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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警惕宏觀政策尚未解決的創業問題
“我們不能苛求于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不可能解決全部的問題，但從長遠角度講，宏觀經濟政策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卻制約著中國經濟健康、持續、穩健地發展。”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著名經濟學家李義平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這一點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足夠重視。
“雖然當前啟動內需的政策針對性很強，就是千方百計地啟動內需，保持GDP8%的增長速度。”李義平分析稱，但是當前宏觀經濟政策并沒有有效地解決以內需、主要是消費需求拉動的良性的經濟增長機制的建立的問題。
內需的、主要以消費拉動的內在機制可以使一國經濟處于平穩健康的發展狀態，但卻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需要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因此不是一蹴而就的。
“相對于啟動內需，相對于‘保八’，政府支持的投資拉動確有立竿見影，刀下見菜的效果，然而經濟一經啟動，接下來需要靠內在機制支撐發展的時候就會馬上捉襟見肘。當內在機制作用不力的時候，要繼續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就需要繼續投資。”李義平認為，由于內在機制作用不力，從而稅源不足，繼續投資就不得不舉債，就很難不發生通貨膨脹。
李義平同時指出，應該看到宏觀經濟政策沒有有效解決企業活力的恢復。政府支持的投資是花錢的，企業是掙錢的，是創造社會財富的。當然，政府支持的投資對企業活力的恢復是有積極作用的，但企業的活力取決于更多的方面，例如公平競爭的環境和企業的應變能力等。于是，我們不僅要看GDP的增加，還要看增加了的GDP是來自于企業的活力，還是來自于政府的投資。
再有一個，旨在啟動內需的宏觀經濟政策沒有有效解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提升，相反有可能使這個問題更嚴重了。
“危機通常是調整和提升經濟結構的極好時機，因為落后的產能可以借機淘汰。經濟結構的調整和提升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三次產業革命就是三次結構提升。上世紀70年代日本面對石油危機的結構調整，80年代面對日元升值的調整，以及韓國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調整都是經典案例。然而，在我們的啟動內需中，確實存在著以往由于污染、由于低層次重復建設不能上的項目通過重新包裝倉促上馬的現象，從而使結構問題更嚴重了。”李義平表示，在未來的結構調整和提升中要把政府指導和市場選擇結合起來，政府可以高瞻遠矚地指引方向，真正的選擇還是讓企業、企業家去決定。
“比爾·蓋茨不是選擇得很好嗎？柳傳志不是選擇得很好嗎？馬云不是選擇得很好嗎？面對市場的時候，企業家更聰明。”
最后一點，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更著重于眼前的增長和發展，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用不大，而這樣的體制對經濟健康平穩發展非常重要。
李義平告訴記者，欲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當前急需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合理界定政府發揮功能的范圍和程序，政府可以解決問題，政府也可以產生問題，政府過度地、頻繁地甚至用行政性的手段干預經濟，本身就容易產生不穩定。頻繁地干預經濟形成了企業與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博弈，企業要揣摩宏觀經濟政策的動向而不是市場的態勢和走向，這是十分尷尬的，是不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的。
二是要解決國有企業的合理邊界問題，不能“國進民退”，中央的政策雖然沒有國進民退，但在一些地區，一些行業確實存在著國進民退的現象，甚至用強硬的行政手段進行。
這種做法不符合十五大以來黨的文件中關于國有資本的戰略性調整、有進有退的闡述，也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是一種倒退。
“在進一步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中，應當把近期的目標和長遠發展結合起來，把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結合起來。”李義平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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