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移民語言研究的現狀及問題存在論文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迅猛發展，人口遷移已然成為世界各國在現代化進程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根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截止2014 年底，中國流動人口總數為2。 53 億，年均增長率達3。 39%。人口的遷移使不同地域、階層、文化背景的人們在大中城市聚集，進而成為城市化進程中特有的社會群體。他們的語言態度、語言能力、語言接觸和語言認同等一系列有關語言的問題，直接反映了這類群體與整個城市諸多方面的聯系。從動態的社會語言學視角來研究城市新移民的語言生活狀況，可以真實地了解他們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態和身份認同。本文基于中國知網、萬方和維普三大文獻數據庫已發表的國內期刊論文和碩博論（ 2001—2015 年） ，從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三個角度綜合分析城市新移民的語言問題，還原這一群體真實的用語現狀，找尋城市化進程中新移民語言變化發展的規律，揭示當前城市新移民語言研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可行性建議。
一、城市新移民語言研究對象
（ 一） 語言研究人群所謂“城市新移民”，是指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正式或非正式途徑實現自我或家庭的區域性遷移，已在移居城市中獲得相當穩定的工作和住所，并具有定居意愿的流動群體。周大鳴將之分為四種類型的移民： 勞工型、智力型、投資型（ 或經營型） 和政策型。勞工型移民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大都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在制造、商貿、流通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打工，以出賣體力為主，工作不穩定，社會認可度低。智力型移民是指受過高等教育，在遷入地城市主要從事腦力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如白領階層、技術人員和研究型人員。投資型（ 或經營型） 移民是指打工者的部分人群通過進城務工完成資本積累，在城市經營某種生意的商戶或民營企業主等群體，如小商販、個體戶或私營企業主。城市新移民涵蓋了從工程師、白領，到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再到產業工人、散工等不同族群。
在被檢索出的87 篇相關文獻中，對勞工型移民的語言研究比例最大，共68 篇占78。 1%，以夏歷和劉玉屏為代表，主要研究2007—2010 年期間北京、南京、義烏等地的農民工群體語言使用狀況和語言行為的再社會化。其次是對新移民整個群體的研究，共15 篇占17。 2%，最具代表性是雷紅波的博士論文，他對上海新移民群體中的專業技術人員、初級白領、商業服務業者等不同階層進行了語言使用、能力、習得和態度的社會調查； 葛俊麗分別對杭州白領移民和非白領移民進行了語言使用和語言態度的調研。但針對純粹智力型和投資型移民的研究只有4 篇，分別來自張晶晶、郭慶、張先亮和賈曉蕾以及汪小艷的論文。另外，賈曉蕾在論文中部分內容分析了義烏言語社區中的外國商人群體。確切地說，該類論文只有4。 5 篇。
顯然，在城市化進程中，人們所關注的焦點大都聚集在勞工型移民。截至2014 年，我國狹義農民工（ 即跨地區外出進城務工人員） 數量為1。 7億，占流動總人口的67%。同時，由于工作生存、生活狀況、權益保障和子女就讀等問題，城市社會對他們的漠視導致在遷入地城市缺失各種話語權： 自生性、信息貧乏性、制度缺陷性和文化壟斷性等失語。再者，因為受自身語言能力和所受教育程度影響，其語言問題已成為融城的障礙。因此，人們對這一群體的關注遠甚于對智力型和投資型移民。然而，后兩者雖因具有一定資本或者知識技能而容易獲得較高社會認同，但同樣在心理、文化、經濟等方面存在著社會融合、語言適應和身份重塑的困境。因此，研究這兩類人群的語言現狀同樣具有現實意義。
（ 二） 語言研究遷入地
城市新移民所遷入的城市大致分為四個區域： 長江三角洲（ 53 篇論文） 、珠江三角洲（ 34篇） 、環渤海工業區（ 25 篇） 和中西部（ 15 篇） 。說明在當代中國，經濟發展是新移民的主要動力，大部分城市新移民認同的核心要素是財富觀，因此他們會選擇經濟發達的城市去謀生，例如北京（ 18 篇） 、南京（ 11 篇） 、義烏（ 9 篇） 和上海（ 8篇） 。北京和上海在中國的地位勿容置疑，南京除了經濟發達，從2003 年起南京大學每年召開“城市語言調查學術研討會”，2007 年成立了中國語言戰略研究中心，因此有一批實力雄厚的學術團隊對中國各大城市尤其是南京的語言狀況進行調研。義烏是浙江中部快速崛起的一座商貿城市， 2012 年底流動人口為159。 5 萬，約為常住人口的兩倍，吸引著成千上萬外商和少數民族，其高密度的人口流動和復雜多樣的流動人口一直吸引著不少學者。
二、城市新移民語言研究內容
（ 一） 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
語言態度是指個人對某種語體的價值評價和行為傾向，包括對語言的地位、功能以及發展前途等看法。研究表明，新移民普遍對普通話存在較高的情感、地位和功能評價； 對家鄉話情感評價較高，但功能和社會地位評價較低，而對遷入地方言的評價正好與家鄉話相反。對于外商移民群體，張先亮和賈曉蕾發現，他們對英語的情感評價較高，而對普通話的功能評價很高。語言態度影響著語言的使用，甚至制約著某種語言變體的演變。城市新移民來到遷入地后，個體從原屬地單一方言語碼使用逐漸轉為多種語碼共同使用，隨著社交場合的正式程度及與交際對象的關系不同，其語碼使用具有選擇性和傾向性，呈現出普通話和家鄉話并存分用的局面和內外分異與趨高避低的特點。“內外分異”指在家里或跟熟人更多選擇家鄉話，在工作單位或公共場合愿意選擇普通話“趨高避低”指傾向使用高聲望的語碼或變式如普通話，盡量回避低聲望的語碼如家鄉話。這樣，原屬地方言逐漸異化、弱化，普通話和遷入地方言逐漸固化，新移民雙方言人比例升高。
（ 二） 語碼轉換與語言選擇
雷紅波、張晶晶和陳龍琴分別從宏觀的語言選擇和微觀的語碼轉換對上海新移民進行了語言分析。雷紅波研究了上海四個不同階層100 名青年移民的語碼選擇，發現越是中上階層，更愿意用普通話交流，其次是上海話； 越是下層移民，會選擇能被上海當地居民所接受的家鄉話交流。張晶晶通過對24 位白領移民的深度訪談，發現語言選擇受到權力法則、文化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制約，上海白領移民更愿意用普通話與人交流，有時刻意隱藏家鄉口音。這一現象印證了雷紅波對上中階層所調研的數據： 私人領域100% 上中階層移民都愿意使用普通話，在公眾場合24% 的移民會經常使用上海話。然而，汪小艷調查了南京市江寧區個體工商戶的新移民，發現這一階層選擇普通話的比例高達77。 76%，但只有5。 56%使用南京話與同事或朋友交流，卻無人向當地江寧話聚合順應。可見，方言雖本質相同，但它們的社會屬性不同，上海話的社會地位明顯高于南京話和江寧話。陳龍琴則從微觀的角度對上海的紹興移民進行了語碼轉換分析，發現紹興移民面對普通話、上海話，弱勢方言紹興話仍存在于移民的生活中，普通話和上海話在其言語社區中的社會地位和執行功能此消彼長。
（ 三） 語言接觸
語言的演變除了語言內部自身的常規變化外，還有外部語言間的相互接觸導致的非常規變化，比如在語言結構上的語音、詞匯和語法變化；語言功能上的語言兼用、語言轉用等變化，最終導致語言替換、語言影響、語言混合與融合。武小軍[18]對流動人口在不同語言環境下進行了不同語體接觸的考察，發現社會語言面貌呈現出向普通話趨同的多語并存共融發展態勢。武小軍和楊紹林進一步發現，在這種態勢下，普通話正逐步向地域方言滲透。正如羅美珍所說，在不同群體的接觸中，某一群體語言的結構特征或成分會向另一種語言擴散或滲透，既可能使被滲透的語言得到豐富發展，也可能由于從表層到深層的滲透而形成一種質變語言或語言融合體。莫紅霞在對杭州農民工語言調查中發現，語言接觸會造成語言間不同語體的不平衡發展，農民工在自身語言選擇以及對子女的母語教育方面，會選擇強勢或主流語言，而普通話的絕對優勢地位可能延伸至家庭內部。可見，語言替換就是相接觸的語體在語言使用功能方面競爭的結果。
（ 四） 語言同化和語言認同
語言同化或認同都指個體或群體在社會交際中對某種語言在態度、情感、認知等心理活動方面的趨同過程。黎紅
根據對新生代農民工在遷入地城市寧波的兩次社會調查，發現農民工的語言同化經歷了從被動接受到主動運用并逐步演化的過程： 農民工由原屬地單一方言語碼使用逐漸轉為多語碼共同使用； 母語方言逐漸弱化甚至異化，普通話和流入地方言逐漸固化； 向流入地言語習慣靠攏并趨同，甚至新語言成為唯一使用語言。樊中元對桂林和南寧的92 名農民工進行了語言期望、語言情感、語言行為和語言文化價值等四方面的語言認同觀調查，發現農民工在情感上認同家鄉方言，但在行為上更認同普通話。王玲通過問卷調查發現，農民工群體主觀自報的語言使用和語言認同的變化趨勢基本同步，但問路調查的客觀觀察結果卻顯示，其語言認同與語言使用的變化趨勢不一致，即對普通話的積極評價占主導，但使用的人占少數。農民工在遷入地所表現的不同程度的語言同化或認同對城市身份認同有著積極的作用，也是城市社會融入的必經過程。
（ 五） 語言能力和語言行為
伏干基于對外來工問卷的調查數據，發現語言能力低者為總人數的39。 4%，語言距離、交往機會、外出打工年限以及打工動機是影響語言能力的重要因素。高語言能力者與低語言能力者百分比之差表現為： 女性高于男性，教育程度越高差值越大，未婚者高于其他婚姻狀態者，有交往機會者高于無交往機會者，朋友無老鄉者高于朋友有老鄉者，語言距離越小差值越大。秦廣強調查發現，普通話水平對農民工經濟收入會有顯著影響，但對社會交際網絡和生活空間的拓展影響不大。劉玉屏通過對義烏農民工的調查發現，農民工要提高語言能力必然經歷一個語言再社會化的過程，表現在語庫的擴容、語碼選擇模式的變更、言語交際策略的調整和對打工地方言成分的援用，這是由外部驅動力如生活環境改變、交往對象復雜化和原有語庫貧乏之間的矛盾所帶來的語言交際困難，以及內部驅動力如對城市生活的認同及留在城市生活的意愿同時造成的。
三、城市新移民語言研究方法
在所有87 篇論文中，研究者們采用了不同的調研方法，如問卷調查（ 59 篇） 、輔助觀察或訪談法（ 25 篇） 、隱身觀察（ 3 篇） 、參與觀察（ 1 篇） 、錄音與語言日記（ 2 篇） 、深度訪談（ 3 篇） 、問路調查（ 2 篇） 和田野調查（ 3 篇） 。有些同一篇論文采用了多種不同的調查方法，例如雷紅波采用了問卷調查、隱身觀察、參與觀察和訪談； 陳龍琴采用了問卷調查輔以觀察和訪談法； 王玲將問卷調查和問路調查、錄音訪談相結合等。多種調查方法的綜合運用可以相互彌補、相得益彰。問卷調查是社會調查最常用的一種數據收集_手段，它方便實用，能在短時間內收集到大量相關信息，經費、人力成本低且便于歸類整理和定量分析。因此，有59 篇論文（ 67。 8%） 采用了此方法，且部分采用了SPSS 統計軟件進行了定量分析。如伏干用調查問卷的形式采集到了長三角和珠三角4 152份有效試卷； 武小軍通過對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和西部經濟發達城市的問卷調查收到了1 029個有效樣本。但問卷調查的真實性較難掌握，且缺乏靈活度和深度，較易受被調查者的興趣、心情、態度等因素影響，且回收率低。因此，不能將問卷調查作為唯一的調查方法，可以輔以觀察法或訪談法對問卷數據加以證實和補充，但很少有論文將問卷調查與訪談相結合。有些研究者采用深度訪談個案分析以及田野調查、語言日記等定性方法，長期追蹤記錄某類群體的真實活動和自然生活狀態，全面且有深度。但最大缺點是采集數據時間跨度長，因此這樣的論文相對少（ 只有8 篇） ，其中包括田野調查的3篇論文： 朱虹通過在東莞、中山和廣州近一年的田野調查對打工妹話語體系進行了研究，分為失語者、鸚鵡學舌者和得心應手者； 陳晨通過在東莞YC 制衣廠的民族志田野調查和對SJ 鎮四星級酒店的焦點小組訪談發現，外來務工青年通過積極學習粵語實現城市融入和完成自我主體性建構； 高莉琴和李麗華是為數不多描寫西部城市移民語言狀況的，通過對分布在烏魯木齊不同地方的新移民語言群落的田野調查，發現他們基本保持原籍方言或者原籍背景普通話，以保持群落內部的認可度和忠誠度。
在所有論文中，標出調查人數的文章約61篇，從3 ～ 4 125人不等。通常將訪談作為唯一研究方法的論文在調查人數上基本控制在100 人以內。從論文數量上看，采用問卷調查的論文集中在101 ～ 300 人之間的占37。 7%，可見300 人以內的問卷調查可操作性比較強，受學者們喜歡； 調查501 ～ 1 000 人之間占18%； 調查1 000 人以上相對比較難，只有6 篇文章占6。 8%。
四、城市新移民語言研究癥結
（ 一） 研究對象
一是學者們對勞工型新移民的關注遠遠超過對智力型和投資型移民，占78。 1%。顯然，人們更愿意關注生活在社會底層、話語權缺失的弱勢群體，而只有4。 7% 的論文是描寫純粹智力型和投資型移民。二是關注移民在流入地城市語言生活多，流出地用語現狀少。由于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遷入地城市的語言環境變得錯綜復雜，普通話、原屬地方言、遷入地方言甚至英語之間進行著大面積的接觸，因此大部分論文分析的是移民在遷入地的語言面貌。當然，極少數學者在關注新移民在遷入地用語狀況的同時，也將目光投向了他們移居城市之前的語言能力和語言態度；還有將關注點投向這些移民在城市居住一段時間繼而返鄉后的語言變化。這些論文更具動態性和完整性。三是城市新移民的遷移方向是從農村流向城市，中西部流向東部，其結果就是普通話的大量普及和推廣，使得一些西部民族語言和方言逐漸萎縮或消亡，這對語言規劃和教育部門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 二） 研究內容
一是研究內容重復率高，類型單一。40。 2%的論文集中分析城市新移民的語言態度和語言使用，關于語言接觸、語言同化、語言能力的論文比較少，這讓一些論文看起來缺乏創新意識和社會價值。二是研究視角比較單一。大多數論文只是從語言學角度進行分析，缺乏跨學科視角。黎紅從語言同化、陳晨從語言認同、秦廣強從語言能力、張娟娟從語言熟練程度、朱虹從話語策略等不同角度分析了農民工的城市適應問題。這些論文既尋找了語言要素與社會要素的共變關系，又發現了新移民語言發展變化的規律，值得借鑒。三是宏觀描寫多微觀研究少。論文總體偏向宏觀語言要素如語言態度、語言選擇等研究，描寫微觀的語言本體類文章較少。如黎紅從語言同化路徑宏觀分析了農民工城市融合的過程，但是沒能從語言本體如語言移借、語言替換、語碼轉換等進一步具體闡述同化的語言表現，導致研究內容比較空泛。不過，劉玉屏和樊中元對農民工稱謂語進行了調研；劉玉屏還探討了義烏農民工語言使用尤其在詞匯上受到義烏方言的影響。四是重描寫輕理論。絕大多數論文基本以問卷調查所采集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說明問題，缺乏對理論框架的搭建和深度探討。夏歷是最早一批關注農民工用語狀況的學者，在2007—2012 年連續發表了11 篇論文，但大多數論文很少進行理論和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深度探討。
（ 三） 研究方法
一是重定量分析輕定性分析。59 篇論文（ 占67。 8%） 采用了問卷調查的研究方法，可見研究者偏好定量甚于定性分析。但有時問卷調查所設置的場景或情境可能與被調查者的實際狀態存在出入，因此在問卷上填寫的答案就會出現誤差，例如王玲發現，通過問卷調查農民工主觀自報數據與問路調查法客觀觀察和訪談錄音所采集到的實際數據并不一致。這說明，訪談作為定性分析是對大面積問卷調查的補充。訪談作為唯一研究方法的論文和田野調查論文共8 篇，但即便以深度訪談為主的論文，大都也沒有具體說明是結構型還是無結構型訪談。二是在59 篇以問卷調查為主的論文中，只有13 篇明確說明抽樣類型。抽樣類型不具體說明會直接關系到調查結果的可靠性。同時，大部分文章的定量分析大多只停留在百分比統計與描述性分析，未能運用高級統計技術對數據進行深入且多維度的分析，因此，分析的有效性和結論的科學性也難以得到保障。
五、城市新移民語言研究前瞻
第一，研究對象要全面。不僅要關注勞工型，也要研究智力型和投資型移民。不同階層的移民都有自身的不同處境和身份，他們通過語言社會化的過程，不斷提高普通話能力、變更語碼選擇模式和調整言語交際策略，逐漸適應遷入地城市、拓展自己的關系網絡并找尋在城市中的自我定位。針對智力型和投資型移民，同樣可以研究他們如何采用不同的語言策略適應遷入地環境進行社會融合。此外，在關注流入地語言變化的同時，也可以研究流出地用語狀況，這樣可以動態地記錄原屬地方言和遷入地方言的語言發展變化和趨勢。
第二，研究內容要豐富，研究視角要多樣，研究理論要創新。不僅僅要著眼于語言態度、語言使用、語言同化等宏觀描寫，也要對語言本體類和話語分析類等進行微觀研究，這樣可以真正揭示城市語言所呈現的自然狀態、具體特征與真實面貌。視角要多樣化，盡量結合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門學科。重視理論框架的建構，使描寫性論文具有理論支撐。目前，大多數論文缺乏運用西方理論知識如B。 Norton 的身份認同理論（ IdentityTheory） 、H。 Tajfel 的社會認同理論（ SocialIdentity Theory ） 、J。 Gumperz 的言語社區理論（ Speech Community） 、N。 Fairclough 的批評話語分析理論（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等進行研究。國內學者可以結合中國移民的實際情況，在成熟的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突破和創新，這樣，在新穎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實證研究更具有社會價值。
第三，研究方法要具科學性多樣性。目前關于城市新移民語言研究的方法比較單一，主要以問卷調查的定量分析為主。可以嘗試選擇并綜合運用多種調查方法，例如結合觀察法、問路調查法、深度訪談和民族志田野調查等定性分析方法，可以相互補充、相互印證，有效降低問卷調查中的偏差。同時，要對樣本類型及數量作出具體說明，對數據的分析要以統計學理論為指導進行規范嚴謹統計，這樣不僅更加注重調查方式的科學性和客觀性，而且文章也會既有廣度又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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