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的方法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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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而不作”的方法論思考

　　[摘要]“述而不作”是只闡述、敘述前人的理論、學說，而自己并不進行新的創作、提出新的見解的意思。在孔子之前，人們就不太重視立言，至孔子則明確說“述而不作”，孔子之后，他的學生以及后來的大多數學者都秉承了這種方法。作為一種方法論，一方面我們要學習、借鑒它，學以致用，注重實效；另一方面，它也帶有保守、無創新意向的風格，如果學術界普遍采用這種方法，對我們的學術進步、對整個社會的進步是不利的。
　　[關鍵詞]述而不作方法論　
　　
　　《論語.述而篇》說：“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其中“述”是闡述、敘述的意思，“作”是進行新的創作之意，“述而不作”是指只闡述、敘述前人的理論、學說，而自己并不進行新的創作、提出新的見解的意思。新的創作不僅只是局限于文字上的，也指制度等方面的。《漢書.儒林傳》中說：“周道既衰，壞于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興，……究觀古今之篇籍，……于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這里，班固把“述而不作”理解為只是敘述而不進行自己的創作。這種理解，從班固開始，延續至今。雖然，也有其他諸多的理解與解釋，但這一解釋一直占據主流。例如，皇侃在《論語集解義疏》中說：“述者，傳于舊章也；作者，新制作禮樂也”；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說：“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至現代楊伯峻《論語譯注》將“述而不作”譯作“闡述而不創作”。
　　“一句‘述而不作’，成為孔子一生治學特點的權威概括，也演化為某種扎實、不尚空言卻也帶有保守、無創新意向的學術風格”[1]，后來卻影響了中國文化幾千年。根據孔子的記述，殷朝時代就已經有了一位“好述古事”的老彭，孔子為什么要“述而不作”呢？我們根據歷史記載和《論語》中的相關言語，還是能有一個相當清晰的答案的。
　　先秦時期乃至后世，人們一向都不太重視立言，人們所關注的更多的是道德和事功，《左轉·襄公二十四年》記載穆叔與范宣子的一段對話，穆叔對范宣子說：“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在“三不朽”中，“立言”只是沒有辦法的最后選擇，人們首先選擇的是要向古圣賢學習，以道德垂范后世。孔子也說過：“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為什么要畏圣人之言呢？就是因為圣人們的道德之高和事功之大，讓后代的人覺得他們的言語也是值得敬畏的。
　　孔子在不得志的時候廣招門徒，史書記載孔門弟子有三千多人，身通六藝者就有七十二人之多，那么孔子以什么來教弟子呢？孔子自己編撰教材來傳授弟子，他所編寫的《詩》、《書》、《禮》、《樂》和《春秋》，都不是自己的獨創，而是古已有之的，他只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加以取舍而已。例如，《春秋》是他根據魯國的史書編寫的，《詩》本來有三千多首，經他刪定后存了三百零五篇。“古詩者三千余篇，至及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皆孔子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孔子作為一個博學多識的人，為什么自己不獨創呢？因為在他看來，先王之道已經很完備了，只要把先王的言論傳達出來就行了，只是當時世道混亂，“禮壞樂崩”，本來已有的先王之道被人們忘記了，因此他才會去重新整理先王的典籍來教授弟子，好傳述先王之道。孔子和子貢曾經有過一段對話，“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不想多說，只是為了教授弟子才去說那么多話。在孔子生前，他并沒有自己的專著，《論語》只是在他死后，他的弟子為其編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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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不注重言還與他的教學思想有關。孔子教授弟子，希望弟子學成后對社會有所貢獻，他更多地是從修身即道德方面來教弟子。“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在他看來，只要道德修好了，學不學文都無關緊要，只是在時間和精力允許的情況下才去學文。從他對學《詩》的態度就可以看出這一思想。“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學《詩》的目的是要為政治服務的，“興、觀、群、怨”也好，事君事父也好，都要比“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更重要。孔子還說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更可以看出他“學以致用”的態度，如果一個人學那么多的詩而在現實生活中不能應用，學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孔子之后，相傳子夏傳經，曾子作《大學》，子思作《中庸》，都是來傳述先王和孔子的思想。孟子也是在和孔子一樣郁郁不得志的情況下，“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道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子在幾次的政治沉浮之后，晚年也是在蘭陵著書立說，他對為什么要學先王之言作了概述：“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遍矣，周于世矣！”先王之言已經無所不包，只要學得先王之言，就可以通行于天下。可以說荀子的思想與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脈相承的。
　　但社會在進步，時代在發展，后世的情況與前代已經很不相同了，古先圣賢的言論似乎已經不能包羅一切了，怎么辦呢？于是后世的人們不斷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的經典，從“十三經”的確立便可以看出古人的思路。孔子時代，并沒有自封為圣人，《論語》成書后也沒有很快成為經典，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候，才將《論語》連同《孝經》一起列為經典，才有“七經”說，唐代又發展為“九經”，宋代有“十二經”，將《孟子》列入經典后，便有了“十三經”之說。有了這些經典之后，歷代的儒生們便有了“述而不作”的條件和依據。他們只要去注釋經典即可，明明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也不敢任意去表達，只是在注釋的時候才闡發出自己的思想。注釋的方式也五花八門，先是前代人的注，可時間久了，前代人對經典的“注”后代人看不懂了，于是后代人便去再注釋前代人的“注”，這便是“疏”，經歷代人的努力，便有了“十三經注疏”。可以說，在幾千年的時間中，“我注六經”一直成為中國人著書的一個傳統，這也是由孔子的“述而不作”演變而來的。中國古代，經學的繁盛也與孔子的“述而不作”有關，既然儒家的祖師爺孔子都這么做了，后世的人還有誰敢不去照辦呢？只有那些離經叛道的人才轉向文學的創作，轉向詩詞歌賦和小說的寫作，那也是一種無奈之舉。
　　“述而不作”作為一種學術風格或方法論，一方面我們要學習、借鑒它，學以致用，注重實效；另一方面，對前人的理論、學說進行解釋和說明，本是個人的學術自由，可是如果學術界普遍采用這種方法，那么對我們的學術進步、對整個社會的進步是不利的。因為這不利于激發人們的創新熱情和激情，不利于解放人、開發人。
　　
　　注釋
　　[1]周遠斌，《述而不作本義考》，《理論學刊》， 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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