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中的證據開示制度研究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證據開示已成為刑事訴訟中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本文在概述證據開示制度基礎之上，根據我國現行刑事訴訟中有關證據開示制度的狀況，結合司法實踐，提出了構建我國刑事訴訟證據開示制度的初步設想。
論文關鍵詞：證據開示 刑事訴訟 構建
證據開示是當事人主義訴訟程序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和制度。1996年我國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訴訟制度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引進了對抗式庭審機制，但相關的制度建設尚未跟上改革的步伐,其中之一便是證據開示制度。修訂后的《律師法》建立了一種控方向辯方單向開示的證據制度。但是該制度在理論和實踐中還存在諸多困難，需進一步探索和完善。
一、證據開示制度概述
證據開示，是在對抗制或是具有對抗制因素的訴訟模式下，控辯雙方在庭審前或庭審過程中相互獲取證據、信息的一種程序設置，是一種證據知悉制度。證據開示制度最早出現于英國，在美國發展地最為完善。該制度旨在實現控辯雙方的平等武裝和對抗，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訴訟效率，最終在刑事訴訟中實現保護人權的目的。
二、我國刑事證據開示制度的現狀與分析
1996年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建立了類似當事人主義對抗式的庭審模式，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刑事訴訟過程中證據信息的溝通分為三個階段，具體法條有：（1）偵查階段，《刑事訴訟法》第96條第2款，第121條；(2)審查起訴階段，《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1款；(3)審判階段，《刑事訴訟法》第36條第2款。以上法條就證據信息溝通和辯護方的閱卷權作了規定，但缺陷依舊明顯：律師在偵查程序中接觸不到任何案卷材料，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權范圍過窄，相關概念不明確等等。
新《律師法》第34條規定將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閱卷的范圍擴展至“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在審判階段閱卷的范圍擴展至“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包括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書證、物證等偵控機關收集的所有證據材料都必須向辯護律師提供。對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閱卷權作了突破性的規定，拓寬了辯護律師的閱卷范圍，在實質上作出了控訴方向辯護方單向開示證據的規定，但并沒有改變我國尚未建立刑事證據開示制度的現狀。
三、構建我國刑事證據開示制度的設想
針對上述問題，學術界和實務界對刑事證據開示制度在我國的構建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研究。壽光模式、海淀模式，以及2003年最高院、最高檢、司法部聯合發布的《關于刑事訴訟案件實行證據展示的諾干意見》（試行）等都是進行證據開示制度探索的成果。
（一）建立證據開示原則
證據開示制度的原則指導著證據開示的范圍、方式等具體規則的運作，間接地實現著刑事訴訟公正、效率等價值目標。鑒借國外的證據開示制度，建立我國刑事證據開示制度原則，需要包含以下幾項:依法開示原則、雙向開示原則、不對等開示原則、公共利益原則。
（二）具體制度設計
證據開示的主體：證據開示作為控辯雙方相互獲取證據為主要內容的訴訟程序，其參與主體首先應包括公訴方和辯護方。除此之外，法官也應該是證據開示的參與主體。法官不僅以裁判者的身份參與其中，而且在法官行使庭外調查權時，作為開示證據的義務主體，有必要將其調查所得的證據向控辯雙方開示。
證據開示的時間、地點：關于證據開示的時間，筆者認為證據開示要分階段進行，即分為審查起訴階段、庭前準備階段和法庭審理這三個階段，因此證據開示的地點應該按照證據開示的時間來決定，在審查起訴階段，證據開示應該在檢察院的進行；在案件提起公訴以后，應該在法院進行。
證據開示的內容：公訴人開示的證據范圍包括公訴人擬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輕的證據以及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辯護律師開示的證據范圍是其擬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證據。但有例外，對于涉及國家秘密、舉報人身份、個人隱私，其它根據公共利益豁免原則不宜公開的證據，公訴人可以不予開示。
（三）司法救濟與制裁
同其他任何制度一樣，人性的弱點決定了證據開示也要面對不被遵守乃至被破壞的現實。當出現違法違規現象時，筆者認為處理方式應是分層次的：（1）強制開示。當附有證據開示一方拒絕證據開示的時候，法官應首先要求其開示；當這種要求不能被遵守的時候，法庭可以采取一定的手段強制其開示。（2）宣布延期審理。控辯雙方有正當理由未在庭前開示有關證據材料，在庭審中開示未經開示的證據，法院可依申請或是依職權決定延期審理，給控辯雙方一定的準備時間。（3）排除證據。禁止違反開示義務的一方向法庭提出未經開示的證據。這種制裁方式比較嚴厲，應當是最后的處罰手段。
（四）建立健全相關制度
證人保護制度：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49條規定公安司法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但缺乏具體的操作規定，實踐中證人出庭作證的比率非常低。為確保證據開示制度功能的有效發揮，應當建立完整的具有操作性的證人保護制度。
律師制度：律師的介入是證據開示制度有效運行的前提和保障，目前被追訴人缺乏律師幫助已成為阻礙證據開示制度功能發揮的重大障礙。為確保證據開示制度的有效運行，應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律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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