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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承父業又何妨
子不承父業又何妨
創業資訊——部分富二代熱衷于在“虛擬經濟”中發掘機會，恰與其父輩在制造經濟中發掘市場機會一樣，是一種企業家精神的體現，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支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一部分人捕捉到了各種機會，擺脫貧窮發家致富。歷經30余年之后，先富起來的私企業主漸次面臨如何交班的焦慮。
近日，上海交大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18%的富二代愿意并主動接班，而有82%的富二代不愿意接班，他們中的一些人如同國內大學生熱衷當公務員一樣，當官成為其理想；同時，富二代目前更鐘情于虛擬經濟，對VC、PE等投資方式感興趣，少有人對實體經濟感興趣。
關注優勢群體確為審視中國社會階層的流動彈性、社會活力等，提供了顯性注腳。不過，這觸動的是一種復雜而糾結的兩難心態：
一則，子承父業是富人的利益訴求，也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且正是這種社會心理使社會趨向穩態，甚至固化。畢竟，財富和事業的代際相傳，既是上一輩期待自身價值和事業的延續，又是后代事業發展成本最小化的捷徑——子女可充分利用父輩等積累的經濟社會資源。這種子承父業的慣性力量無疑是把社會拉向穩態的主導性力量；
二則，子承父業客觀上導致了下一代在起點上的不平等，固化社會階層的流動彈性和社會活力，使社會惰性化，并演繹出社群固化的身份定位，進而容易觸發身份與暴力的社會撕裂。
因此，為打破代際不平等，社會又普遍希望通過開征累進制的遺產與贈與稅，以稀釋社會階層間的固化，增強社會彈性和活力。
當前上海交大的這份調查報告，在字里行間透露著既希望增強社會流動彈性，又擔憂子承父業斷裂的這種糾結。如對八成以上富二代不愿接班并熱衷于當官，報告隱現出的是一種憂慮和傷懷。畢竟，相對于普通群體，富二代既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和知識培訓，同時其家庭又具有較大的經濟社會資源調動能力，這些特有的社會優勢很容易加劇普通群體的不利地位，即縱然目前公務員考試是進入仕途的主要途徑，但各地公務員考試體系不斷脫穎的自由裁量空間，以及日益顯現的“子承父業”的官二代等，無疑引發社會對官商社會階層閉環式趨勢互動的焦慮，從而使普通社會階層身份固化，缺乏彈性。
而該調查報告對富二代鐘情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興趣不足的擔憂，則表達出對產業空心化的憂慮。
然而，我們對該調查報告的立場和分析框架不敢完全茍同。
具體而言，八成富二代不愿接班，甚至部分人把當官作為理想，并無可厚非，而且恰恰反映出社會存在階層流動之內生基礎和訴求，而這恰是需要各界正視和反思的現象。
應該說，社會勞動或人才資源的流向是與經濟社會資源流向相互印證的，兩者不會出現顯著的流向斷裂。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各階層流向非公領域，如官員紛紛下海經商，是增量改革推動了經濟社會資源向非公領域聚集；那么當前各社會階層都趨向于流向政府和國企，則源自于目前經濟社會資源已開始過度向政府和國企聚集，從而對非公領域產生明顯的擠出效應。
隨著國內要素資源自足率降低，人口老齡化下儲蓄率下降成為常態，巨額經濟刺激計劃加劇地方政府債務負擔，以及內外需的突出不確定性，經濟社會資源越發集中于分配性而非財富創造性領域。這種經濟社會資源過度向政府和國企集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導致勞動力布局向政府和國企傾向，從而出現千軍萬馬過公務員考試獨木橋之局面。富二代不過是參與其中而已。
因此，當前需推進市場化改革，打破壟斷，重新啟動政府和市場邊界變革，方能有效改變各類資源過度向財富分配性領域集中的趨勢。
與此同時，當前應正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多數富二代缺乏對實體經濟的興趣，不能簡單地認為富二代相比父輩已沒有了吃苦耐勞的品質，而是目前的市場機遇趨向于交易性主導的服務領域。這是社會分工精細化和專業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經濟發展的必經過程，同時也是上一輩自有知識和經驗匱乏的領域。
事實上，一國經濟越發達，社會分工越精細和專業，經濟中的服務交易成本越高；而當前的數字革命等，進一步深化了流通和交易革命，甚至打破了邊際成本遞減的傳統模式，顛覆性地出現邊際成本遞增的新模式，如電子商務、物聯網等。這種交易領域的技術革命，如同產業領域分工社會化導致制造成本下降而交易成本上升一樣，數字技術革命極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和信息傳導效率。
因此，技術革命對交易服務領域的革命性改造，無疑給各階層帶來了新的投資創業機會，并使“智本”資源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高于單純的資本，即“智本”支配資本，不斷涌現的PE和VC等就是這樣。部分富二代熱衷于在“虛擬經濟”中發掘機會，恰與其父輩在制造經濟中發掘市場機會一樣，是一種企業家精神的體現，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支撐。
有鑒于此，質疑部分富二代鐘情于虛擬經濟，恰是一種路徑依賴的理性自負，是未能有效領會經濟發展脈象的表現。畢竟，僅基于產業退化或不能確定的空心化，而呼吁富二代把資源留在實業經濟中郵輪圃煲擔喚霾豢晌豢扇
當然，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電子商務等服務經濟越發明朗的投資機會，也將有助于增加社會流動彈性和活力。如隨著新經濟領域顯示出較大的投資機會，具有高智力資本的普通群體具有了較高的創業致富機會，從而增加了各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那些不熟悉新經濟領域的富人，則要么在新經濟沖擊下被淘汰，要么借助其積累起來的財富，以PE和VC方式參與投資，分享新經濟的增長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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