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庸思想對重建傳統翻譯理論體系的啟示
摘要：翻譯作為人類悠久的歷史活動，學術界對它的理論研究也越來越深入。雖然在時間上傳統譯論已經結束，但它對當代譯論建設仍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其關鍵在于必須進行現代性的轉化。本文通過總結當前譯論家在此方面已取得的理論研究成果，具體闡述了傳統譯論內在精神之“中庸”思想在重新建立中國傳統譯論體系的過程中可能發揮的作用，以期為當代譯學研究提供一些參考。
關鍵詞：傳統譯論;現代轉化;中庸
重建中國傳統譯論體系無疑是一項艱巨的任務。盡管有人已經意識到傳統譯論是一座豐富的寶藏，礙于難度卻遲遲不能深入挖掘，或者也只是淺嘗輒止。回顧對傳統譯論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研究的特點均因時而異。總體看來，初期的研究以現代性為參照表現出強烈的反思傾向。隨著研究的發展，翻譯界漸漸地從這種消極的研究轉向積極的研究，強調對傳統譯論內在價值的挖掘和闡釋，而后者正成為目前傳統譯論研究的主要趨勢。
著名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楊自儉先生曾經指出，對傳統譯論的轉化必須涉及以下思想：（1）順應時代潮流，立足發展中國譯學;（2）用古今中外打通的思想和比較研究的方法;（3）以現代譯學的范疇、命題、系統為參照系;（4）對傳統譯論進行整理、解釋、繼承、發展轉化的工作。其關鍵部分是通過現代轉化達到繼承傳統譯論的科學精神和優良傳統的目的，以促進新譯學的建設。由此可見，轉化不是從傳統到現代的移植和對接，而是傳統理論成果內在精神價值的轉化。此外，謝天振教授也撰文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譯學觀念現代化的問題大致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討論：一、翻譯研究的最新進展與譯學觀念的轉變;二、翻譯的文化語境及其內涵的變化;三、譯學觀念的現代化與翻譯學的學科建設。張柏然教授也認為：“（傳統譯論的）現代轉換就是一種理性的，理論性的分析，目的在于激活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古代譯論部分，獲得現代的闡述，成為當代譯學理論的組成部分。”傳統譯論雖然資源豐富，但是其自身的局限使它不能直接為我們的現代譯論建設所用，所以，我們必須用現代學術的肌質來重塑它、充實它，這就是對它的現代轉型。轉型既是總結也是延續，是對傳統譯論的理論形態的總結，對它的寶貴思想和價值的延續。此外，王宏印教授對傳統譯論的轉型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設想，使傳統譯論的轉型工作進入了一個實質性的階段。他提出了“論題轉換”、 “概念轉換”、“形態轉換”三種方法，對于不同的傳統譯論，所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總之，就是將傳統譯論中模糊的、流變的、零散的觀點通過轉化，形成清晰的、確定的、系統的理論。另外，也有學者認為，我們對傳統譯論的發掘工作現在仍然處于起始階段：圍繞傳統譯論文本，即有形的轉化目前占據著主要地位。譬如，有文章通過對比分析指出馬名乾先生的“善譯”與西方奈達的對等理論存在異曲同工之處，并借用現代話語對其進行了相應的轉換。事實上，當上述研究取得足夠的進展，繼承傳統譯論的工作就可以在脫離文本的條件下進行了，也就是進入無形整合階段。
通過以上對一些譯論家在傳統譯論現代轉換方面已取得的理論研究成果的回顧，作者想就其中所提到的傳統譯論內在精神的轉換（以“中庸”為例）談一點自己的看法。
“中庸”一詞，首見于《論語雍也》：“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至《中庸》一書的出現其涵義則更加系統。“中庸”的“中”是“恰當”、 “合適”之意，而“庸”則是“用”，“中”與“庸”聯姻，即“體”與“用”的結合，是認識層面與實踐層面的統一。“中庸”之道要求人們遵循萬事萬物之間的和諧、至善狀態，它是本體論、方法論和倫理觀這三者的融合。從本體論上看，“中庸”反映了事物之間客觀存在著的對立統一的必然性，即“中和”，這是天人合一的自為狀態;從方法論上看，它要求人們無過無不及，即“中行”，這是道德與行為體用合一的自在狀態;從倫理觀上看，它要求人們棄惡擇善，即“中道”，這是人性本體內外合一的潛在狀態。這三者合一既是一種思維方式，又是一種行為準則，更是一種理想境界。孔子“中庸”思想的本義是“適度”原則，它是善與美的極峰。該原則的著眼點是用“中”致“和”。“中”并非是純粹數量關系的“半”，而是恰當。用“中”尋求協調的過程就是“和而不同”的過程。所謂“和”，就是不同東西的平衡，它能產生新事物。用林語堂先生的話來講，中庸精神在動作和靜止之間找到了一種完全的均衡。
回顧翻譯文論話語，如“歸化”與“異化”、“形似”與“神似”、“虛”與“實”、“文”與“質”等無不體現出某種對立的范疇。而“中庸”思想則強調用適度原則來處理問題以達到和諧狀態。筆者擬以其一，即歸化與異化為例來討論“中庸”思想所具有的指導意義。
關于歸化與異化的問題，國內外譯界早有論述，這是翻譯研究中一對非常重要的范疇。它的源頭可追溯到1813年德國詮釋學派翻譯理論家施萊爾馬赫 （Schleiermacher）對翻譯途徑的闡釋：“翻譯的途徑只有兩種，一種是‘譯者要么盡量不打擾原作者而讓讀者靠近作者’，另一種就是‘要么盡量不打擾讀者而讓作者靠近讀者’。”這兩個概念后來在1995年被美國翻譯家韋努蒂（Venuti）采納，在其《譯者的隱身》一書中冠名為“異化翻譯” （foreignization）和“歸化翻譯”（domestication）。從文化交流的角度來說，譯文首先應該是異化的，這樣才能對目的語中的某些規范產生沖擊，并最終實現對目的語的擴展和充實。如為準確傳遞文化信息，采用異化策略并已被廣泛接受的譯語包括hippies（嬉皮士）honeymoon（蜜月）、餃子（jiao zi）、福娃（fu wa）等。但同時，歸化策略在翻譯過程中也非常重要。譬如，梁實秋將《亨利四世》中的“Hotspur”以為“霹靂火”，愿意是“鹵莽性急的人”，展現了人物急躁、風風火火的性格。這樣的翻譯起到了“人如其名”的效果，顧及了讀者的認知而不拘泥于原名形式。正如孫致禮所言，歸化與異化并非水火不相容，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必須采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善于兼用異化和歸化兩種方法”。筆者也認為，“異化”與“歸化”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并無高低優劣之分。出于不同的翻譯目的，譯者面對源語文化與譯語文化大致可采取三種文化立場：一是站在源語文化的立場上，往往傾向于異化策略;二是站在譯語文化的立場上，往往傾向于歸化策略;三是站在溝通兩種文化的立場上，試圖尋找一條“中庸”之道。這兩種翻譯策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曾受到過推崇。比如 “五四”時期以魯迅為代表的學者提倡異化翻譯，這在當時有助于擺脫閉關鎖國的文化心態;而抗日戰爭時期當莎士比亞的戲劇被譯介到中國來，一般都經歷了中國化的改譯，增添了抗戰的內容，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這樣的改譯也著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毋庸置疑，我國傳統譯論是一座豐富的寶藏，蘊含著深邃的哲理。其內在精神價值的轉換落實到具體工作上，絕非易事，作者期望這樣的轉換能夠成為今后傳統譯論研究的一個重點。末了，引張柏然教授的話以資共勉—本土的翻譯現象和翻譯經驗，是產生原創性譯學原理最深厚、最值得珍惜的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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