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聯的起源

對聯的起源

    對聯形式短小，文辭精煉，是一種特殊形式的詩，是一種優秀的文化遺產，是一種高度概括和集中的文藝形式，它講究對仗工整，遣詞典雅，寓意深刻，規格嚴謹。

　　對稱及平衡，是先民美學觀點中最為突出的一點。在生產工具（打制石器）時便已顯示；在文字創造方面，同樣顯示著這一審美觀。從已發現的公元前四千年的'半坡遺址出土垢陶器上的刻畫符號來觀察，這些符號也經常成左右對稱。八卦是我國最早的極為規則的、非常講究對稱的刻畫符號。卦象的外形到內涵（從形到質）都體現著“對稱”的審美觀。在語言文字的表達上，這種審美觀便表現為對偶句。《文心雕龍》有言：“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對偶這一修辭手段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并運用的修辭手段，它和象聲是孿生兄弟。

　　對偶不只是簡單的字面、詞義相配成偶，還要求分量相當，不能畸輕畸重。其例，不勝枚舉：

　　“斷竹續竹，飛土、逐肉”（《風雅逸篇》）；

　　“清廟穆兮承余宗，百僚肅兮于寢堂”（《神人暢操》）；

　　“寧為雞口，勿為牛后”（《古今諺》）；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列子》）；

　　“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老子》）；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論語》）；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孫子》）；

　　 屬于詩者則有：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獄？”（《詩經》）；

　　“名余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楚辭》）；

　　由此可見，先秦時期的文字甚至口頭語，都很自然在運用了對偶句。但在形式上尚無有意雕琢，劉勰說：“唐虞之世，辭未及文”。此后形成駢體賦。進入南北朝后期，對偶句的運用便已經精雕細琢了。www.3lian.com/

　　與劉勰同時的沈約提出“四聲八病”的主張之后，詩歌創作漸趨嚴謹的格律化，詩歌有了格律要求并越趨嚴密精細。在詩中，律詩的對偶句用上了“對仗”一詞。

　　在格律詩形成的同時，詞已萌芽、發展，自然而然地引進了格律，又向著長短句發展。到北宋，詞的創作格律已經十分精熟，只是仍較短小。到柳永和蘇軾手中，詞牌陡增，題材面大擴展，表現方式大為豐富多樣。詞到盛時，曲已興起，造語選詞，較貼近民眾。詩詞曲都給對聯以極大的影響。隨后的雜言又大量用入對聯，除竭力講究典雅這外，成為主流的，則是以淺近的文言文或以口語入聯，達到了雅俗共賞的地步，得于在民間扎根，在深入民間的同時，又從俗語、俚語、諺語、謎語等處汲取營養。

　　假如說對偶句是對聯的原質，那么它是在詩歌、駢賦中孕育而成的，是不斷經吮吸詩、詞、曲、賦的乳汁而成長。特別是深入民間后，融合謎、諺、俚、俗語等，成為一種上至宗廟、朝庭、下達至卑、至穢處所都能使用的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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