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信任角度解析家族企業的持續成長
論文關鍵詞：家族企業；社會信任；家族企業成長
論文摘要：文章通過企業有效成長階梯模型分析了家族企業的成長過程，論證了家族企業出現成長瓶頸的深層原因是現有社會信任的不足，提出了改善社會信任的現實路徑。
一、問題的提出
對于家族企業，國內外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界定。我們認為，“家族企業”是對企業的產權性質和控制權結構所作的靜態界定.擁有所有權是內在隱含條件，對經營管理權掌握程度的不同是區分家族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主要依據。對企業所有權的掌握，從家族成員完全控股到只占很小比例的股份但擁有相對優勢;對企業經營管理權的把握，從完全由家庭成員掌握的家庭企業組織到只掌握高層的具有企業愿景意義的經營決策權.都屬于家族企業的范疇。一旦突破這一范疇，家族企業也就蛻變為公眾公司。
(一)企業成長模型
研究表明，企業的成長是階梯型的，在不同的階梯上.盡管其有效運行的內在邏輯沒有改變，但由于約束條件的不同，企業的外在治理特征明顯呈現出“家族化管理”、“半職業化管理”和“職業化管理”這樣一些階段性特征，這就是企業有效成長的基本規律。
企業成長的“半職業化管理”階段是企業從“家族化管理”走向“職業化管理”的過渡階段.即企業通常所說的‘二次創業階段”，也是企業發展的“瓶頸”階段。在這一階段，企業通常會在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資金緊張、人才流失、營收滑坡……越是“超常規”發展的企業.這樣的癥狀越明顯。半職業化管理階段又是企業發展最為關鍵的階段，是企業走向成熟和穩定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一階段，如果制約企業發展的綜合性、爆發性“瓶頸”因素得以消除，企業就會由家族化管理成功轉換到職業化管理的軌道.從而實現健康、穩定發展.使基業得以常青。反之，如果“瓶頸”得不到消除，多年來企業快速發展所積累和掩蓋的各種矛盾就會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從而導致管理失控、危機四伏、一數年基業終將毀于一旦。
(二)家族企業成長瓶頸及其實質
我國的家族企業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經成長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的核心力量之一。在創業初期家族化管理模式確實極大地促進了家族企業的快速成長，但目前家族企業普遍面臨“長不大”的問題，家族企業的發展受到資本、人才、文化等方面的制約。顯然，我國的家族企業大多已經成長到二次創業階段，如何消除企業發展中的瓶頸因素，實現家族企業健康、穩定的發展，這是目前巫待解決的課題。
對我國家族企業目前存在的種種困境，有學者根據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企業的發展演變歷程認為，我國家族企業要進一步發展成長.必須摒棄家族所有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問題是如果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就可以順利解決家族企業的有效成長問題，那為什么有些采取了現代企業制度的家族企業卻遭遇了成長的尷尬，并在吸取教訓后重又回到了家族控制的形式?中國目前并不缺乏有能力的經理人，同時也有大量家族企業由于創業者經營管理能力不足急需引進有能力的職業經理人，但為什么大量家族企業由于缺乏有效治理而頻頻落馬?我國有著巨量的居民銀行存款，但為什么民營家族企業卻在籌措企業發展資金方面一籌莫展?
上述問題的實質在于，制約家族企業有效成長的并不是是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信任資源狀況。大量的文獻研究已充分顯示，企業成長受到所處社會的整體信任結構的影響。家族企業是一個經濟范疇.同時又是一個歷史、文化和社會范疇，它的持續成長和發展必定受到作為社會文化重要因素之一的信任的強烈影響。由于信任不足和信息不對稱，家族企業的授權、放權存在極高的代理成本.企業規模擴張所需要的資金來源也大大受限。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大多數民營企業都帶有強烈的家族化管理行為特征。其實，家族化管理絕不是華人或中國企業家的管理行為偏好，而只能理解為是在宏觀制度環境影響下企業的一種相機選擇的結果。或者說家族化管理在企業是一個理性運用的工具，受到環境和制度如信任危機的影響，信任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企業的成長行為選擇。
二、解決信任問厄的現實路徑
我國在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的過程中，確實遭遇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機，出現了信任資源雙重殘缺的局面。信任作為一種經濟行為規則、秩序，它的形成和系統建立，需要一個長期過程。更需要通過一套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制度來保障。
(一)進行觀念創新—構建經濟發展的信任文化
任何社會的經濟發展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下，也都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形成和積淀出特有的文化底蘊。在傳統觀念中，信用被簡單地歸為道德領域的問題。事實上，信用從古至今都兼具經濟意義，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市場主體必須樹立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的理念，明確市場經濟需要信用，市場經濟法則獎勵講信用，也毫不留情懲罰違信行為。另外，要充分發揮中國傳統文化對經濟主體行為的指導作用，加強誠實守信道德建設，貫徹儒家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念，創建信任思想基礎。
(二)進行制度創新—完善信任的運行機制
從實踐看，大規模失信行為的產生一般都與制度上存在的缺陷有關，人們在交易過程中是否積極實施信用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制度安排。在現實中，人不是天生的自然而然地守信用，關鍵是要有一套制度，使當事人信用行為的收益大于不講信用行為的收益，講信用的成本小于不講信用的成本。對此我們要完善市場競爭機制，促進公平競爭;完善產權制度，明晰產權，加強私有財產保護力度;加快信用評級、資格認證體系建設;疏通信息渠道，加快個人信用制度和中介服務體系建設。
(三)加強法制建設，營造信任的法制環境
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完善相關的保障投資人和債權人利益的法律法規，保障融資渠道的暢通。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完整的專門法律、法規來調整個人信用活動的行為和利益關系，通常情況下，經濟主體違約不講信用的收益要遠比付出的代價多得多，特別是在民營企業中外部經理人欺騙所有者甚至攜款逃跑、篡位的事件接連發生。我們可以建立類似美國公平信用報告法這樣的專門法律來推動個人信用制度的建立，從信用等級評定、資信評估、咨詢機構和規范的公共信息、數據的取得與使用程序等.都需要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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