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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詩的“詩史”性及其現實價值探究

    時間:2024-10-01 08:19:33 論文范文 我要投稿

    關于杜詩的“詩史”性及其現實價值探究

      [論文關鍵詞] 杜詩 詩史 儒家風范 現實價值

      [論文摘要] 杜詩具有很強的“詩史”性,源于詩人的儒家風范;杜詩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的歷史,凸顯出兩大主題:忠君愛國和民本思想。在“以人為本”的今天,“詩史”性的杜詩煥發出優秀的人文精神而顯示出豐富的現實價值。

      杜詩真實地記錄了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因此其自中晚唐開始,一直享有“詩史”的美譽。稱杜詩為“詩史”,最早見于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必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逸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后世加以沿用推衍,“詩史”漸成為文學史上的定論,如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奉杜甫為詩宗并開創江西詩派的黃庭堅,在《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山谷詩外集補卷四》)這樣寫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斜……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看來,自宋代始,譽杜詩為“詩史”已為世人廣泛接受和認可。

      杜甫在詩歌創作中善于反映歷史事件,用現在的話說,最能寫出歷史的真實。杜詩在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重大的歷史事件和廣闊的社會面貌的同時,又本著歷史的發展對當時社會進行了敏銳的分析和嚴肅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詩里寫出了事變前夕的社會矛盾的尖銳現象。如《前出塞》《后出塞》《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等,大體上都是反映了事變前夕的階級動態的作品。在事變當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對各階層的生活更加熟悉,對事變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寫的這個時期的作品,幾乎反映了各個社會階層的動態,觸及了許多重大的國計民生。中唐元倡導新月府運動時《樂府古題序》說過:“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無復倚旁。”(《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長慶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肯定了杜詩真實反映歷史的特點和優點。“安史之亂”中,詩人的《哀江頭》《哀王孫》《春望》《月夜》《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別”等,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矛盾和人民悲慘痛苦的生活,表現出對國事的極端憂慮和對民眾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詩史”之作源于其儒家風范。的確,詩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憶昔》中曰:“愿見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甚至,他還自認是個“腐儒”,如其在《江漢》中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一個身受儒家思想熏陶,篤信儒家生存理念,一個“有志于道者”所必須身體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狀態及其價值取向,在他那個時代獨一無二。杜甫《進鵰賦表》:“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杜甫的先輩中,杜預是晉初的名將,又是一位精通儒術的人,曾撰寫《春秋集解》;杜預而下的杜耽、杜遜、叔吡、依藝,或是刺史或是縣令;祖父杜審言系高宗咸亨進士,曾任城尉、洛陽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館直學士。杜甫自己說從他的遠祖杜預以來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說他們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傳統,一直是為朝廷服務的。而杜甫也在詩中寫過他自己的志意,他說:“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我們從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對他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和了解。

      杜甫的政治詩,深切地注視這國家命運,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他都要過問國家大事,都要出主張、談看法,積極的政治態度是非常難得的。杜詩在反映歷史和現實生活同時,還常常表達自己生平抱負和政治理想。憂國憂民和忠君思想,是這類作品的顯著特征。這個特征的內涵比較復雜,其中既有積極的因素,也有著消極的因素。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確實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很深的人。杜甫的儒家思想是有著自己的特點的,其特點在于杜甫特別篤信那曾被儒家所標榜,卻一向不曾實行的某些理想,連孔子孟子稱道堯舜,也只是標榜而已,杜甫則篤信而迂執。杜甫把堯舜之治當成可以見諸實行的真理,在《奉贈韋左趁丞丈二十二韻》里談到自己早年的抱負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是杜甫發自肺腑的話,和統治階級緣飾儒術標榜的詞句是不同的。白居易、蘇軾等同樣是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的詩人,但他們誰也不像杜甫這樣執著和認真。加之杜甫的遭遇,當國家有太平迅速轉為動亂的條件下,他不僅客觀地看到民間疾苦,而且親身感受了這種痛苦。他不僅看到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而且自己也親身嘗到了“入門聞號,幼子餓已卒” 的悲哀,親身體驗了饑寒交迫、顛沛流離的痛苦生活。他在生活中既然和人民有了共患難的關系,也自然地產生了同憂戚的感情。這種感情和儒家的仁民愛物的社會理想一結合,就成為了詩人思想和道路的基礎,以致“迂拙”到不可動搖。

      一方面,杜甫“詩史”所表現出的儒家風范必然衍生出“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忠君愛國的強烈政治色彩。“長愿天子圣”與“探道欲度羲皇前”,這就是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與對國家、民族、社會的關心相聯系,把天子的“圣”否看成是一個關鍵因素,在封建社會的思想認識體系和社會結構體系里是必然的。應該注意的是“致君堯舜上”是一個理念體系,它的外表不能不包裹著臣下對君王的“忠”,而它的具體內容卻包含著、規定著對國家、現實、黎民的熱愛、憂慮與關心。“忠”不是愚忠而是要“致”,要改變、影響,使其成為堯舜那樣的圣君,就包含著斗爭。實際上這是有風險在內去戰斗的現實主義,而其著眼點乃在憂黎元、淳風俗,即解決老百姓的具體問提。這包含著極其可貴的思想,甚至與后世不同發展階段的民主意識是相通的,因而有著廣泛的啟迪作用。

      另一方面,儒家風范必然衍生出杜詩張顯人性之“欲”民本思想。儒家的仁愛情懷是與杜詩關注民生疾苦的精神指向互為表里的,杜甫常常站在人民的立場,為人民而歌唱。“言欲”,首先是言百姓之“欲”——利益。葉燮《原詩·外篇(上)》曰:“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篇舉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茍,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之地,而以山川景物朋友杯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杜甫對亂離的世道下受苦難的、具體的“人”的基本生活狀態的抒寫,表現了他對人的正當的生存欲求的有節制的表達和要求。首先應該舉出《石壕吏》及《又呈吳朗》,在藝術、語言上誠然是爐火純青。然而,它們最大的特色,是塑造了足以代表唐代眾生相,以及他們的人性或受戕害或遭壓抑或被扭曲的人物形象,這就是杜詩中的“人物”詩。在這兩篇具有敘事風格的詩篇中,杜甫對人的正當而卑微的欲求,人在亂離中的痛苦的描寫,最大限度地發掘出人性之美、人性之真。比如,《石壕吏》中“婦啼一何苦”,已經成為千古絕唱,打造出了苦難時代中的一個普通老嫗的勇于犧牲奉獻、敢說敢做、敢哭敢控訴,而又敢于承擔的美好品格。同時也寫出了唐代下層婦女的命運,婦女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杜甫是人民的“喉舌”,通過詩歌喊出了民眾的痛苦和心聲。   二、“詩史”性的杜詩的人文精神及現實價值

      趙睿才提倡把杜詩“當作一個整個的有機體來研究”,杜甫從早年到晚年的詩作,其憂國憂民的積極精神是一以貫之的。所以,杜詩真正的價值在于它全面、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出唐朝由盛而衰之際一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喊出了民眾的痛苦和心聲。推崇杜甫,學習杜甫的是杜甫的“似司馬遷”,是杜甫關心國家、關心人民的戰斗的現實主義。講杜甫“一飯不忘君”,除了受時代的制約外,更多還是以致君堯舜、實現稷契伊周之志著眼,這仍包藏著對國家、對人民的關心。杜甫詩中有“不廢朝廷憂”與“罪里眉攢萬國愁”的句子,此所謂憂,愁,就是“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憂,也就是“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的稷契之志,即為天下人的安樂而奉獻自己。這種精神,在其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中,在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都有實質性的體現,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價值倫理觀念的精華。就今天而言,它與“關心愛護最廣大人民群眾”這點有一致性,也與我們的時代精神合拍。

      杜甫充滿了民本思想為基礎的仁民愛物精神。“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這里所指的是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得到最充分最集中表現的杜甫憂國憂民博大情懷與崇高精神界。這種思想的孕育仍然來自我國傳統文化中優秀政治思想學說的精華,其產生也有最深刻的社會物質根基。任何社會的構成,都以人為基本。任何時候,人民群眾都是社會的主體,而歷史是人民創造的。杜甫詩中關于人民苦難生活的描寫甚多,大多可分為“戰亂”釀成的種種哀傷和“誅求”引起的種種痛苦。這種極深厚的愛民精神貫穿在全部杜詩中,而由于藝術含蘊的巨大魅力和杜甫誠摯忠懇的個性,種種透過詩情燃燒的仁民愛物之心,超越了一切純理性的言論,成為永放光芒的人道主義精神的熱源。現在“以人為本”的觀念已在很廣大的社會范圍形成共識,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正是我們高揚的時代精神。那么杜甫的光輝思想,也將在我們的時代獲得廣泛認同。

      杜甫一方面剛烈疾惡,揭露生活中的陰暗面,另一方面對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無論是大自然還是社會人生,都充滿著詩人的敏感和熱情。熱愛美,才能憎惡丑,杜甫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他對生活中光明事物的熱愛追求是統一的人生態度的展現。洋溢于杜詩中的貫穿日常生活的高尚優美情操,對于現代社會中人們的生活情趣的豐富、陶冶與提高,具有廣泛的啟迪。

      杜甫是一個喜歡寫現實的人,其實都不是單純的現實,其中包含有他的理想。基于此,我們可以說,在21世紀,杜甫仍然還活在我們心里,在某些方面,還將繼續是“我們現代人民的喉舌”。在《與時俱進,弘揚杜甫精神——紀念杜甫誕生1290周年》(《杜甫研究學刊》)一文中,張志烈進一步闡述和發揮了杜甫這一思想,認為杜甫精神是指全部杜甫詩文及其立身行事中所體現出來的基本思想感情,簡略地說,就是他那以民本思想為基礎而融合中國傳統文化各種美德的仁民愛物精神。在這個精神體系中,有三個情結最為重要而突出:首先是憂國憂民、愛國愛民的高尚情操;其次是自覺的社會良知和社會責任感;再次是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杜甫一生的言行與追求,就是為了實現社會的和諧而深刻地揭露那些不和諧!“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中表現粗來的追求社會和諧的崇高而激烈的感情至今依然深深的打動我們。讓人傾慕的是,杜甫關于追求社會和諧的訴求,在詩文中比比皆是。

      杜詩廣博的題材內容,豐富的精神世界,對于今天提高全民的道德素養,陶冶生活情操,都具有極重要的作用。面對建設先進文化的時代要求,面對著杜詩博大精深的內容與時代的息息相通,今天,對于杜甫詩歌的學習、研究、宣傳、運用,都存在廣闊空間。杜詩中全部豐富的生活內容,包括哲理、政治、道德人格等等,都融注在他心靈的審美判斷中,是他對人生的審美體驗和審美感悟的結晶。一部杜詩,就是無限遼闊的生命節奏海洋,審美感應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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