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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史：境況、描述與解釋
隨著人們對思想史現狀不滿足感的增加，試圖改變它的期望也變得強烈了。
這首先促使我們清醒地反思中國思想史這門專業所處的實際境況。我愿意列出一部分也許是屬于整體性的。
第一，作為專業分類中的一門專業，在一般所說的學范疇中，中國思想史似乎處于一種難以“界定”的位置上。特別是它的“對象”和“范圍”模糊不清，有時它廣泛得使人覺得它可以無所不包，但有時它又狹隘得使人感到它的過于貧乏。如廣義的中國思想史要求我們思考前人所留下的各種思考，建構起范圍廣大的整體性的中國思想史體系；但經過學科建制的細致分類，“中國思想史”在“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史”、“中國技術思想史”、“中國思想史”、“中國宗教思想史”、“中國倫理思想史”、“中國美學思想史”等一系列的分化中它似乎又被分解掉了。這樣，我們感到困惑的不僅是我們如何建立起一個“整體性”的中國思想史，而且是我們從事這種建構工作具有何種“正當性”基礎。
第二，“引導”我們觀察中國思想史的“有效范式”貧困、“問題意識”薄弱。20世紀以來我們主要運用外來的“西方范式”來觀察中國思想史，這種以思想的“可比較性”和“可公度性”為基基礎的思考中國思想的方式，“原則上”并沒有完全“失效”，雖然現在有人試圖要求一勞永逸地拋棄這種方式。但這種因噎廢食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需要日益擴展的趨勢中卻顯得更加不明智。毫無疑問，忽略中國思想史的復雜性和它的特征而一味進行“化約”和“規制”的粗暴行為必須檢討和停止。在范式的運用中，我們必須時時謹慎小心。我們需要充分認識和理解范式的意義，以使思想史的內容與所運用的范式之間形成真正的共鳴。問題的實質不在于所運用的范式是被“誰”和在“哪里”提出，而在于你把它運用到你的“對象”上是否有效，就像你買來的衣服是否合身一樣。直到現在，人們還為無以立足于中國自身經驗和理性而進行系統的和學說創建而焦慮，更別說為我們提供研究中國思想史所需要的有效“范式”了。如果姑且接受并不令人滿意的中國學術“本土化”的提法，那么我不認為在“自創”和“自制”學說之外還有別的什么“根本性”。與有效“范式”的缺乏相聯，我們的“問題意識”非常薄弱。我們缺乏充分的想像力和敏銳的思維力，不能展現出中國思想史的豐富性和無限活力。一方面，我們常常在老問題上就地打轉，陷入到驚人的低層次重復中；另一方面，我們常常不能發現新的問題和領域，導致驚人的歷史遺忘。
第三，對思想史方法論常常處于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中。缺乏思想史方法論的自覺意識和認知，不能不到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難以形成“典范”性，不能說與此沒有關系。丸山真男的《關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類型、范圍、對象》、史華慈的《關于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狄爾泰的《歷史中的意義》、舍勒的《知識學問題》、曼海姆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柯林武德的《歷史的觀念》、拉瑞·勞丹的《進步及其問題》、吉爾伯特的《思想史目標與方法》等論著，在思想史方法的探討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相比之下，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做出具有一定影響的工作。
第四，從事思想史的研究者和教學者們，還沒有形成一個有關它的專門學術團體，我們至今還沒有一個“中國思想史學會”，也沒有一個“思想史”或“中國思想史”的專門刊物。這就使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難以形成充分的合作與整合，彼此之間的交流也受到很大限制，大家基本上是分散經營和各自為戰。
思想史是廣義的歷史的一部分，研究歷史的動機和目的也可以說就是研究思想史的動機和目的。如果相信古人想的與古人做的一樣有趣，那么我們就要設法了解古人想什么與如何想，這可以說是“思想史”的描述工作。古人所想所思主要保留在記載和他們的著作中，要了解先人的思想，首先是要閱讀這些文獻和著作。“描述”實際上是一種展示，展示得越充分越好，目的是把古人所具有的“怎樣的”思想及其來龍去脈、結構、中心和影響關系充分地展示出來。從這種意義上說，我們必須依據可靠的文獻，要虛心地跟隨著古人的想法走，要避免不以文獻為基礎的先入為主。這也許就是思想史之謂“史”的道理吧！如果我們是借“思想史”而“立論”或者發揮道理，那就是“思想史論”，而不能叫做思想史了。當然，“描述”不是“復述”，更不是“復制”。就連我們所稱作的“攝影”，它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就是因為它超越了“照拍”的意義，攝影師具有捕捉形象的“主動性”和獨特“視角”，他能夠在瞬間抓住對象的“典型性”。從這種意義上說，思想史研究與攝影具有類似之處。它是通過思想史家的視角和立場來展現前人的思想的。相應于思想史家的視角和立場的不斷變化，思想史就會不斷地被重新描述。在這一過程中，只有那些具有“典范性”的描述才會被引用，并能夠繼續參與到新的描述中，而一般性的描述慢慢地就被遺忘了。
責任編輯：應屆畢業生論文網
與“描述”可以構成相對關系的思想史的另一項工作是進行“解釋”。這里所說的“解釋”，是指尋找促成思想出現和造就了它的那種東西。如果說“描述”是盡量如其實地展現一種思想是“什么樣”的一種思想，那么，“解釋”則是尋找這樣種思想為什么會是這樣的緣故。照勞丹（Larry Laudan）的看法，西方思想史研究一直偏于“注釋”而忽略“說明”。用我們的術語，就是偏于“描述”而忽略“解釋”。這種情形，在我們的思想史研究中可能更為嚴重，大量的描述性著作不斷出現，而解釋工作卻非常不夠。把思想的出現與促成它出現的關系概括為“結果”與“原因”，容易陷入機械的因果決定論之中。思想史中可能沒有或很難找到類似于現象的嚴格因果關系。我們不求在這種意義上去對思想史進行“解釋”。自從知識學產生之后，通過思想史自身內部解釋思想的形成和通過思想史的外部社會環境解釋思想形成，構成了思想史解釋的兩種主要方式。與海外思想史研究的“社會史化”傾向相聯，國內強調思想與社會關聯的意識也在增長。思想史的內部解釋，是從某一思想在時空上的縱向、橫向關系，來尋找思想產生的條件和因素。思想史中的“”及其解決問題的方式，可能會有逐步更加“合理”的一種線索，并主要表現在思想史中。在其他人文和社會領域，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理念”的邏輯展開過程，可能是不存在的。某一思想的形成完全可以是“縱橫關系”中某種思想偶然刺激的結果，而且比較起來也不一定更進步、更合理。
思想史的外部解釋，是尋找影響或決定思想形成的社會環境和背景。照知識社會學的觀點，知識和思想是由社會決定的，因此要解釋一種思想，就要尋找決定它的社會條件和社會狀況。對此，舍勒和曼海姆進行了系統性的論述。如舍勒把五種價值等級（可感覺的、功利性的、生命、精神、絕對）與五種群體（大眾、社會、生活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和教會共同體）對應起來，把不同的思想與不同的階層對應起來。照曼海姆的說法，社會的進程影響思想的進程，社會進程在本質上滲透到了觀察問題的視角。我們當然不接受思想和觀念純粹由社會決定的這種一般的“決定論”觀念，原則上我們承認思想和觀念往往具有社會史的背景和原因，它們或者確實是決定了某種思想的出現，或者只是作為一種因素促使了某種思想的產生。思想史的社會解釋對研究者所要求的知識顯然很高，這就要求思想史研究者不能限于思想史的范圍，他還要進入到社會史的領域中。這種艱苦的結合，是改善中國思想史研究狀況的一個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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