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保障原則得到充分具體體現
新刑事訴訟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權”載入刑訴法典。這是我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我國民主與法治進程的一個里程碑。1999年以來，我國兩次修憲，1999年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治國的基本方略寫進憲法，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把人權保障原則上升為憲法原則。按照刑訴法是國家法律體系中基本法的定位，基于刑事訴訟法作為重要的部門法，必須貫徹落實憲法的規定，加大人權保障的力度，加強對公權力行使的制約和規范的考慮，這一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把“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刑訴法典。
“尊重和保障人權”在我國刑訴法中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條增加規定：“尊重和保障人權”，把人權保障作為刑訴法的一項重要任務規定下來。即“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需要說明的是，人權保障原則不僅僅是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的任務，更是刑事訴訟的一項重要指導原則，刑訴法的立法和執法，都要以“人權保障原則”作為一項重要的指導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刑訴法就是一部人權保障法。
第二，調整訴訟結構，改革刑事辯護制度，把人權保障原則落到實處。新刑事訴訟法把刑事訴訟中控、辯、審三種基本職能進行調整和優化組合，解決了長期以來偵查階段律師辯護缺位的問題，把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從審查起訴階段提前到偵查階段，使我國刑事訴訟結構全面實現了控訴職能、辯護職能、審判職能的優化組合，達到了現代刑事訴訟結構的基本要求。刑事訴訟法第33條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托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托律師作為辯護人。被告人有權隨時委托辯護人。”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修改，不僅提前了辯護律師介入訴訟的時間，而且還擴大了律師的辯護權，把律師參加刑事訴訟落實到訴訟的各個階段，對我國刑事辯護制度作了重大改革。
——第31條規定了辯護律師有申請回避的權利，“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規定要求回避、申請復議。”
——第47條規定了律師的執業保障權。“辯護人、訴訟代理人認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員阻礙其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的，有權向同級或者上一級人民檢察院申訴或者控告。人民檢察院對申訴或者控告應當及時進行審查，情況屬實的，通知有關機關予以糾正。”并進一步在偵查一章的第115條規定：“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利害關系人對于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有權向該機關申訴或者控告：(一)采取強制措施法定期限屆滿，不予以釋放、解除或者變更的；(二)應當退還取保候審保證金不退還的；(三)對與案件無關的財物采取查封、扣押、凍結措施的；(四)應當解除查封、扣押、凍結不解除的；(五)挪用、私分、調換、違反規定使用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的。”
——第56條規定，辯護律師有權申請對非法證據的排除。
——第73條規定，辯護律師對監視居住者，獲得告知權并參與訴訟。
——第95條規定辯護人有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的權利。
——第159條規定，在案件偵查終結前，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偵查機關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并記錄在案。辯護律師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
——第160條規定，偵查機關偵查終結的案件，應當將案件移送情況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
——第170條規定檢察機關審查案件應當聽取辯護人意見，并記錄在案。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
——第182條規定開庭前的準備工作，規定人民法院應當通知辯護人參與庭前準備工作，解決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
除上述規定外，新刑事訴訟法保留和加強了辯護律師參加一審、二審、死刑復核和審判監督程序的規范。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226條增加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實，人民檢察院補充起訴的以外，原審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罰。”進一步貫徹上訴不加刑的原則，以保障被告人的上訴權。還有第240條增加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復核死刑案件，應當訊問被告人，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
從上述一系列規定可以明確地看出，這次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調整了訴訟結構，強化了辯護權，把律師參與和介入刑事訴訟貫穿于整個訴訟的過程中，使人權保障原則得以貫徹落實，這是我國民主與法治的一大進步。
第三，新刑事訴訟法建構了一套嚴禁刑訊逼供的運作機制，為杜絕刑訊，保障人權設置程序制裁措施。這一機制包括：一是確立了“不得強迫自證其罪”的原則，其第50條增加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二是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第54條和第58條詳細規定了非法證據排除的條件、范圍、程序和方法；三是出臺了一整套保障依法訊問和審訊的措施，包括第121條規定的偵查訊問中的全程錄音錄像措施，第116條規定的嚴格審訊場所，即拘捕后要立即送交看守所，進行訊問，還有嚴格傳喚和拘傳的時間，每次不得超過12小時，特別重大的案件，傳喚、拘傳持續的時間也不得超過24小時，其中還要保障其必要的休息和飲食時間等等。以上三個方面的規定，即“權利——規則——措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嚴禁刑訊的科學機制，以解決長期以來禁而不止的問題。
第四，新刑事訴訟法堅持“以人為本”，對訴訟中的特殊人群、弱勢群體采用了人道主義的程序保護措施，以體現“尊重和保障人權”。
——強制措施中充分體現人文關懷。其第65條關于適用取保候審的規定：“(三)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四)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取保候審的。”第72條關于監視居住適用對象的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符合逮捕條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監視居住：(一)患有嚴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二)懷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三)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養人；(四)因為案件的特殊情況或者辦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更為適宜的；(五)羈押期限屆滿，案件尚未辦結，需要采取監視居住措施的。”“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可以監視居住。”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措施，特別關注患病、生活不能自理、甚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撫養人，懷孕或在哺乳自己嬰兒的婦女等等，它充分體現了法律的人文精神，體現了人文關懷，堅持以人為本，還有對各種強制措施執行中通知家屬，依法變更，聽取辯方意見，以及不服申訴、控告等救濟措施，都是人文精神在訴訟中的具體體現。
——把法律援助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到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
新刑事訴訟法第34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托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這一規定充分體現了訴訟中的人道主義和人權保障原則，彰顯了我國刑事訴訟中的人文關懷精神。
——在第五篇專門設立特別程序，其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以及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中體現的人文關懷最為集中。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中所規定的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工作原則，以及程序設計中的分管分押、指定辯護、犯罪原因調查、訊問時代理人到場、附條件不起訴、不公開審理、犯罪記錄封存等等，無不體現訴訟人道、人本、人倫、人性的法律觀和道德觀。
——在執行程序中確立社區矯正制度，對執行程序中的人文、人倫精神的貫徹，在我國是一個創新。其第258條規定，“對被判處管制、宣告緩刑、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由社區矯正機構負責執行。”這一規定不僅是我國刑罰執行機制的一項重大改革，更是我國執行程序中創設的一種非監禁方法的執行程序。從監獄大墻內走向大墻外，依靠人民群眾自治的方法執行刑罰，這種執行機制的創新，不言自明，它是人權保障原則和人道主義在訴訟中的體現。它的出現把我國刑罰執行程序引領至人本主義的理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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