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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規范化對文學語言的影響論文
摘要：所謂文學語言就是經過加工處理的書面語言，而當代文學語言作為一種書面語，是以普通話為語言規范的，其語音、詞匯、語法等必須遵循普通話的語言規范。當代文學語言不僅繼承了有用的文言成分，同時也吸取了有用的方言成分和外來語的養分，基于此，當代文學語言得以發展，但是，語言規范化對當代文學語言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關鍵詞：當代文學語言；語言規范化；影響
隨著經濟的發展，當代文學語言涉及的范圍越來越廣泛，一方面包括文藝作品語言，另一方面也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方面的語言。對于文學語言來說，其形成不僅依賴于書面語，同時也具有科學報告、答記者問等口頭形式。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凡是符合文學語言規范的，通常情況下，都是口頭形式的文學語言。無論是書面上，還是口頭上，文學語言主要是服務于民族文化生活和社會活動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語言的發展。可以說，語言規范化與當代文學語言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其中，語言規范化對當代文學語言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一、限制了歐化傾向
在上個世紀，文學語言歐化與反歐化是我國作家曾經遭遇的一個困境，同時也是一個難以面對的選擇，這是因為，一方面漢語為了提高自身的嚴密性、邏輯性，以及復雜性，需要學習西文，這就決定了漢語歐化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漢語與西文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引入西文，漢語的原有結構必然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進而在模仿西文的過程中，將會改變國人的溝通交流的習慣。語言規范化在限制當代文學語言歐化的過程中，需要我們的作家準確把握一個度，一方面在詞匯、語法等方面，適當接受西文的思維方式、認知方式等，這是我國融入全球競爭體系的基礎和保證，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漢語，已經或多或少地融合了一些西文的內容，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我們國人難以接受的，而又必須面臨的現實；另一方面當代文學語言歐化并不是全部的歐化，而是在不違反漢語習慣的基礎上進行選擇性地歐化，這是因為，如果當代文學語言過度歐化，那么雙方之間的信息通道將會遭到破壞，甚至對彼此之間的交際產生阻礙作用。
二、側重普通話的權威性，制約了方言的使用
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其方言種類更是數不勝數，為了便于人們之間的溝通交流，國家積極推廣普通話。但是，在上個世紀的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一次倡導方言與反對方言的糾紛，對于這個問題，雙方之間進行辯論都有各自的依據，并且雙方的依據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對于倡導方言的一方來說，其提出的依據，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所有作家的第一語言都是方言，方言一方面是他們的口語，另一方面也是他們的母語，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人們都在積極倡導“言文一致”的理念，而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言文一致”，通常情況下，需要參考方言進一步發展方言文學。但是對于反對方言的一方來說，其反對的理由是，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多方言的國家，由于文化傳統不同，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方言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對于方言之間的差異性，美國漢學家羅杰瑞在自己的《漢語概說》中曾經說過：“對歷史語言學家來說，漢語確切地說更像是一個語系，而不是某一具體的語言，在復雜程度方面，漢語方言與歐洲的羅馬語系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趙元任在自己的《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中指出：“無論是從哈爾濱到昆明，還是從重慶到南京，在官話區言語的一致性比較強，可是東部、南部之間的方言就千差萬別了。”面對這種情況，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如果堅持用方言進行創作，那么其他方言區的讀者就被拒絕了，對此，他就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作家。
三、對待文言要有合理性
中國地大物博，在對語言進行規范化的過程中，需要認真梳理文言、普通話、歐化語體之間的關系，其中，文言產生的影響最小，同時也是最容易處置。如果說歐化語體、方言能夠對抗普通話，那么文言在挑戰普通話的能力方面顯得極為弱小，這是因為文言與現代生活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性，阻礙了當代人之間的溝通交流，并且在“五四”時期從主流地位上被驅逐下去，因此也就無法與普通話進行抗衡，從某種意義上說，文言只能作為普通話的一個補充，根本不能對普通話的主體地位產生任何負面影響。在現代文學史上，普遍存在著文白混雜的現象，越接近“五四”時期，這種現象越明顯，越嚴重。但是，新中國在1949年成立后，新式教育、新文學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純潔普通話的進程，同時緩解了文白混雜的現象，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文言文產生的負面影響被新式教育給予了有利的抵制，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其語言風格不僅依賴于自身的天賦、氣質，同時作家早年所接受的教育也有很大的影響，作家在進行創作的過程中，通常情況下都是下筆疾書。另一方面從“五四”時期開始，新文學就與文言展開艱苦卓絕的斗爭，并且新文學也參與了30年代的復興文言的斗爭。進入1949年之后，新一代的作家認為自己是新文學的繼承者，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對文言產生了抵觸情緒。從1949年之后，在共同語中，文言成分并沒有完全消失，只是其存在的成分只占一小部分，例如孫犁、汪曾祺等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其筆墨頭足間依然有著追求文言文表達效果的跡象。在文學作品中，文言文的存在只是局部的，甚至可以說是可控的，其存在只能對共同語進行補充，并且這種補充是有益的，而不是站普通話的對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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