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道德理想主義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在世界政治思想發展的歷史長河當中獨具魅力，道德文化以獨特的方式規范著人類的社會秩序，為人類提供精神理想和終極關切的信念力量。從道德在中國的產生及發展來看，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道德文化是調整人們之間相互關系的社會規范和人們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今天，道德文化思想在調整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秩序和凝聚人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仍然不失其現實意義，需要我們以唯物史觀對其加以分析和借鑒。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觀點
道德文化思想作為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歷史相當久遠，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周時期，這說明在中國政治文明的早期就對道德文化高度重視。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繼承了這種道德文化的傳統，提出了以道德教化作為社會治理的主要手段，以政刑為輔助手段的國家治理思想，這種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一直是中國古代主流的政治統治思想。
道德文化思想淵源于堯、舜、禹時代。從社會形態來看，這一時期是原始社會末期，道德文化思想的萌芽主要體現在“禪讓制”的實行。中國古代封建專制制度的社會結構基礎是宗法社會，其權力交接奉行的是嫡長子繼承制度。而儒家推崇的權力交接制度則是“禪讓”制度。“禪讓制”是部落聯盟推選領袖的制度。堯、舜、禹之所以能當上部落聯盟的領袖，除了天分聰明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他們個人良好的品德修養樹立起來的威信，取得了各部落首領的認同。正如恩格斯所說：“酋長在氏族內部的權力，是父親般的、純粹道義性質的。”①
道德文化思想發展于奴隸制社會時期。這一時期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他創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觀。周公等人認為：“惟命不于常”，②“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③“皇天無親，惟德是輔”。④這就是說，“天命”并不是固定不變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來，夏商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敬德保民”。基于此，他認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民、保天下。周公姬旦的思想實際上已經包含了道德文化理論的幾個重要問題，即對君主的要求，對道德規范——“禮”的重視，對民本意識的強調，等等。當然，西周統治者提出的“以德配天”和“敬天保民”的主張，仍然是以“君權神授”說為思想基礎的，神權思想仍然是他們統治人民的重要精神武器，他們提倡“明德慎罰”，也并不是要削弱刑罰，更不是要放棄刑罰，而是為了更有效地使用刑罰來維護其統治。
道德文化思想成熟于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從奴隸制衰亡到封建制社會興起這段時間。子產提出的“以寬服民”和“以猛服民”思想對后世的影響較大。孔子不同于鄙薄禮義道德的老聃，而是從“禮”與“仁”相結合的思想出發，極力提倡“德治”，認為統治者如果能“為政以德”，人民就會心悅誠服地接受統治。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子產的“以寬服民”思想，強調“德主刑輔”;法家主要繼承了他的“以猛服民”思想，并進一步發展成為一套輕罪重刑和“以刑去刑”的理論。這一時期，儒、墨、道、法等諸子倫理思想的爭鳴，當首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孔子繼承周公的思想并加以發展，成為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創始人。他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耐眾星拱之。”⑤
孔子倡導“仁”，并從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各方面對“仁”作了闡釋，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⑥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⑦作為實踐“仁”的方法。孟子繼承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學說。孟子認為，在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⑧荀子則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⑨至此，儒家道德文化思想基本上趨于成熟。到了漢代，由于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儒家學說在所有思想領域中占據了統治地位。
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賦予儒家思想理學的思辯形態，把正統的儒家思想發展到了最高階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倫理綱常，但他們的基本理念都來自孔孟。中國古代傳統的道德文化思想不僅在理論上不斷演進，在實踐中也得到了廣泛的推行，成為統治者約束社會成員思想與行為的一種手段。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的政治哲學觀點及其分析
中國封建社會自漢代以來，基本上都尊崇儒家學說的治國方略。宋代至清代，儒家學說更穩居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地位。“幾千年來，對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影響最大的書是儒家的書。”⑩儒家治國思想是“以哲學思想、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所構成的三位一體的有機整體，形成了既有哲學理論基礎又有倫理準則的獨具特色的中國傳統倫理政治觀”。道德文化思想在儒家治國思想的整體之中，居于核心地位。
儒家哲學思考的主題是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易經》、《系辭傳》明確提出：“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三者之間，以人為重心，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以天地為根本，所謂“圣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儒家不是孤立探究哲學，而是把宇宙本體和社會人事緊密結合起來。“孔子十五而志于學，即志于道。求道而有得，斯為德。仁者心德之大全，蓋惟志道篤，故能德成于心。惟據德熟，始能仁顯于性。故志道、據德、依仁三者，有先后無輕重。而三者之于游藝，則有輕重無先后，斯為大人之學。”這就說明“道”在《論語》當中具有本體含義，是孔子主張“仁”的深層基礎。儒家通過其哲學觀為道德觀奠定了牢固的基礎，這在后世研究儒家學說的學者當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這樣的哲學視閾合乎邏輯地塑造了儒家哲學觀的兩大特點。其一是強調人的主體地位，所謂以人為本;其二是主張協調差異和沖突，講究以和為貴。儒家典籍體現著以人為本思想的論述不少，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在政治哲學上就轉換為民本思想，即視民眾為社會、國家的價值主體的思想。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鮮明地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定位于百姓生活的安定。其后，孟子、荀子對民本思想亦多有發展，經歷代儒家大師的繼承，民本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特征之一。孟子把儒家重民的思想推進了一大步，他向當時的諸侯國統治者陳述民眾對于統治的重要作用，提出“保民而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仁政主張，提出“與民同樂”、“安天下之民”的政治統治目標。
中國哲學特別重視和諧，強調“以和為貴”。春秋時期的史伯說：“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萬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所謂“以他平他”，就是指各種事物的配合與協調。“和”是指不同事物之間協調、平衡的穩定狀態，指多樣性的統一。而“同”的基本含義是指單一性的完全一致。“和”意味著生生不息的創造性，“同”則喪失了生長的力量。孔子接納了“和”的思想，他認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其他一些儒學經典當中，這一類思想同樣得到重視。《周易》記載：“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意為天道自然運行，公正無私地對待各種事物的生命，保持著完滿的和諧，是萬物生長、萬國安寧的保障。《孟子》記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指的就是人與人的團結合作、齊心協力。總之，儒家以和為貴的哲學精神，一方面承認差異，另一方面又促成協調，以“允執其中”、“發而皆中節”來規范矛盾對立面之間的互動關系，有助于解決個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道德與生命三種關系，這也是我們認識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重要前提。
儒家施行的仁政涵蓋了仁治、德治、禮治三個方面。從孔子開始，儒家就注意到禮制對于實現其政治理想的作用，他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要求嚴格依照禮制規范言行，他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的論述清楚地表明了通過制度實現其政治理想的道德文化方針。荀子則更加重視通過制度化手段對社會加以道德文化的問題。他把仁義與禮結合起來，以仁義為禮制的精神，以禮制為仁義得以實現的規矩。荀子說，“將原先王，本仁義，禮正其經緯、蹊徑也”，“禮者，政之挽也”。他認為，仁政需要以禮制為制度依托，禮制是道德的載體和實施道德治國的有效工具。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禮為為政的基礎，原是儒家一貫的主張，禮與治國的關系幾乎是不可分離的”，“國之治亂，全系于禮之興廢”。這種寓道德于制度的禮制就是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一個基本方面。
儒家的仁政是以愛利民生為內涵的。孔子講“富之”“足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對民眾生計給予高度重視，認為這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方面。孟子明確地要求統治者保障民眾基本生活條件，使民眾“養生喪死無撼”，他深刻地指出，只有在民眾生計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實施道德教化，才能夠確保統治者的地位，實現其統治的目的。
孟子為仁政的落實提出了具體措施，他提出，“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要把解決民眾土地問題作為實現仁政的制度化的落腳點。在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前提下，“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即舉辦專門的學校對民眾進行道德教化，從而規范社會風俗。
儒家主張在全部政治活動中都要貫徹道德文化，推己及人，愛利民生，即把仁政作為儒家整個道德文化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仁政是指儒家將仁德推行于國家政事，實行以仁德治國的政治思想主張。在儒家治國思想中，仁政、德治、禮治都屬于仁政觀的范疇體系”。廣義的仁政居于儒家全部政治理想最高原則的地位，這是把道德關注于整個政治制度的社會治理活動，因而屬于對制度實施道德文化的范疇。
統治者的道德修養和民眾的道德教化。在道德和國家強制力之間，孔子特別突出統治者道德修養的作用，這是貫穿儒家思想的歷史脈絡。孔子贊美舜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他把天下太平歸結于最高統治者完善的道德修養。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所以要“格君心之非”。《大學》記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先秦儒家正是在以平治天下為根本出路的意義上來看待統治者的道德修養問題的。
孔子高度重視對民眾進行道德教化的作用。他主張對民眾要“道之以德”，認為道德教化比政刑措施優越，它能夠實現社會秩序，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它還能夠喚醒民眾的廉恥心。在孔子看來，道德教化促使民眾從內心歸服政權，這就是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的德治最高境界。孟子特別強調“得民心”對于治國安邦的重要性，而得民心就要憑借道德教化。他說：“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荀子從人性惡出發，認為道德教化就要使人們聞道，從而化其惡性。他說：“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
對官員、讀書人道德修養的強調在儒家思想中居于關鍵地位。“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自孔子創立儒家學說之始，讀書人就被儒家賦予了推行仁道于天下的重任。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認為，中國的統治階層“現在和過去，整整兩千年以來，始終是士”。儒家對這個群體道德修養的要求成為其德治理論的中心內容。這個群體道德修養的基點是弘道，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所講的道，就是“安百姓”的利民之道。由此出發，讀書人就需要高度重視道德修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讀書人要做官，修己是根本，在修養自己的基礎上，妥善處理與君主和民眾的關系。所有儒學思想家都從人性與修養關系角度構筑起人性學說，而且不論其對于人性判斷如何，儒家一貫主張人性存在著修養和教化的可能性，從而把道德置于社會生活秩序的中心地位。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的科學評價
中華民族以崇尚道德而稱譽于世，在漫長的歷史歲月里，人們在認識和改造自然的同時，也不斷認識和改造自身，認識和調節人與人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各種關系，形成了中華民族優秀的道德傳統。道德文化思想是中華民族的先哲們留給我們的重要精神遺產，它作為儒家學派的思想精髓，對春秋戰國以來的封建統治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發揮了不可磨滅的重要作用。正因如此，我們才有必要對傳統道德文化思想作認真的比較分析和科學評價，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有價值的理論支撐。
以儒家為代表的道德文化學說是一個歷史性的社會意識。在浩瀚的歷史文化典籍中，在大量的民間故事中，記載和描述了中華民族美好的理想與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倫理理念。先秦是儒家學說肇始并基本成型的關鍵時期，孔子、孟子周游列國，游說諸侯，不辭勞苦，倡導仁政。但是他們都無功而返，沒有哪個統治者采納他們的治國思想。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從根本上講，是由于儒家思想不適應當時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當時儒家思想不被用是完全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禮崩樂壞”，奴隸制度行將滅亡，封建制度呼之欲出，新興地主階級雄心勃勃地要奪取政權。對他們來說，“克己復禮”的孔孟之道遠不如法家的思想來得實在。事實上，秦王嬴政也正是因為采用了嚴刑峻法，從而徹底地打碎了奴隸制國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封建專制帝國。
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真正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在西漢時期，尤其是漢武帝統治時期。法家思想在秦朝被統治者推向極端，成為統治民眾的思想來源，暴政破壞了社會秩序，破壞了生產力的發展。秦迅速滅亡的歷史給西漢統治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訓，因而，他們對重視民眾力量的儒家思想采取了接納的態度，奉行德主刑輔的治國思想，緩解統治者與民眾的矛盾，以求其統治的長治久安。因為儒家思想符合中國小農經濟的需要，它才能夠成為中國古代社會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形態。
儒家思想與中國古代宗法性社會結構結為一體。中國古代社會是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社會。宗法社會結構的基礎是小農經濟。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家庭是基本生產單位，家長是管理者，單個家庭又歸屬于一個家族，家族是社會制度的基層單位，宗法制度是在中國古代歷史中自然形成的。夏、商、周三代，都是從氏族轉變為政治國家，宗族與國家聯系十分密切。個人在政治國家中的地位與其在宗族當中的地位是一體的，政治國家與血親宗族兩套系統合二為一，在政治上導致的一個結果就是政治關系分成兩個側面，“其一是奴隸主階級對于奴隸階級的壓迫與被壓迫的關系，其二是奴隸主階級內部的家族、宗族和親戚之間的關系”。為了達到維持社會生活秩序的目的，統治者采取“禮”調整統治階級內部的關系，采取“刑”調整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關系。“禮治”的核心內容是幼從長，疏讓親，卑從尊。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種倫理關系，孟子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種倫理關系，以及漢代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都是對中國古代宗法社會現實的反映和對這種關系的自覺維持。儒家倫理思想與中國古代宗法社會結構之間的呼應，促使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中國古代的德治作為社會政治的一種手段，是從上到下、從國到家、從長到幼實行的一種系統的道德教育。通過這樣的教育，使人們按照“應當”即社會的倫理道德規范去處理社會關系和對待自己的言行，力圖收到刑罰不用而國泰民安的效果。
儒家學說具有超越時代思想價值的魅力。孔子的德治思想就是主張統治者應該靠“德行教化”的作用來實行統治，其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勞動人民施加小恩小惠進行懷柔;二是用統治階級的道德進行教化，使勞動人民就范。當統治者的“以德服人”不能奏效時，孔子又主張“以力服人”。他說：“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孔子所提倡的“德治”并不是不要法的職能，而是主張“寬猛相濟”，“德”與“刑”交替使用。同時，孔子還提出了“舉賢才”的主張，并把它作為管理政事的一項基本原則，認為只有“賢者”當政，國家才能治理好，后人把這種主張稱作“賢人政治”或“人治”。盡管孔子的“人治”思想具有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但也有積極的一面。他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按照儒家的思路，天下正當的統治者是德行高尚的人，德行是繼承人的唯一標準。當然，儒家學說的民本思想并非民主精神，“民本思想的根本缺失，即在于對君主專制的承認和契合”。孔子以“圣”稱呼統治者為最高境界，而這個“圣”的標準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儒家思想民本精神的集中表現在于主張“人民的利益是國家和社會的價值主體”。儒家思想在成為中國古代專制政治主流意識形態的同時，與封建專制制度之間也存在著對立緊張的關系。“優秀的文化傳統與封建主義的歷史局限性成了一個尖銳的對照。”這種對立緊張關系，主要表現為儒家學說的民本主義特質。
從上述分析來看，儒家的道德文化思想(后經融合法家思想)統治了封建中國兩千多年。統治者最終選擇了儒家思想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是因為儒家思想適應了新興的經濟基礎，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能夠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提供正當性的論證。道德文化思想不僅要求民眾要遵守仁義道德等社會規范，更重要的是它認為民眾是否遵守道德規范要靠榜樣和感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而慎重對待刑殺手段，通過對德行高尚與否標準的設立體現民眾意志，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明顯表現。這也是我們在探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條件下道德文化建設問題時，需要借鑒和弘揚中國優秀傳統道德文化思想的原因所在。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道德理想主義】相關文章：
論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學01-17
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視野03-21
中國傳統哲學的語言觀-文化哲學的視角01-07
西方道德哲學的尋根理路03-20
中國哲學與政治文化關系論01-06
意識哲學，還是身體哲學-中國傳統哲學的理論范式的重新認識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