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西方語言哲學是語言研究的營養缽
哲學的各種指稱理論告訴我們語詞如何與世界關聯。那么，西方語言哲學是語言研究的營養缽是?
1 引言
本文將重申和展開我們長期以來的一個想法:語言哲學與語言研究的關系,就像營養缽對缽中的小苗的關系,也像搖籃對搖籃中的嬰兒的關系。
西方語言哲學是發生在西方哲學20世紀初期至70年代的那一場由語言性轉向帶來的分析革命及分析哲學的產物。它的初衷是“以語言為手段來重鑄哲學的千年老題”(baghramian 1999:xxx)。由分析革命而來的“西方語言哲學”留下了大量的經典著述,這些著述富有智慧、營養和啟發。我們將這一豐富資源稱為“營養缽”(a nutritive bowl 或feeding block),這一營養缽無意中或實際上已為語言學研究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營養,醞釀、發育和激勵了語義學、語用學、句法、翻譯論、修辭、外語教學及二語習得等語言學分支學科的創立和發展,盡管這些只是語言哲學的副產品。下文的每一小節的結尾處,我們將呈現每一語言學分支所沿承的哲學軌跡。
尤其是,我們將在第3節看到,我國一些學者從語言哲學這營養中,發掘出全新的研究方向:我們可以用新的方向和新的解答方式來引領新的語言研究和發展。這種語言研究,既吸收分析傳統的營養,又對中國當代語言研究作出新的探索。
2 從語言哲學到語言學的軌道
本節探討語言學各分支是如何從語言哲學那里發展來的。
2.1 從指稱理論到語義學
哲學的各種指稱理論告訴我們語詞如何與世界關聯。指稱問題是語言哲學中討論得最熱烈的問題。何以如此,martinich的一句話可以說是一語中的,“指稱問題的確重要,因為哲學家的典型看法是:語言與實在相聯系的主要方式是通過指稱”(martinich 2001)。這個實在(reality)就是西方哲學家時時關注的存在(being)。看人們怎么用指稱,就是看人們怎么用語言表示存在。frege的“論含義和指稱”(frege 1952/1999),russell的“摹狀語”(russell 1956),strawson的“論指稱”(strawson 1950)等等,都是哲學家對指稱問題的關注成果。他們的工作只是表明他們的觀點:“語言與實在相聯系的主要方式是指稱”。也就是說,他們為了弄清實在是什么,才對語言中的指稱感興趣。
基于同樣的理由,哲學家也對名稱與指示詞感興趣,因為名稱、指示詞與指稱相關。searle認為,每一個專名都與一組或多或少是確定的摹狀語相聯系,這組摹狀語確定一個名稱指示什么樣的對象(searle 1958)。簡言之,名稱間接指示。kripke論證說,名稱與它們的命名物直接關聯。他推斷說,專名確保在每一個可能世界中辨別出相同的個體(kripke 1972)。evans認為,無論是描述理論還是因果理論都回答“假定出現指稱,什么東西確定什么樣的對象被指稱”這個問題(evans 1973)。
關于命題態度,哲學家是這樣考慮的。“哲學家想要知道信念的對象是什么。”信念可否用一種語言學方式表述?他們認為,“信念可以有一種語言學的表述方式”(martinich 2001)。于是就出現了哲學家大量研究“瑪麗相信/知道/認為/愿望/期待(等等表示命題態度動詞)”的語句。實際上,這就是:存在某個被相信的事件(事件也可以成為對象,不是哲學家想不到這個上面來)或人。這是在用語言描寫存在。
圍繞語句的真值與詞語的意義(truth and meaning)這個項目做文章的作者及作品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舉。語句的真值問題有什么哲學意義呢?西方哲學家大致上從兩個方面來回答。第一,邏輯實證主義者有這樣的看法:一個語句僅當它具有真值時才是有意義的。然后,另一些哲學家持不同意見:語句有沒有意義不在于它是不是具有真值。若是這個語句是在做某件事,雖然它沒有真假可言,卻是有意義的語句。第二,哲學家傳統上關注于人們所持的信念或所說的話是否為真;倘若為真,那么語言似乎必須以某種方式與世界相聯系。只有語句為真,哲學家才能從語言中看到與世界相聯系的地方,而一談及“世界”就關上了西方哲學的千年老題:存在。
結論:從哲學旨趣到作為其副產品的語義學軌道。軌道1:世界的樣態→語詞如何與世界關聯+語詞/名稱/命題指稱什么→指稱理論→語義學基礎; 軌道2:世界的樣態→語詞如何與其他語詞關聯+語詞如何與使用該語詞的說話人的信念和意向相關→意義理論(指意義的真值條件理論)→語義學(作為一種副產品)。(注意:在二值邏輯的前提下)
2.2 從意義理論到語用學
2.21 二值邏輯的束縛
根據二值邏輯,一個句子非真即假。而邏輯實證主義者卻認為:一個語句僅當它具有真值時才是有意義的。于是語言中大量沒有真值的句子,如祈使句“請開門!”所有疑問句,道德判斷句“你不該那樣做”等等,都成了無意義的句子,但直覺告訴我們,這個結論顯然是錯誤的。
2.22 austin的哲學研究對語用學的提升
為了掙脫二值邏輯的束縛,austin提出“言有所述句”(constatives)與“言有所為”(performatives)的劃分(austin 1962)。前者描述事態,事態為真為假,依賴于它們是否與世界的樣態相符。后者不具有真假值,但有適切條件(felicity conditions)的限制。后來他取消了這樣的劃分,認為一切言語都是言有所為,我們說話就是在做事。searle發展和改進了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強調言語行為與說話人的信念和意向的關系。言語行為理論后來成為語用學家的經典話題,而austin等哲學家的原意不過是在為沒有真值的句子也有意義而尋找解釋的理由?。
2.23 wittgenstein的意義使用論
wittgenstein的“意義即使用”觀點認為,句子的意義在于使用,“不要問意義,要問使用”(wittgenstein 1953/1999)。也就是,他將語言意義約束在論文聯盟http://語言使用的游戲中。在他看來,運用語言是一種活動,我們使用的語詞在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意義。“想象一種語言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哲學研究》第19節)。這是當代語用學中較有影響的意義使用理論。
2.24 grice的意義理論
grice (1957)批駁邏輯實證主義的意義證實論。他認為,意義是會話雙方互動的產品,不能脫離人的交際意圖孤立地進行分析。說話人a 必須試圖使話語x在聽話人身上產生某種效果;同時,聽話人必須領會到說話人的這一意圖。交際實際上是意圖的傳遞與交流。顯然,grice把語言的意義與人的心智關聯了起來。grice意義理論一直是語用學的經典話題。
結論:從哲學旨趣到作為其副產品的語用學軌道:世界的樣態→語詞如何與其他語詞關聯,語詞如何與使用該語詞的說話人的信念和意向相關→意義理論(意義的使用理論+多元劃分+意義是互動的產品)→語用學(作為一種副產品)。(注意:沖破了二值邏輯的束縛)
比較上文提到的軌道2,才知道為何都從世界的樣態出發,卻得到了不同的結果:一個是語義學,別一個卻是語用學。
2.3 從意義理論到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的翻譯論
tarski為了最終地提出真(值)的語義理論(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tarski 1956),需要克服許多困難,其中之一是如何避免像說謊者悖論那樣的語義悖論。他的智慧是,首先區分工具性語言(a metalanguage)與對象性語言(an object language)。我們用工具性語言來談論、解釋和分析對象語言即被討論的語言的特性。為了避免自我指稱問題,他建議,“為真”、“為假”這個兩個詞應該放在工具性語言里做謂語,而不是放在對象語言里作謂語(baghramian 1999:42)。于是,對tarski的t-約定:x is true iff p,我們可以這樣例示:
“snow is white” is true iff snow is white.
此句中,引號內為對象語言,引號外為工具性語言,是對對象語言的解釋。
工具性語言概念被錢冠連(2003d)擴展,而應用到對翻譯的思考。他說,工具性語言是解釋、分析和討論對象語言的語言。也就是說,工具性語言是對對象語言的解釋和再度解釋。這是一種語言之內的解釋。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翻譯正是一種語言之內解釋關系的延伸。因此,不同語言和文化之間的翻譯是一種工具性語言的擴展觀。
直接關注和思考翻譯問題的英美哲學家有quine (1960)和其學生davidson (1970/1975)。為了搞清楚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純經驗的方式證明從一種語言譯為另一種語言的問題,quine提議應研究最原始翻譯(radical translation)的情形,即“迄今為止從沒有接觸過外界的人的語言的翻譯”。 他把翻譯場景拉遠到一個文明世界首度發現的原始部落,假想一個田野工作的語言學家,試圖翻譯該部落的土著語言,通過對這種情形的考察,我們可以弄清楚,翻譯的要求和條件是什么。davidson將“最原始的翻譯”擴展為“最原始的解釋”(radical interpretation),以包括同一種語言之間的解釋和理解。要理解某人的語言,必須依賴雙方具有相同的對世界的看法,這就是davidson,quine 所稱的“信念溝通原則”(principle of charity)。davidson論證,如果我們所知道的全部就是說話人認為是真的句子,而且,如果我們不能設想他的語言就是我們自己的語言,那么,我們連翻譯的第一步都無法邁出。既然對信念的認識來源于解釋詞的能力,那么,我們從一開始便必須假設存在著普遍的一致。因此,信念溝通原則便是認定某人具有某種信念心態的前提條件。
結論:從哲學旨趣到作為其副產品的翻譯論:軌道1:語義悖論→對象語言與工具性語言的區分→解釋關系(同一語言之內解釋)→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的翻譯→翻譯論(作為副產品);軌道2:翻譯手冊→最原始的翻譯→解釋(早先不知道的外語的翻譯)→(學習/翻譯/解釋一種語言的要求和條件)→翻譯論(作為一種副產品)。
2.4 從哲學研究到作為其副產品的句法
結論:從哲學旨趣到作為其副產品的句法軌道:dummet的軌道:哲學的目的→思想結構的分析→通過對語言的分析(作為思想的工具)→句法(作為副產品)(dummet 1991);russell的軌道:傳統的哲學問題→哲學句法的功用→句法(作為副產品);錢冠連的建議:句子的結構→宇宙的結構→思想的結構→語言、宇宙、思想三者的同構→語言全息論→句法(作為一種副產品)(錢冠連2003a)。
3 受分析傳統的語言哲學啟發而產生的新的語言學發現
我們應該充分挖掘與利用西方語言哲學資源中的營養與智慧,以新的視角去關注如何將語言問題和現實的外部世界、人的行為、社會交際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起來。這便是所謂的節外生新枝。下面是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幾個例示。
3.1 純分析性考試模式危害外語教學
這個問題,對于處在相當迷信現代化考試手段(純分析性考試,即打鉤鉤、畫圈圈)的中國外語人,是聽不進去的。我們曾經在多種場合指出:還是要整合性考試,純分析性考試弊大于利(錢冠連 2003b)。如果我們搬出著名哲學家的話便是:“現在存在著一種很大的壓力,競相利用新的教育技術,借助最新的科學發展來設計課程與教學方法……這些方法可能加害與扭曲創造能力的正常發展,因為這些方法削減了呈現在愛探索的頭腦面前的這些材料的范圍與復雜性,把行為放在一些固定的框框之內限制起來了” (chomsky 1972, baghramian 1999: 295)。
難道,搞掉人的創造能力就是現代教育的目標嗎?
3.2 修辭新論
猜想:凡是語言使用過程中,涉及呈現方式、描述屬性與認知活動時,必涉及修辭活動。修辭可以是一種哲學活動:(1) 從尋找不同的呈現方式與不同的認知內容出發(frege 1952, 1999):土豆(埋在土里的黃豆,比喻),洋芋(從南美洲輸入的芋狀植物,報告來源),洋芋就是馬鈴薯(像掛在馬脖子下的鈴,比喻);(2)從轉貼于論文聯盟 http://
描述(摹狀)事物屬性與交待事物指稱出發(russell 1956):“打不倒的矮個子”(形象比喻與堅強比喻);(3)從討論事物的非嚴格(非固定)指示記號出發(kripke 1972/1980);(4)從工具性語言出發(tarski 1956);(5)從認知相似性出發(wittgenstein 1953/1999):這里的修辭用法的機理是:選擇了一個既相似又偏離于原型的最新最巧的表達式,如“豬腦袋”形容愚蠢如豬;(6)從尋求命題事態出發;(7)從尋求語言與存在之間的關系出發:“猴子探海”:我們是在欣賞像猴子的巖石,還是在欣賞導游的語言藝術(錢冠連 2003c)?
3.3 后語言哲學路子
分析哲學家本來是用語言分析解決形而上學的千年老題,我國一批語言哲學博士從分析哲學的老問題中,充分挖掘與利用西方語言哲學資源中的營養與智慧,以新的視角去關注語言問題和現實的外部世界、人的行為、社會交際與日常生活。他們用這種節外生新枝的辦法,解答了一些頗有意義的哲學問題。例如,《在語言中盤旋——先秦名家“詭辯”命題的純語言思辨理性研究》(劉利民2007),這個研究以語言性認知操作三模式論為框架,對先秦名家的思想命題進行了分析,提出了一種新解釋,引起了我國哲學界的充注意。又如,《咖啡的芳香:論感覺經驗的不可說性》(梁瑞清 2007),該文在對不可說進行概念分析的基礎之上,指出傳統的不可說問題其實是指感覺經驗的現象屬性以及感覺話語的現象意義具有弱式不可說性,提出了語言地圖說、感覺話語的意義三分說和經驗網絡假說等原創理論。又如,《明達語言維度觀及其哲學關照》(王愛華2007),這個研究在前人從哲學和語言學路向對明達語言(metalanguage) 研究的基礎上建構了明達語言維度觀 (a dimension view of metalanguage),并以此視角審視語言哲學里的三個重要而又具有爭議的話題:(1)語言與實在的關系;(2) 語言與心智 (mind) 的關系;(3)語言的不完備性。對每一個話題,本文 都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4 結論
顯然,哲學給語言學研究提供各種極為豐富的營養,正在一個一個地變成語言學成果。我們可以注意如下兩條:第一,你(哲學家)從句法分析里得到世界的道理,我(語言學家)從哲學句法分析里得到語言的道理。語義學、語用學、句法、翻譯論、語言習得理論……就是這樣形成的。我從你那里揀到了便宜。可以預言,還會有更多的哲學問題直接或間接地變成語言學領域里的新源頭。第二,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獲得了智慧,而這智慧使我們的語言研究視野越來越寬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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