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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傳統哲學觀的藩籬-—重寫中國哲學史的前提性反思
這樣一來,重寫中國哲學史的問題就轉化為如下的問題,即如何實現中國哲學史“總體寫作思路上的實質性變化”?毋庸諱言,我們這里說的“總體思路”涉及到哲學觀。換言之,對于任何一個有志于重寫中國哲學史的人來說,如果他還沒有確立起新的哲學觀,那么,“重寫”就只是一個修辭學意義上的口號。要言之,沒有新的哲學觀,就不可能有新的中國哲學史。然而,任何一個研究者要確立起新的哲學觀,就必須對傳統哲學觀的弊端有深刻的認識。事實上,不了解哪些哲學觀是舊的,又如何知道另一些哲學觀是新的呢?眾所周知,哲學作為學科是唯一的,但哲學觀卻是多元的。所以,我們不能說:“張三有張三的哲學,李四有李四的哲學”,而只能說:“張三有張三的哲學觀,李四有李四的哲學觀”。既然哲學觀是多元的,那么從不同的哲學觀出發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就會在總體思路上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當然,所有對中國哲學史的有效的“重寫”都蘊含著一個前提,那就是對傳統的中國哲學史著作所蘊含的哲學觀的批判性反思。事實上,沒有這樣的前提,“重寫”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么,在傳統的哲學觀中,哪些哲學觀至今仍然具有重大的影響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三種哲學觀:一是把哲學理解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二是把哲學理解為對自然知識、社會知識和思維知識的概括與總結;三是把哲學理解為關于世界觀的學問。下面,我們逐一批判這三種傳統的、影響深遠的哲學觀。
哲學是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嗎?
把哲學理解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斗爭,把哲學史理解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斗爭史,進而簡單地把唯物主義與進步、唯心主義與反動等同起來,構成了一種簡單化的、但又極有影響力的哲學觀。不少治中國哲學史的學者深受這一哲學觀的影響。比如,張岱年先生在《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1957)中就這樣寫道:“中國哲學的歷史和別的國家的哲學一樣,是唯物主義的發生發展的歷史,也就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斗爭的歷史。”①在這樣的表述方式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斗爭幾乎成了哲學的代名詞。
其實,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從未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作為正價值與負價值簡單地對立起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1843)中,馬克思指責那種撇開社會歷史、奢談抽象物質概念的唯物主義是“抽象的唯物主義”,它與同樣撇開社會歷史、奢談心靈作用的“抽象的唯靈論”實際上是同一個東西:“抽象的唯靈論是抽象的唯物主義;抽象的唯物主義是物質的抽象的唯靈論。”②在《神圣家族》(1844)中,馬克思進一步深化了對“抽象的唯物主義”的批判。他在批評霍布斯把幾何學家的抽象感性取代日常生活中的感性時,氣憤地寫道:“唯物主義變得敵視人了。”③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中,馬克思在批評舊唯物主義的被動性時指出:“和唯物主義相反,能動的方面卻被唯心主義抽象地發展了,當然,唯心主義是不知道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的。”④這些論述表明,馬克思并沒有把唯物主義的一切形式都作為正價值而與唯心主義對立起來。事實上,在唯物主義的所有形式中,他肯定的只是“實踐唯物主義”,而對其他形式所具有的共性———抽象性進行了不懈的批判,同時也對唯心主義的能動性作了高度的評價。眾所周知,列寧也在《哲學筆記》(1895-1911)中寫道:“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于聰明的唯物主義。”⑤這段重要的論述實際上消解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的那種被夸張的、簡單化的、絕對的對立.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抽象地對立起來,作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內容,不但把哲學研究簡單化了,而且也把唯物主義、唯心主義這兩種不同見解抽象地對立起來了。而哲學和哲學史研究的豐富性則表明,這種黑白兩分的、貼標簽式的做法是毫無意義的。比如,就老子學說是唯物論還是唯心論來說,任繼愈先生在其哲學史著作中先后有過兩種不同的見解。但僅僅滿足于給歷史上的哲學家貼標簽,又有什么意義呢?事實上,如果把這樣簡單的思路引入到中國哲學史領域中,中國哲學史研究必定會走進死胡同。歷史和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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