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時代的哲學思考

時間：2024-09-21 10:40:21 哲學畢業論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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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時代的哲學思考

　　網絡時代的哲學思考一牛頓方法論的超越

　　牛頓力學有力地支撐了對立統一的哲學思想，也使我國古代就已形成的“物生有兩，體分左右，皆有二也”的樸素辯證法觀念找到了近代科學解釋。然而牛頓力學觀察的是兩個物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以質量和能量作為物質的兩個本源特質的。人們很容易理解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個方面，非此即彼，非我即敵的機械認識論觀點就是這種思想方法的極端體現。

　　在整個工業生產力階段，一方面人們依靠物料，能量構筑了煙囪、廠房、鐵路和橋梁，另一方面，人們又在爭奪物料和能量的斗爭中力求用博弈思想方法戰勝對手，戰勝自然。也就形成了追求單一目標和單一因果鏈的簡單化決策方法。

　　經濟技術發展把人們推進了網絡時代，人們遇到的諸多問題已經不可能在牛頓力學的單一因果鏈的思維平臺上獲得滿意的答案，除了對立雙方之間的力學作用之外，還必須考慮介質或信息的作用。

　　信息社會的本質是多樣性的社會，沒有多樣性就沒有信息。黑與白，正與負，好人與壞人，正確與錯誤，真理與謬誤，科學與迷信之間尚存在許多有待進一步認識的空間。一批綜合學科應時而生，它表示人們力求超越工業時代的方法論，從多維模型、統籌兼顧的方法上建立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協調共生的組織體系。

　　工業社會盛行的對資源的掠奪性開發，把人與自然對立起來，把人與人對立起來，斗爭與反斗爭，壓制與反壓制，控制與反控制的思想方法已經使人類社會遭受了太多的報復。對立斗爭的長期效果并不總是一個吃掉一個，而往往是兩敗俱損，由第三者或第三態主導局面。因此信息社會的哲學原則應該是使每個社會單元通過信息的協調作用，找到相對佳越化的生存空間，它至少要考慮三個最基本的要素而不是兩個。比如主體，對象和環境，正態、負態和零態，宏觀、微觀和中觀，客觀、主觀與媒介，信源、信宿與噪聲等等。

　　一種三基元哲學思想正在孕育之中。這種哲學思想認為，任何事物都是由三個具有正交完備性的最基本的特質構成，即運動不能由一個或兩個規律加以說明，而任何第四個規律或者是某一規律的結果，或者是三種基本規律的交叉派生的產物。

　　比如熱力學有三定律，機械學有三定律，生物學有三定律（變異、遣傳、自然淘汰），現代交叉科學有老三論，（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新三論（協同論、突變論、耗散結構論），馬克思主義有三個基本原理，彩色電視中有三基色原理。甚至一向作為計算機技術最基本的兩進制碼也有可能發展成三進制，有人已經證明，三進制才是最簡單而且效率最高的運算方法。還有最具有挑戰性的兩個問題，一是物質是否由質量、能量、信息三個基本特質完整地體現，二是社會組織形態是否也存在，無序、有序、自序這三種極端模式。

　　熱力學第二定律揭示了孤立系統從有序到無序的熵增演化規律，而人類社會作為開放系統則被普遍認為是沿著從無序到有序的熵減規律演化的，因為這個開放系統不斷地從外界吸取能量。可是，讓我們穿透歷史，就不難發現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遠非從簡單無序到簡單有序的單向過程，基于信息的自組織作用正在形成一種新的自序化發展方向。

　　達爾文時代的人們不可能預見自組織的力量，那時人們普遍認為生物進化只能服從“自然選擇、適者生存”這把利劍。這正好說明那個時代的人對能量和外力的畏懼和崇拜。直到最近，科學才發現某些復雜開放系統在外界變化（信息）達到一定閥值時，就會自發形成一種有序結構。這就是說，有序化并不總是在力學規律下被強制形成，信息的作用可以使某些開放系統形成自發有序，我們稱之為自序。

　　如果說小農經濟是以質量為主導的無組織化的經濟形態，工業經濟是以能量為主導的強組織化經濟形態，那么信息經濟不是強組織化經濟的繼續，也不是半組織狀態或者中間道路，而是一種以信息為主導的獨立的全新的自組織經濟。農業社會的突出特點是個性無序，工業社會的突出特點是強制有序，信息社會的突出特點則是協同自序。一位美國學者尼葛羅龐迪曾多次重復他的自組織試驗。他在報告廳要求幾百個人或者幾千人隨意鼓掌，在一片雜亂無章的掌聲中過不了一兩分鐘就會形成有節奏的規律性掌聲。他承認現代社會還有許多與這種自序狀態非常不協調的東西，甚至在計算機網絡里仍有大量有害的信息，但他堅信人類的協同自律能力，能夠很快地消滅少數不協調的掌聲，并將它們融進共振的旋律之中。

　　幾百年來，不加節制工業文明正在把人類帶進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誤區，有些人對現實世界中的弱肉強食，物競天擇奉為真理。甚至告誡世人，市場經濟的倫理原則就是利己主義。只要你不違法，什么缺德的事都可以干，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因為通過人們利己行為的互動可以完善法制，也就是每個人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時候也就促進了社會利益。實際上我們看到的則是物欲橫流、金錢萬能，只要不讓別人抓住證據，殺人放火也可以逍遙法外，只要有錢，刺殺美國總統的富商之子也可由要人證明其當時精神處于不正常狀態而無罪釋放。如果承認這種博弈互動促進社會發展，那么這種發展只能給人類帶來災難或毀滅。即使把一個國家的法典修訂的比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全部藏書還厚，依然能夠找到法律的空子。因為有一條重要的自然法則，就是管理者掌握的信息量永遠小于被管理者掌握信息量的總和。人類要想避免自我毀滅，唯一的出路是自覺借助第三種力量。超越市場，超越政府，以社會協同為新經濟時代的倫理原則。當務之急是建立全民監督（包括法律監督和道德監督）的透明管道，而網絡及其產業就是這種管道的基礎。

　　如果以上這種三基元自然哲學和社會哲學觀念能夠在現代認識論中立足的話，那么它是否能成為信息時代的哲學基礎，并作為工業時代的一分為二哲學體系的補充和發展呢？恐怕還要經過更多人在實踐中繼續探索和創造。

　　二信息與多樣性社會

　　學術界對信息的定義不下幾十種，站在不同的角度，從不同層面上看，每種定義都有其合理性一面，但是從最本質的哲學意義上考察，應該只存在一種最接近信息本質的定義。直到目前，人們仍然沒有停止對信息哲學本質的探求。

　　1948年，美國貝爾電話實驗室的仙農第一次用數學方法定義“信息就是不定性的消除量”。認為信息具有使不確定性減少的能力，信息量就是不確定性減少的程度。仙農關于信息的定義至今在概率性通信過程中仍然是有效的。我國一位學者曾撰文指出，現在人們正濫用信息概念，什么信息爆炸，信息膨脹，其實并不存在。因為按照仙農信息論的定義，不被受體所理解的信息并沒有使不定性減少，也就不稱其為信息，它無異于能量虛擲和感情的空拋。

　　其實，仙農作為一個通信科學家，所定義的僅僅是進入他的人工通信模型中的信息，也叫做認識論信息。而作為與質量、能量并列的一個哲學本源，人們并不滿意仙農的定義。依照仙農的觀點，消息如果不被某一受體理解就沒有信息，如果被另一受體所理解就有了信息，那么究競這一消息中包含不包含信息呢？為了找到哲學本質的解釋，1956年阿希貝提出，信息的存在與否取決于消息本身有沒有變異度，信息就是被傳遞消息中的變異度。

　　從自然哲學層面上看，前蘇聯學者格盧什科夫把信息定義為“物質和能量在空間和時間上分布不均勻性的測度”。意大利學者朗格提出。“信息就是事物間的差異”。我國許多學者傾向把信息定義為“事物運動的狀態和方式”。我比較贊成朗格的定義，并且認為信息是事物可傳遞的差異性。它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可傳遞的差異性。差異越大，信息量就越大，沒有差異就沒有信息，不可傳遞的東西也不是信息。

　　在宇宙爆炸的一瞬間，即沒有各類分子，也沒有各種原子，很可能只有同種基本粒子組成的“宇宙之湯”。在這種混沌世界里是沒有信息的，而在雖有多種元素存在，但又在某種強力作用下保持高度一致的世界里，也沒有或者有很少的信息，只有在多樣化的世界里才蘊育著豐富的信息。

　　熱力學第二定律認為，一個孤立系統總是朝著熵值（熵＝熱量/絕對溫度）增加的單一方向發展，最后達到處處熱量相等的熱平衡狀態，也就是最混亂的無序狀態。一杯開水置于室內，它的熱量就會向四周散發，直到與室內溫度相同。要使水溫與室溫的差異恢復就得靠外力加熱，也就是使熵再次減少。

　　在負熵可以增加系統內部多樣性的意義上講，負熵就是信息。但是如果靠外力加熱使系統內部狀態同構，就沒有增加信息量，只有靠外力增加了系統內部的多樣性才能增加信息量。如果說是強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電磁力和萬有引力這四種作用力的約束使物質世界井然有序的話，那么也可以說是客觀事物中所包含的差異性即信息影響力使生命世界越來越走向協同自序。人類社會經歷了游牧、農業、工業階段，正在向信息階段過渡。從總體上看，社會分工越來越細，信息量也越來越大。但是工業社會的原則是大量生產標準化的同種產品的社會，高度集中一致的社會結構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信息量的增長，只有信息社會才能在越來越透明的環境中實現個性有序的多樣化社會結構。

　　工業社會的哲學原則是建立在牛頓力學和機械決定論基礎上的強組織化原則，它強調共性，抹殺個性。這種組織原則在追求單一目標的群體活動中非常有效。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曾引證拿破侖的話說，“兩個馬木留克兵絕對能打贏三個法國兵，一百個法國兵與一百個馬木留克兵勢均力敵，三百個法國兵大多能戰勝三百個馬木留克兵，而一千個法國兵則總能打敗一千五百個馬木留克兵” 。其主要原因是兩軍的組織程度不同，而控制論的創始人維納就把信息定義為組織程度的量度。那么信息是否就是組織程度呢？如果我們得出肯定的回答，我們就有會沿著工業社會兵營規律的哲學原則，在集中控制經濟上越走越遠。這一點在西方七十年代經濟停滯，80年代東歐國家解體的歷史事件中已經得到了證明。

　　信息社會的哲學原則是建立在非線性理論基礎上的自組織化原則。它不是按照線性規律強制有序的社會，也不是無組織的處于混沌狀態的社會，而是通過信息網絡的作用使每個社會主體在相互協調的環境中經過不斷地自組織來實現整體優化的社會。

　　一次，我去國家科委組織的一個高級培訓班授課，在我前面講學的一位控制論專家提出，我國經濟總是在一控就死，一放就亂的過控制與欠控制的兩極搖擺，最好的辦法是縮短控制路徑，找到最佳控制點。我在這次講演中首次提出，集中控制的思想方法只適應單一目標問題，在現代社會經濟領域，只有使多個行為主體在信息相對透明的環境中實現自組織化，才能形成多目標經濟活動的次優組合。現在看來，這種思維方式正是超越工業社會的哲學原則，對無序、有序和自序（自組織）三種基本組織形態的一次大膽探索。

　　現在我們更有理由認為，無序的社會是個性被抵消的社會，有序的社會是個性被抹殺的社會，只有協同自序的社會才是保持個性發展和多樣化的理想社會。

　　三論泰勒寶塔的倒掉

　　三十年代，魯迅先生曾寫過一篇雜文“論雷鋒塔的倒掉” 以慶幸代表皇權的法海之塔對白娘子追求個性解放思想統治的一朝崩潰。但是，在生產力尚不發達，少的可憐的信息傳播渠道僅作為皇權幫兇的時代，這種暫時的個性解放又能換來什么呢？中國歷代農民起義的命運要么以流血失敗告終，給后人留下對皇權的敬畏和更深的仇恨，要么新帝登基坐殿繼續新一輪皇權統治。只有先進的生產力與先進的哲學思想體系相結合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更新體制，從而進一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換言之，只有當信息上升為生產力的最重要的要素并成為廣大民眾在生產和生活中賴以自組織的首要條件時，這種個性解放才能持久和有效。我們可以毫無政治偏見地說，在工業社會，資產階級所宣染的個性解放，自由民主，只不過是粉飾他們已獲得的對廣大勞動人民的統治地位的小把戲而已。美國一位大學教授無不深刻地指出，民主的本意應該是一人一票，可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最有代表性的東西反映在工廠和市場上，在工廠里是一股一票，在市場上是一美元一票，這不對西方民主虛偽性的一種最尖銳揭露和諷刺嗎？

　　值得慶幸的是工業社會生產力的加速發展孕育了新興的信息生產力，它反過來要摧毀工業時代建立起來的管理體系和管理制度，促使工業社會經濟管理和政治統治的寶塔結構正在倒塌。

　　在動力機器生產力階段，美國著名的管理學家泰勒發明的寶塔型生產管理模式也許是最科學的組織結構。但它只能說是一種力學結構，而不是信息結構。這種結構是我們在兵營里或者中國歷代修筑長城的偉大工程中見慣的結構。這種結構的要領是三三制，因為每個管理者的“力”，只能有效地控制三個被管理者。到網絡生產力階段，管理者的信息在理論上可以影響無限多的被管理者實現自組織。甚至在現代戰爭中，最高指揮部可以直接給每個戰士下達信息指令，完成不同意圖的戰略組合，在這樣的時代，繼續這種寶塔體制，只會增加信息網絡中的時延和噪聲干擾。

　　技術的組織方式有時候比技術本身更重要。在網絡時代，僅僅因為語言處理機、個人計算機的引入就稱之為辦公自動化是不切合實際的。因為在這個階段，盡管會計不用算盤而改用計算機，秘書人員由處理文字檔案到處理電子數據，其工作本質并沒有變，由上級逐級下達命令的工作方式并沒有變。真正的辦公自動化在于信息聯網。不論你是最高經理還是一個新職員，只要將工作崗位與信息網絡聯接起來，下級就用不著看上司臉色辦事，而是按照計算機內存儲的程序辦事。許多現代化公司里，職員只要每天按照個人電子信箱里的程序完成任務，就可以幾個星期不用見上級經理。這種分散而有序的管理模式也叫平面型管理模式。

　　如果將這種管理模式與中國秦漢時期修筑長城相對比，一種是必須嚴格依靠一種寶塔形的官僚制度，依靠強制力量完成最高指揮者的意志；一種則是扁平組織結構，以平等的信息交換方式，在透明的情況下實現共同的目標。

　　促使官僚制度終結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社會監督和電子民主網絡的建立。通過電視傳播網絡，領導人的各項重要活動均置于普通群眾的視覺之下；熱線電話也可以把市長和平民連接在一起。1998年美國克林頓總統的一場緋聞而引起悍然大波，差一點弄得身敗名裂。

　　在歐洲一些城市，政府利用有線電視系統定期舉行聽政會，并與普通公眾對話，每個市民只要家里有電視和電話，就可以直接向政府官員發問，并對全市范圍的問題發表自已的意見。

　　在電子民主信息網絡的影響下，許多國家開始把一些問題交給公眾討論。比如意大利討論是否使人工流產合法化；法國總統為了使國會通過他的提案，也把法國教育體制問題交給公眾討論。當然西方政府的直接民主方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由公眾利用電子信息手段參于政府決策，畢竟是人類在社會公眾事務中增進共識的一種進步，里面包含了最終廢除官僚制，實現真正社會民主的形式上的手段與線索。

　　四相互喂飯的長勺

　　即使最有政治偏見和歷史偏見的人，只要他嚴肅地對待人類社會，就必須承認，最理想的社會依然是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最高尚的人類道德仍然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協同準則，但是和過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技術環境有可能建立一種公共約束條件，形成全社區人員必須遵守，否則就受到制裁的剛性氣氛，而不是靠個別人的自覺性去帶動和感化周圍的人群。

　　比如，一位皮鞋廠的廠主為了防止排污，自覺購置了污水處理設備，但他的皮鞋成本比同類工廠成本增加了一倍。別人賣25元一雙，他要賣50元一雙。長期賣不掉，工廠就得倒閉。結果是道德高尚者難以生存，留下道德低下者把人類帶進一個無異于互相殘殺的社會。

　　如果我們建立一套監測污染的信息網絡和一支認真負責的執法隊伍，將害群之馬時刻置于眾目睽睽之下，并使其難以生存，就可以保證大家在平等無害的環境中生產和生活。在更廣泛的領域，也只有建立這種無所不到的信息網絡和相應的社會監督體系，才能使人類攜手共進幸福的天國。

　　那么天國究竟是什么呢？有個故事說，某人死后先去了地獄。他看到許多人擠在一起，中間一口大鍋盡是可口的飯菜，但周圍的人個個愁眉苦臉。因為每個人手里拿一個長把勺子，自己沒有辦法喂自己飯。于是，他又去了天堂，也看到許多人圍著一口大鍋吃飯。個個都是眉開眼笑。這些人用的勺子和鍋里的飯菜與地獄里一樣，所不同的是站在大鍋兩邊的人都拿自己的長把勺子給對方喂飯。后來這個人又回到人間，他看到的是許多人圍在一口大鍋旁邊爭論不休。因為人們必須等待一位長者用長把杓子給每個人喂飯。這個故事說明，天堂之所以優于地獄和人間，僅在于天堂有一個大家共同協作的環境，而信息網絡正是人類賴以協同生產和相互喂飯的長勺。一個剛性約束條件是，工業商品是內聚的可占有的，信息則是發散的、可共享的。商品可以囤積居奇，信息不擴散出去就沒有絲毫價值。

　　五回歸田園之夢

　　現代孤獨癥大多過慣城市生活的人，一旦回到農村，那鄉間小路，那小橋流水，往往給人清新、寧靜的感覺，撩撥起人們返樸歸真的強烈的情愫。其實這是一種純粹的主觀感受。如果真的要現代城市居民移居遠離城市的僻壤，可以肯定地說，絕大多數人耐不得清貧，也不愿失去他們早已習慣了的現代文明。可與陶淵明老先生為伍者畢竟是鳳毛麟角。

　　毋庸諱言，現代都市里的人，每天面對越來越快的生活節奏，爆炸性的信息和知識膨脹，伴隨而來的污染與噪聲，以及形形色色的犯罪，越來越產生一種孤獨感。

　　當然，每個人所體驗到的孤獨感，在性質上，在深度和廣度上是各不相同的。那么為什么身居車水馬龍的鬧市，反而倍感這種難以名狀的孤獨呢？我想這可以從信息論中找到答案。

　　前面曾經介紹過，信息不同于自然信號和人工符號。信息只是包含在這些信號或符號中的客觀事物的差異性。然而，只有被人腦所理解的差異性，才能產生社會或經濟價值。而不被人腦所理解的或者被人腦拒絕接收的信息，則仍然作為一種冗余的信息由各種信號和符號所載荷，繼續尋找新的信息受體。客觀事物日益多樣化，信息渠道日益多元化，而我們人腦可用的細胞是個常數。這就難免產生信息溢出和外界信號不停地騷擾的矛盾。于是一種人海茫茫、知音難覓的現代孤獨感油然而生。

　　在一定條件下，人若能夠遠離嘈雜的人群，獨處一室，會覺得踏實許多。唐朝著名詩人王維的《竹里館》早就證明了這一點：

　　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遠離人群，與清風明月為伴，反而感到身泰心寧，安閑自得。

　　但是這畢競是一種消極的回避現實，一劑自我麻藥而已。如果利用這種短暫的信號“真空”，將大腦存儲的信息很好地整理整理，剔除過時的和效用不大的信息，保留最有用的信息。甚至提高自己有選擇接收信息的能力，把大量的規范化了的信息交給記憶工具，只把非規范的最有潛在價值的信息留給自己，那就不再會產生孤獨。因此，孤獨感并不一定是壞事，一個人在孤境中往往是能夠真正發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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