕著書罷，驚霜落素絲。鏡中聊自笑，詛是南山期”(《詠懷其二》)，一面卻忍不住以此消磨本就現存不多的生命，“字字句句欲傳世”(周益公《平園續稿》)。
李賀希望以此實現儒家學說認可的“共性”生命價值，證明自己曾真切的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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