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意義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一直以來都是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那么，如何建立中國傳統文學理論呢?
《中國的文學理論》是美籍華裔學者劉若愚先生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關于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的著作。
不同于中國學界一般按照歷史分期來梳理中國傳統文論發展流變過程的寫法，劉若愚先生另辟蹊徑，在艾布拉姆斯《鏡與燈》中把相關要素分為作品、藝術家、宇宙、觀眾的基礎上，從文學本論的層次上將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分為形而上的理論、決定的理論、表現的理論、技巧的理論、審美的理論和實用的理論六部分。
“這種做法突破了中國古典文論的研究方法，將零散的評論作綜合，排除表面上的雜亂無章，與西方文論更有可比性。
”本文不打算就此書所取得的成就與具有的重大意義進行贅述，而是要對劉先生在導論中提出的寫本書的三個目的做進一步的探討。
中國傳統文論是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孕育發展起來的，是有別于西方文論與中國當代文論的一種獨特存在。
但其材料分散在各個朝代的文學、哲學、史學作品甚至朋友書信、史傳碑志中，這種情況造成了中國傳統文論資料的雜糅性、分散性;同時中國人直觀感悟與直覺體驗的思維習慣也賦予了古代文論含蓄精煉、模糊多義的特點。
這些特點曾經在很長時間內阻礙了學界對中國傳統文論的發現與研究。
甚至，在“研究目的”這一基本問題上還存在爭議。
筆者認為，明確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的意義何在，是進行中國文學理論一切研究的基礎。
因此，從這個角度講，提出“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的意義”這一問題仍然具有當下的價值。
劉若愚先生在《中國的文學理論》的“導論”中寫到，“我寫這本書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也是終極的目的，在于通過描述各式各樣從源遠流長，而基本上是獨立發展的文學思想中派生出的文學理論。”第二個目的“是為學習中國文學和批評的人闡明中國的文學理論。”第三個目的是“為中西批評觀念較之目前更為充分的融合，鋪出一條道路。”從上面論述中可以看出，劉若愚寫這本書不僅是為了中國讀者，他的目的更多地在于使中國的文學理論走向世界，促進中西批評觀念的融合。
四十多年過去了，劉先生當年提出的三個目的是否已經實現，這恐怕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在參考劉先生觀點的基礎上，我認為，建立中國的而文學理論，還必須包括以下幾個目的：
一、使中國傳統文論擺脫“失語”狀態，平等地與其他民族的文學理論進行交流與對話
“失語癥”是中國學者曹順慶及其弟子提出并使之發展的概念，他們認為，中國當代文論不是照搬俄蘇文論，就是被西方各種文學理論所淹沒，而偏偏沒有自己的理論，發不出自己的聲音。
“其基本原因在于我們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癥。
……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的話語，就幾乎沒有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這樣一個文論啞巴當然是沒有辦法在世界文論界提出自己的觀點、占據一席之地的。
曹先生的呼喊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中國古代文論在當代的尷尬處境，給中國學人敲響了一個警鐘，讓我們更理智地看待、更深入地思考這些問題。
中國古代文論作為世界文學理論體系中的一支，與印度文學理論、歐美文學理論相比，不但絲毫沒有遜色的地方，而且“根植于中國文化土壤之中，中國古代文論有自己的思維方法、認識方式、表達方式，有一整套較為完整的理論命題和范疇體系，是具有強烈民族個性和特色的文學理論。”由此可見，發現、整理、建立有效且獨特的中國傳統文論的話語體系，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必要的。
因為越來越全球化的語境要求世界各國徹底消除閉塞的、狹隘的自然經濟狀態，從而走向更為開放、更為全面的交流和互補。
中國若不有效利用自己特有的文論資源，又拿什么去和別國進行對話呢?即使引用、借鑒再多的“舶來品”，也只不過是鸚鵡學舌罷了。
這樣下去，最終的結果只能是被他者的聲音淹沒，失掉自我立足的根基。
這種悲哀的結果是有著強烈的民族自豪感與自尊心的中國人所無法接受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走向世界、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同，并與他們進行平等對話的前提是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體系。
二、為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提供理論資源
由于歷史、政治環境的深刻影響，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經歷了由泛政治化批評到泛文化批評的階段，而唯獨忽略了文學本身的審美特質，偏離了文學批評的應有之義。
從“五四”到改革開放前的這段歷史時期，以“啟蒙”“救亡”“反封”等詞語為關鍵詞，文學批評成了眾位仁人志士改造社會、實現理想的工具，現實主義是其主題曲，更可悲的是，“不是批評家選擇了現實主義，而是現實主義選擇了批評家，而現實主義又成為社會政治的首選，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包括審美主義等，由于它們與現代性整體宏大敘事格格不入，自然也就紛紛落選了。”而到了8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批評結束了泛政治化之后又走向了泛文化化的道路：出于對前一階段批評主流的逆反心理與另辟蹊徑的考慮，批評家們開始在廣泛的世界與中國文化的聯系中批評文學，試圖從哲學的、美學的、倫理學的、社會學的角度來發現文學中的文化因素，引發了轟轟烈烈的“文化熱”。
這些現象的出現，當然與政治歷史環境有關，與俄蘇文論、西方文論的沖擊有關，但我認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獨有的豐富的文論資源沒有被充分挖掘和利用。
而零散的、經驗式的古代文論是完全不同于其它文論的一套話語模式，它蘊藉著傳統文化的精神與價值，滲透著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集體無意識，如果對其進行創造性地闡釋和生發，再運用到現代文學批評中，是不是更符合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情感體驗?是不是比所謂“舶來品”運用起來更加得心應手，更有活力和生命力?從這個角度講，建立中國傳統的文學理論，是中國當下文學批評尋找自己的傳統、自己的支撐的必經之路。
三、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題中之義
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一直以來都是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文論畢竟又是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話語表征形態，她蘊藉著中國傳統文化意識和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之文化根性的符號象征。”可以說，在中國文學豐厚土壤中孕育產生的中國古代文論幾乎概括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注重從作者所在的歷史文化、時代背景及身世經歷著手來“評頭論足”，強調文學在社會政治與人格修養中的作用;注重文學創作和閱讀中心靈的虛靜，關注作品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這又是道家文化的虛靜觀的體現;再者，中國古代文化中出現頻率很高的“境界”“靈感”等詞語，本身就是佛家用語。
由此可見，中國古代文論的概念、范疇、命題幾乎涉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面。
因此，建立中國的文學理論，有利于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更加全面和透徹的了解，使傳統文化的價值更全面、更徹底地展現在世人面前，這也許是這項工作最直接也最現實的意義。
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研究者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各種版本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出現，研究專著、文章及學術會議逐年增多，越來越多的模糊之處得到澄清。
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歷史語境的變遷，中國的傳統文學理論研究仍然面臨著許多問題與危機。
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與時俱進地建立中國的傳統文學理論體系將是一個歷久不衰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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